3.1.從軍營走來的曆史文化尋根者
李存葆，男，1946年生，山東省五蓮縣人。初中畢業後回鄉務農兩年，於1964年入伍。曆任戰士、指揮班長、排長、新聞幹事，1970年調濟南軍區文工團任編導，1986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曾任濟南軍區政治部創作室主任，1996年8月調解放軍藝術學院任副院長，兼《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主編，1997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他最初以詩歌創作為主，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以來，在小說、報告文學、電影劇本、散文創作中均有建樹。新時期以來，已發表200餘萬字的文學作品，曾40餘次獲省級以上文學獎，10餘次獲全國、全軍級文學獎。他的報告文學《將門虎子》獲1979年總政頒發的創作一等獎；他參加創作的舞劇《火中鳳凰》獲國務院文化部頒發的建國30周年創作一等獎；報告文學《金銀夢》獲1982年全軍優秀作品獎。其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分別獲全國第二屆、第三屆優秀中篇小說獎，並兩次名列榜首，這兩部作品同時獲全軍“八一”文學大獎。他參加了電影《高山下的花環》的改編，獲全國第五屆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長篇報告文學《大王魂》、《沂蒙九章》均首發於《人民文學》上。《沂蒙九章》是《人民文學》創刊以來首次用整本刊物的篇幅刊登一部作品。這兩部長篇報告文學曾被多家報刊連載選載。就連從不選載報告文學的《小說月報》和《中篇小說選刊》，也都全文選載了這兩部作品，最終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近30萬字的散文集《大河遺夢》獲全國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李存葆的小說被譯成英、法、日、俄等多種文字。1989年美國嘉蘭德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學叢書中，收有《高山下的花環》。多年來，李存葆常參加中外文化交流活動，1986年曾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赴美參加中美作家對話會，1992年曾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率團出訪日本。也曾兩度到香港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李存葆主攻散文創作，先後發表了《我為捕虎者說》、《鯨殤》、《大河遺夢》、《祖槐》、《沂蒙匪事》、《飄逝的絕唱》、《鑽石與命運的對話》、《國蟲》、《東方之神》、《霍山探泉》、《綠色天書》、《最後的野象穀》、《永難凋謝的罌粟花》等少則萬言、多則四萬言的大散文，且都無一例外地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選刊》、《新華文摘》等報刊轉載。僅《散文?海外版》在近些年就轉載了李存葆的20餘篇散文，達30萬字。《中篇小說選刊》為饗讀者，不顧體裁局限，也多次轉載李存葆的大散文。連續六年“中國散文年度排行榜上”，李存葆都赫然在列，名列三甲。
人性生態和自然生態是李存葆散文創作的兩大“母題”，多寫大主題、大題材、大感情。有評論家認為：“李存葆善於利用大的場勢探幽發微，縱橫古今，以翔實的生活素材和恣肆橫溢的才華展現出了一幅幅社會、曆史、自然的畫卷，這些畫卷流瀉出胸羅雲霞、氣舒江河的漢賦魏風，讀之可感論文之宏呂，美文之精瑟。”評論家閻綱認為：“李存葆的散文集史、識、情、理於一身，是大胸襟，大境界，大手筆，文如萬斛泉湧，有史之誠信，思之深邃，詩之精當。”評論家王幹在評論中寫道：“李存葆的大散文不隻是長度上的拓展，而是對激情、知識、意境全方位的‘擴容’，李存葆散文骨子裏的那種壯美是當代文學的稀有金屬。”還有評論家認為：“李存葆的散文創作可以說是在‘寫什麼’和‘怎麼寫’這兩個維度上均實現了重要突破。”“李存葆對漢語散文的貢獻還在於追求話語的陌生感，他力求回避被日常生活銷蝕了審美效應的詞語，自煉丹爐，讓無知覺的漢字脆響出鐵馬冰河。”
3.2.文化尋根――李存葆的尋根意識和探究精神
李存葆的筆觸由小說轉向散文，原因在於他對生活的觀察視角和切入點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他認為，“真”是文學必備的品格，真情實感是一切藝術賴以生存的根基。散文應該更貼近中國人的生活，也應該更關注人類麵臨的生存危機與種種困境。散文裏應該有情感的濃度，哲學的深度，他提倡的是充滿文化含量的“大散文”。在他的散文中，“人性生態”和“自然生態”是兩大創作母題。而對人性生態和自然生態的描述，李存葆不是停留在某些現象上，而是深入曆史，尋根探源，凡事都要找到根本，這就構成他的散文的突出特點――尋根意識和探究精神。
李存葆在《沂蒙匪事》後麵的贅語中說：“小說是人類創造的偉大的謊話，散文貴在真實。如果說好的小說家是作家從千萬噸生活的礦藏裏提煉出的幾近‘謊話’（這‘謊話’有時比真實更真實），那麼，以真人真事為特質的散文，卻排斥作家的虛擬性。特別是寫曆史題材的散文，一旦存有情節和細節的虛構，作者不僅會失卻了曆史的責任感，也會被熟知你所描寫的那段曆史的讀者嗤之以鼻。”。李存葆在這裏指認了一種真實，曾經發生過的眼睛看到的真實，他在《也說散文》中還指認了另一種真實，那是心靈的體驗的真實，並可看到他那悲憫的入世情懷，他說“因為散文不僅僅是茶餘飯後的奢侈品，也不僅僅是一種花瓶式的點綴。散文貴在真誠，散文必須與小農經濟生發出的烏托邦意識絕緣，散文應避開無病呻吟的痛苦狀，也應遠離那種甜得令人發膩的小布爾喬亞的矯情――我們的散文應該更貼近中國人的生活，也應該更關注人類麵臨的生存危機與種種困境。散文裏應該有情感的濃度，哲學的深度，應該有作家的正義和良知。”
正是這種認識，他在寫作散文的時候，就特別注重實地考察，注重文有出處。也許就是這種認識，他的散文就突出了尋根意識，突出了探究精神。
李存葆的散文屬於文化大散文，他也是在曆史名人和文化史跡中展開散文相似思維的，與其他作者不同的是，他突出了生態尋根意識。他拜訪洪洞祖槐，追問白鸛的消逝，尋訪沂蒙匪事，在西廂對月，與關公對話，傾聽蟋蟀的鳴叫，他揭示的是文化古跡與文化名人的人性生態文化內涵和對當代自然生態思考的意義！在他的作品中，處處可以看到作者夢魂深處在不斷追索我們民族文明的根源，探尋人性的正義，渴望找到理想的生存境界。他的寫作不但給我們描繪出古代傳統文化的來龍去脈，能夠讓我們看到事物的根本或本來麵目，而且讓我們看到目前生存的現狀和人類發展的未來。雖然敘說的是自然和曆史，但不是遠離我們生存狀態和布滿蛛網的塵封的死去的記憶，是曆史又是現實，這樣，他的散文就不是掉書袋，我們看到的是作者的良知和心靈的高度。
從自然生態的角度上，我們看到《鯨殤》裏描述那鯨魚集體自殺的場麵，是那麼的驚心動魄又那麼引我們深思：“當有鯨因病、傷擱淺，而??發出求救信號時，其他鯨會突遊猛衝，風檣陣馬般趕來，情願同病鯨一起擱淺，若病鯨不能得救，其他鯨絕不棄而不顧，即使被人們一一拖回深海，它們一定會去而複返，甘願同病員彩號相?以濕，相濡以沫，直至同赴泉台，共吻死神。當代獵鯨者利用鯨這種互救的美德，有的故意刺傷鯨群中的一兩個成員，迫使群鯨擱淺；有的在深海中用儀器模仿臨危鯨的求救信號，引鯨自來以捕獲。曩時劉、關、張結義桃園的情誼，向被傳為佳話，然比之於鯨，卻未免遜色。”這裏，作者對鯨魚的描寫已經人性化了，鯨魚的群體意識與人類的集體精神是相似的，作者在這裏用桃園結義的典故與之相比，突出了鯨魚的同生共死、不棄不離的群體意識。然而，人類就是利用鯨魚的這種互愛互助精神，在欲壑的驅使下，對鯨魚進行“他殺”，並逼迫“鯨魚集體自殺”，麵對無告的鯨類，李存葆在探索了捕鯨的曆史根源後如是說“如果說人類在17世紀格陵蘭捕鯨時代就拉開了毀滅鯨類的悲劇序幕，那麼當今海洋的汙染便抵近了這幕悲劇的尾聲；如果說鯨類‘集體自殺’僅是人類擬人化的表述，那麼人類便是直接和間接‘他殺’鯨類的殺手。鯨類的‘集體自殺’應是對人類無聲的抗議，這無聲的抗議分明在告誡人類，它們不過是生態失衡的最先犧牲品，麵對大自然，人類若再不慚德愧行，遏製無邊的欲海，那麼，人類無疑也在進行著一場慢性集體大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