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軍人的執著――李存葆的文化尋根和曆史探源(2 / 3)

由鯨魚的自殺引申出人類的集體自殺,這是對自然生態思考的結果。麵對自然生態的被毀壞,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是不會袖手旁觀的,李存葆終於發出了自己的呼喊:人類的欲壑應該受到節製。從看到鯨魚集體自殺的報道,李存葆就不相信鯨魚會集體自殺,他深入探究,遍查資料,分析判斷,終於發現導致這種自然生態悲劇的罪魁禍首――人,是人迫使鯨魚集體自殺。李存葆不是把一切自然生態災難看成與自己無關,不把鯨魚的遭遇看成和人類無關的悲劇,因為他知道自然生態與我們的生存息息相關。從這裏,我們看到了李存葆的自然人文情懷和他的人道主義精神高度。他在散文寫作中,對自然生態災難深入探究,尋找根源,發出呼喊,讓人自醒。這種聲音在中國當代散文領域是獨一無二的,具有振聾發聵、驚世駭俗的深遠意義。盡管古往今來,有很多誌士仁人都在關注人類的生存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但是,在李存葆雄奇的筆下,我們讀出的是悲壯,是一種對自然生態曆史的尋根思考,是一種對人類行為的自我反省,相比之下,我們對鯨魚的不幸感到悲壯,對人類的不義感到憤慨。作者對鯨魚命運的思考,對自然生態的保護意識,既是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也是對人性進行一次深入的“自我審視”。

《大河遺夢》裏,作者對自然生態被破壞產生的憂患,使得他的思緒上下追索,從令人驚駭的黃河幹涸、袒露著一絲不掛的醜陋寫起,天文地理、曆史文化、激揚文字、追索淵源,以一位作家對生態環境的極度關注展開散文相似思維,縱橫開闔、四射八荒,充分展示了作家對遠古以來的黃河文化或中華文明的追索關懷與渴望振興的赤子情懷,也顯示了他對人類未來的關懷和呼喚。

從人性生態的角度上,我們從李存葆的散文裏,感受到了對生命尊嚴的追求和對醜惡人性的指斥,也感受到了他的痛苦和無奈。在作者眼裏,人類很多美好的東西正在逐漸消失,無論是黃河斷流、鯨魚的集體自殺,白鸛的消失,以及愛的絕唱,都讓我們感受到了他的蒼涼和悲憫。作者發現在中國曆史上,除了正史記載的悲劇之外,民間還有多少悲劇故事未被記載?我們今天隻看到五千年中華文明,而很少有人看到,在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中,有多少醜陋的靈魂為了生存在不斷上演著人性的悲劇?李存葆反複強調自己要寫出真實的曆史,真實的生活,並且用真實的心靈來寫作,他要挖掘出埋藏在曆史中的人們的生存苦難和鮮血,挖掘出文明背後隱藏的人性醜陋,讓現在的人看到每個人內心都可能具有的醜陋的欲望和可怕的靈魂。隻有意識到什麼是醜陋,才能真正珍惜美好的事物,才能發展美好的精神家園。

李存葆在《沂蒙匪事》裏深入考察了沂蒙山區的土匪曆史,他發現在一定時期,官匪一家,共同成為老百姓生存的毒瘤。而他寫土匪,主要是通過土匪的殘暴透視人性中隱藏的醜惡,而這種醜惡人性來自於人們生存的艱難和悲苦。這樣,他的思考就不僅僅是對土匪罪行的鞭撻,而是對人性的關注,對人生存的終極關懷。為了讓他的作品具有真實感,李存葆踏遍了沂蒙山區的每一個角落,“《匪事》中所記述的每個人物,每個情節、細節,乃至每個地名、村名都是真實的,我都努力作過考證。”(李存葆語)所以,我們在李存葆的作品中可以讀到這樣的細節:土匪饃饃劉攻破一個山寨,他的手下陣亡一個小土匪,燒殺完畢,他在準備掠走的青年婦女中,親自挑選一位俊俏的處女,抓雞般地活活放入棺材,用粗釘牢牢將棺木釘死,與死去的土匪一起埋葬;土匪把那些膚白乳大女人的衣服剝得精光,將鈴鐺係在她們的豐乳上,讓她們擀麵條,鈴聲叮當,土匪淫笑;把受刑者用土埋至胸口,眾匪策馬在刑場來回奔馳,僅露出頭部的受刑者血壓升高,馬蹄擊頭,血噴數尺……這些細節已經成為過去,而且曆史上是沒有人記載的,它僅僅存在於民間,存在於被現代文明遺忘的蠻荒山區。作者把這些東西挖掘出來不是欣賞,而是感受到了人性的醜陋,感受到人的生存如果到了最危險的地步會瘋狂到什麼地步。土匪,就是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亡命之徒,生存絕望使得他們在他人的苦難中尋求刺激,這是生命的原始本能。當讀者對此發出詛咒時,作者的描述才能顯示出其用意:珍愛生命。當然,人性的醜陋或美好,是由生存環境決定的。《沂蒙匪事》已經成為曆史,今天的沂蒙山區一片欣欣向榮,人們生活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而為了避免曆史的重演,把過去的醜陋揭示出來,讓人們意識到隻有徹底創造美好的生存環境,才能杜絕人性的醜陋。

土匪是人的生存困境的產物,當人富有之後,是否就自然懷有仁愛之心了呢?在《飄逝的絕唱》裏,李存葆把中國畸形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方麵有錢人可以窮奢極欲,為所欲為,把自己淩駕於其他生命之上;另一方麵沒錢人則失去一切尊嚴,為了生存,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在這篇散文裏,作者從中國曆史中挖掘出了又一個人性醜陋的傑作:人體盛。所謂“女體盛”,就是將處女的胴體作為菜盤,也就是用人體來盛菜。這人體菜盤必須反複沐浴,再用冰水衝淋,然後仰躺在餐桌上,食物擺放在處女的胴體的任何部位,饕餮之徒邊吃邊品評處子的姿容顏色……在《飄逝的絕唱》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出人性的美與醜的表演:身體的美和靈魂的醜,欣賞者的美感是建立在展示者靈魂扭曲的基礎上的,這種美感也就變成了醜惡。李存葆從王昭君、《西廂記》裏看到人類女性的美,他讚美這是上蒼的傑作。然而這傑作卻成為權力和金錢玩弄、掠奪和霸占的對象,而美女們的沉淪,又給我們看到人類生存的陰暗和悲涼,“當一些靚女把自己的美色當作盛宴,讓金錢這個‘食客’盡情饕餮時,上蒼賜給她們的那青春的富有便淪為精神的貧窮。她們用金錢為自己打造的巢穴實則成了埋葬自己靈魂的墳墓。在這墳墓裏,沒有泥土的清香,沒有碧草的芬芳,她們少女時代的那一片純真,一份希冀,一縷情思,一聲祝福,全都深埋在這裏。她們的軀殼雖寄生在這‘墳墓’裏優裕地活著,但心靈之花卻過早地枯萎了。”在《飄逝的絕唱》裏,李存葆對人性的思考是深刻的,是有現實意義的,他歌讚鶯鶯和張生的那金子般的愛情,因為他們的愛情不是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是純潔無瑕的,是人性美的結晶。而他之所以稱其為“絕唱”,是因為在金錢支配的世界裏,這種愛情已經很難繼續了。美色成為金錢的奴隸,僅僅滿足有錢人的欲望,而失去了其真正的價值。作者對美的思考是痛苦的,也是無奈的。但是,對人性醜陋的考察,最終會讓人們覺悟,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中國人的醜陋,魯迅小說裏有表現,柏楊先生有專論,而中國人的玩性實在也值得反思,李存葆的《國蟲》,把中國人的玩物喪誌表現得非常充分。《聊齋誌異》裏寫的蟋蟀,讓人對下層老百姓的生存艱難有了深刻的認識,但是,李存葆把蟋蟀稱作為國蟲,實在是有黑色幽默之感。作者認為自然界最富靈性者,莫過於鳴蟲天籟。這些蟲子的叫聲大小、高低、粗細、緩急,千變萬化,無處不在,述說著對自然的感應。於是,作者從中感悟到天地自然、人間興替,詩意美感。李存葆在蟋蟀的曆史中看到了人情,看到了曆史的興衰,把天地自然、人類社會勾連起來,表達其中的文化感應,揭示其中的文化內涵,充分顯示了作者散文相似思維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