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愛因斯坦就像一個“老頑童”，即使他真的生病時也不忘自娛自樂。範圖娃的日記中寫道：“（晚年）愛因斯坦的健康開始惡化，可是對於自己最大的愛好——駕駛那條近乎原始的小船出航——卻依然樂此不疲。他的心情從來不會像那時一般開朗。”
範圖娃曾將一些與愛因斯坦私人（也涉及她自己）有關的珍貴資料出售給了一個靠得住的人——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前館長吉裏特·G·格裏芬。1992年，格裏芬又將它們無償捐獻給了圖書館，一直等到範圖娃交代的期限——1996年才開封。不過當時人們還不知道日記的存在。格裏芬說：“讀著她留下的那本日記，那些陳年往事不禁曆曆在目。也是人們對於愛因斯坦會有一個清晰的了解。”
格裏芬回憶道，愛因斯坦在世時，曾多次邀請他共進晚餐，他幾乎每次作客都可以看到那裏的常客範圖娃，由此可見愛因斯坦與範圖娃的關係不同一般。
愛翁直到死後還在為範圖娃操心：他在逝世前，將統一場理論的演算草稿密贈於她，以備不時之需。他從未送過第二個女人如此珍貴的禮物。因為這不僅是示愛，而且是顧及她將來可能產生的經濟問題。他為她所寫的幾首情詩，其手稿也當作如是觀。
格裏芬說，愛因斯坦同意範圖娃記下他們之間的談話，因為他知道她家境比較困難，他們的談話也許會使她在經濟上多一份保障。他還送給她他關於統一場理論的手稿和他寫的詩。格裏芬說，他們之間的談話生動地顯示，愛因斯坦是個多麼“智力超群、謙虛熱情的人”。
格裏芬說，愛因斯坦寫詩給範圖娃是為了讓她振作起來，因為他覺得她對生活的看法太悲觀。
有一首詩是在他多日沒見到她的情況下寫的：
漫長的寂靜使我精疲力竭，
但願你能看到，
在我的大腦裏有個小小的閣樓，
那裏永遠藏著對你的思念。
1953年有一本關於布拉格的書出版，書中有許多美麗的照片。愛因斯坦買了送給範圖娃做生日禮物，還題上：“為彼此的鄉愁”。
就文化而言，在普林斯頓的愛因斯坦，他的心靈不啻是流落在異鄉。從前那種與普朗克、勞厄、哈伯時時刻刻撞擊出靈感的日子不再，如今死的死，散的散，他所能拚命維護的，隻是一個用德文模擬出來的虛幻的影子：每天早上一起散步到研究所的好友哥德爾、中了風的妹妹瑪雅、從德國帶來的秘書杜卡斯。而外麵的環境則是風聲鶴唳的麥卡錫主義，給一生追求自由自主的愛因斯坦刻下了更多的傷痕。
此時，比愛因斯坦小了22歲的範圖娃，款款地從昔日歐洲的光輝中走來，她在新大陸學會了獨立適應與自力更生，卻仍有舊大陸的風采，為孤獨的老人，在寂寞的午後帶來一絲甜蜜與一點慰藉。
格裏芬認為，從二戰前德國來到美國避難的愛因斯坦，從來沒有感到普林斯頓是自己的家園，他始終懷念、牽腸掛肚的依然是戰前的歐洲。“對於愛因斯坦來說，範圖娃是舊歐洲的一部分，她為他朗誦歌德的詩，她是他與失落世界的一個聯係，她是他的歐洲鄉愁。”
愛因斯坦自己晚年也曾過說，他從來不是一個愛國的人，他唯一戀慕的國家是瑞士，而他最親近的朋友現在隻剩下幾位了。就以色列而言，是內森、巴凱與範圖娃。內森日後成了他的遺產執行人與受托人，巴凱是他的醫生，而範圖娃是他一生中最後一位女伴，最後的女朋友。
愛因斯坦最後一次和範圖娃交談是在1955年4月12日，也就是他去世前6天。他談到自己還沒有寫完的支持以色列的演講，還興奮地和她談起新的索爾克脊髓灰質炎疫苗。當他聽說索爾克是個猶太人時，他感到特別高興。
縱觀愛因斯坦一生，他隻對這一個女人自始至終充滿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