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世俗化視野下的《七宗罪》解讀
外國電影評論
作者：蔣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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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七宗罪》海報《七宗罪》以其隱喻、宗教色彩、懸疑特征在美國電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這部英文原名為《Se7en》的電影拍攝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至今日，它完美的敘事，扣人心弦的情景設置以及結尾處出人意料的升華仍為不少影迷津津樂道。事實上，《七宗罪》的最大亮點乃是它留下了一個開放性命題：在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社會中，我們還能相信上帝嗎？人類該何去何從？在電影的結尾處，導演大衛·芬奇以沙摩塞之口，說出了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的名著《戰地鍾聲》裏的語句：“這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們去奮鬥。”並且說“後半句我同意”。這似乎是導演對全片的一個總結。但以何種方式去奮鬥？殉道還是兢兢業業的工作、博取神的寵愛，抑或是徹底忘掉神的存在，為世俗而戰？本文通過對世俗化概念的引入，從哲學角度對《七宗罪》進行解讀。
一、七宗罪：人的迷失
1965 年，美國學者哈維·考克斯在其名著《世俗之城》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概念。考克斯指出，世俗化乃是指“人從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庇護中解放出來，也是人的注意力從‘來世’轉向‘此世’”。因此，對於世俗化，可以簡單的概括為人們失去對超自然的信仰、不相信彼岸神聖力量的存在、肯定現實的物質生活。
西方近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與世俗化進程有著密切關聯。從總體上看，西方近現代的發展奠基於兩次思想大解放運動：一為文藝複興，一為啟蒙運動，而兩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是以基督教為批判對象，從而促成了基督教的不斷世俗化。可以說，正是擺脫了基督教的束縛，西方的近現代發展才能獲得源源不竭的動力。世俗化強調人的主體性、高揚人的價值，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具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意義。
同時，世俗化也帶來了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極度膨脹，傳統的道德秩序瀕臨瓦解，而新的意義秩序又無法建立。宗教是一種神聖的看似有理性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宇宙被設定為一個超越於人的巨大實在（如上帝），而這個實在又麵臨著人類所生活的現實世界，將人的生命安置在一種具有終極意義的秩序中。在基督教中，從上帝的創世到人類原罪的由來和贖罪，再到基督的愛以及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存在等等一整套關於神聖統治的體係使人類現實活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都與上帝聯係在一起，從而被賦予一種終極的、普遍的、神聖的意義。人類的活動不再是轉瞬即逝的，而是在上帝的注視下具有了永久性和最終的可靠性。
世俗化破壞了神聖的有理性結構，人類在對自我的崇拜中開始迷失方向，重建社會秩序、尋找生命價值變成了每個個體都逃避不了的責任。在不堪重任下，人類開始迷惑，傲慢、妒忌、暴怒、懶惰、貪婪、貪食及色欲充斥著生活的每一個角度。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全球宗教複興達到一個高潮，人們試圖回歸、重返神聖的有理性結構，《七宗罪》就誕生於這樣一個宏觀的時代背景下。它直指道德淪喪，人類的自我迷失。在劇中，傲慢、妒忌、暴怒、懶惰、貪婪、貪食及色欲通過最為極端的案例得以體現。
二、強製贖罪
強製贖罪是貫徹《七宗罪》全劇的一個關鍵詞。所謂強製贖罪，就是贖罪的動機並非是處於基督的愛，不是發自內心的主動，而是受外力所脅迫，被迫進行贖罪。
在《聖經·舊約》中，因為人類之父亞當犯的罪而使其子孫後代都必須在世間受罪，這便是人類的原罪。既然有罪，就必須贖罪。因為耶穌的出現，人類才能實現贖罪。如在《羅馬書》中，保羅說道：“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這裏的前“因一人”指亞當，後一個則指耶穌。在《約翰福音》中，耶穌與尼哥底母談“重生”時說到：“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而“重生”就是信神的獨子耶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也就是說若想進入神的國，必須在此世信耶穌之名。換言之，隻有在此世堅信耶穌，才能最終進入神的國。因為耶穌為人類的贖罪，使人類隻要能不將“肢體獻給罪做不義的器具”而是“將自己獻給神”就能得到永生，也即是說在現世也是在“義”中活，而不是在“罪”中活。從“義”和“罪”的分別，便有了基督教的七種美德和七宗罪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