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活得那麼累
一
關田剛司，日本人，在中國待了15年了，中國話說得呱呱溜。
有天，有中國朋友去關田剛司居所做客，留下來吃飯。關田剛司問：要不要喝點兒酒？
中國朋友：不要不要。
關田剛司：不要就算了，那我隻好一個人喝了。
然後坐下來吃飯，中國朋友幹吃飯菜，關田剛司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中國人不幹了，說：你別光顧一個人喝呀，我陪你幾杯吧。
關田剛司大惑不解：你剛才明明說過不喝的呀。
中國人急了：你看你，給你根棒槌你就當真（針）。我那不是跟你客氣幾句嗎？再說你勸我兩句能死嗎？
不是，你都多大的人了，還要讓別人勸……關田剛司很委屈：你不說清楚，我又怎麼知道你是真的不喝，還是假客氣？萬一你要是身體不舒服不能喝酒，又或是需要開車回去，也不能喝酒，我非勸你喝，那我豈不違反法律了嗎？
可解釋已經來不及了，關田剛司就這樣得罪了朋友，落了個“小氣鬼”的稱號。他更是委屈到家，從此淪為祥林嫂，到處跟人解釋：你們中國人，把話說清楚了會死呀？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怎麼會知道你心裏的想法？
二
我有個土豪朋友，白手起家，事業做得很大。但他以前是個公務員，離職十多年了，說話辦事，時常透露出公務員的刻板思維。
有次我問他：當年你怎麼想起來辭職呢？
朋友：這不是想幹一番事業嗎。
我：說實話！
實話就是……朋友歎息道：人哪，都是逼出來的。我當年辭職，是因為遇到個缺德的頂頭上司，被玩得太慘，才辭職下海的。
我好奇：什麼？土豪也有過被人玩弄的“美好歲月”，快講來讓大家開心開心。
他歎息道：是這樣，我當時的上司呢，人品……不好說，但他有個習慣，安排工作時不做細節交代，你問他，他就一句話，你先幹嘛，要你幹什麼的？幹完再說。然後你隻好悶頭幹，等幹完了，他過來開始挑剔，這樣不對那樣不妥，把你折騰得半死。等到下一個工作，他安排時仍然不說具體要求，你揣摩他的心思，等幹完了，他的標準又變了。在他手下，任何時候你也沒有成就感，怎麼幹都是錯，挫折感強烈。後來我終於發現，這實際上是一種極缺德的管理技術。管理者故意不把要求明確了，讓你自己去琢磨，你幹好了呢，是他領導有方；如果沒幹好，那是你自己能力不行。機關裏，這樣的官員比比皆是，他們就是用這個辦法，巧妙地推卸責任——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要求，即使工作出了失誤，你也不能因此責怪他。我就是受不了機關這種權術心機，太卑鄙了！我喜歡的是企業式管理，命令精確要求簡潔，當主管的如果想靠含糊推卸責任，那他就別在我的企業裏混！
我這位土豪朋友，被業界視為具大智慧的人，可就連他都玩不動中國人的猜謎大賽，倘若換了其他人物，又會怎樣？
三
曾有家出版社要寫本書，編輯聯係到我。
我問要寫什麼類型的書，編輯回答：關於男生女生情感，要寫得細膩一點兒。我回答說：寫不了，另請高明吧！
編輯說：寫不了才怪，你說你有什麼要求吧。
我說：真的寫不了，我是個粗人，不了解女性的細膩。
編輯說：不了解也沒關係，我們出版社有個剛畢業的小姑娘，絕頂聰明。讓她給你講講大學的戀愛生活，你不就有材料了嗎？
這樣管用嗎？我很懷疑，但還是和小姑娘見麵了。
小姑娘，大腦門，眼睛亮亮，滿臉稚氣但是智商極高。我對她說：看你這大腦門，應該沒吃過戀愛的苦，是吧？
她說：是，不過我同寢室的女生們，她們一個個好痛苦。
我問：她們痛苦什麼呢？
小姑娘回答：她們……老是和男友吵架，當然痛苦了。
為什麼吵架？
因為……
因為什麼？我問。
是這樣，小姑娘解釋說：我同寢室的女孩們，戀愛時她們想幹什麼，或是想要什麼，從來不肯說出來，要讓男生去猜。男生總是猜不對，所以就不停地吵架，弄得兩人疲憊不堪，痛苦非常。
我問：她們想要什麼，為什麼不肯說出來呢？
小姑娘笑了：女孩就是這樣，要不怎麼叫女孩呢？實際上她們想要什麼，自己根本不知道。但她們希望男孩知道——她們認為，既然你愛我，就應該知道我的心事，你不知道，這就證明你愛我還不夠，所以……
所以她們的愛情，就變成了痛苦的折磨，對不對？
這本書最終沒有寫，因為女孩們渴望的、能夠知道她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心事的“非常人類”，這世上數量極少。碰上這類型的人固然好運，碰不上就不好說了。
四
有人說，中國人講究含蓄美，就是話不明白說出來，讓你去猜。猜對了算你聰明，猜錯了就是一輩子的仇家。這種所謂的含蓄，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中國人不把話說明白了，並非是含蓄，其實是源自古時候權力的博弈。明朝時最擅長玩人的皇帝是嘉靖，他喜歡坐在屋子裏苦思冥想，把一句簡單的話搞成歧義再曲解，直到任何人也猜不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把這句話寫在紙上，給大臣送去。大臣接到這句話，愁得拿腦袋撞牆，於是嘉靖皇帝就有話說了：身為臣子，連皇帝的話你都聽不明白，你自己說你還稱職嗎？
後世有心術不正的人，學了嘉靖皇帝的招兒，給手下布置任務時，既不說計劃也不說目標，而是拿本古書，講個古代的典故，假裝自己高瞻遠矚的樣子。手下聽完故事，恨不能宰了這個王八蛋，可人家權力在手，隻能自己咬牙摸黑幹。如果活兒幹明白了，講典故的那位就出來了，功勞全是他的。如果手下搞砸了鍋，講典故的那位就斥責了：是你沒有領會領導意圖……
故意把話說含糊，甚至帶出歧義，是層級社會特有的“惡性博弈”現象。因為含糊，簡單問題複雜化，地位高的就占有了主動，可以隨機解釋。怎麼對自己有利，就怎麼解釋。
就是因為權力場中有這麼種風氣，導致了中國語言特有的模糊性。而中國老百姓受這種“模糊文化”荼毒，也喜歡把話說得不明不白，比如兩個中國人相見，說一句：改日咱們聚一聚。
這句話，至少有幾十種可能，可能是真的好友相聚，也可能是隨便這麼一說；可能是明天相聚，也可能是半個月後聚；聚不聚，什麼時候聚，全是不確定的事兒——但一旦有人拿這句話當真，傷害和怨恨就產生了。你當真了，可對方隻是敷衍；當真的人，心裏就會產生被傷害的幽怨。
所以中國人活得特別累。
累，就是因為用以溝通的語言被人為複雜化，模糊化。你要花費心思精力，去猜測對方的意思，這種沒事找事，無形中加大了每個人的生存成本。
五
人生在世，要活得快樂。
快樂就意味著簡單，明白，就意味著說明白話，說簡單話。該複雜時固然要複雜，但如果缺失了簡單明白，肯定不會有快樂。
人類發明語言，就是用來相互交流溝通的。把話說明白了不會死；相反，含糊性的表達才違背了人類創造語言的本意，無端帶來麻煩和痛苦。
腦子模糊，習慣說話模糊的人，是很難判斷別人話中的真實含義的。模糊的語言就如同模糊的視力，看什麼東西都是白花花一片。許多人一輩子就是蹲在家裏，猜測別人的意思，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嗯？是認真的還是隨便這麼一說？……活得又累又憤怒。
把話說明白是個本事。能把話說明白的人，思維也是很清晰的。這樣他就不會因為對方沒有猜準自己心裏的真實想法而抱怨，或是感到委屈。實際上，中國人相當部分的抱怨和委屈，都是因為對方猜不透自己的心事。拜托，大家都很忙，誰沒事陪你玩猜謎遊戲？如果你能把話說明白，你的生存壓力至少減輕一半。
要想明白人生，就要把話說明白。想要簡單人生，就要把話說簡單。
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低下嗎
一
三年前，小朋友兜兜，上小學一年級。他報名參加了詩朗誦比賽，老師分配給他一首詩：《假如我是一支粉筆》：
假如
我是粉筆
我會很樂意
犧牲自己
讓老師在黑板上寫字
讓同學在黑板上畫畫
我不需要你們保護
但求你們不要讓我
粉身碎骨
……
放學回家，兜兜站在客廳裏，用激昂的語調，開始練習朗誦。正朗誦著，兜爸進來了。
二
兜爸問：兒子，你在幹什麼？
兜兜回答：我在朗誦詩歌。
詩朗誦？兜爸懷疑地說：兒子，你朗誦一遍給爸爸聽。
於是兜兜開始朗誦，沒等朗誦完，兜爸就發飆了，大吼道：這是誰寫的狗屁詩？這也配叫詩？你欠了誰的虧了誰？憑什麼要犧牲自己？你還是個孩子，沒有生存能力，又憑什麼不需要大家保護？難道這個社會還需要你們孩子去保護五大三粗的成年人嗎？這根本不叫詩，這叫喪天良的胡說八道。
……當時兜爸很憤慨，表達了大概是這麼個意思的內容。
兜兜嚇壞了，問爸爸：那我……該怎麼辦？
兜爸說：回學校告訴老師，你不要犧牲自己，老師也不應該教育你犧牲自己，你需要的是保護，而不是求別人別把你粉身碎骨。
次日回到學校，兜兜真的找到老師，說：老師，我不要做粉筆……
老師的態度是什麼，不太清楚。因為事件經過是兜爸事後轉述的。
三
兜爸這個人，其實也蠻拚的。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但相當數量的中國人，都能脫口說出他的詩：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兜爸就是詩人北島。大概隻有他，才能辨別出兒子朗誦的詩句有問題，提醒我們，對普通人砸骨吸髓的極端道德要求，其實是有問題的。
四
道德問題，其實是每個社會的困擾。
好多年前，台灣好窮，不僅是窮，而且亂。不僅是亂，而且人人滿腹幽怨，滿臉悲憤，出門都帶著扁鑽，一言不合，扁鑽相見。那時候的台灣人，根本不理會什麼道德或是秩序，擠公交車時全拚了性命，經常擠得婦孺號啕大哭。
台灣人對此習以為常，沒感覺到有什麼問題。但有個美國人到台灣，發現公交車下擠成一團，年輕的學生和成年人在車門口你拚我爭。當時這美國佬就震驚了，寫了篇文章，譏諷台大的學生們枉為讀書人，連上公交車排隊的意識都沒有，太原始太粗放。台灣報紙把這封讀者來信，刊登出來。
這封信，讓當時台大的學生仔們，感受到了奇恥大辱，如坐針氈。於是學生們展開了激烈地討論，討論如何恢複名譽，重建自尊。最後討論的結果，是發起一場道德自律行動。此後台大的學生再有事上街，上公交車時堅決不擠，而是要排隊。他們希望從自己做起，拉動整個台灣的道德水平提高。
他們說：一點一滴，從我做起。
他們說：不要抱怨環境不盡如人意。
他們說：你就是環境，你怎麼樣，環境就怎麼樣……
一段時間過去，效果極為明顯——台大的學生仔，發現他們好悲慘。如果他們排隊的話，那他們就坐不上車，因為他們排隊絲毫也不影響別人的不排隊，最後結果是，公交車滿載著爭擠的人，揚長而去，扔下一排傻兮兮排隊的學生仔，在冷風裏瑟瑟發呆。
五
台灣大學生的“道德自律”行動，徹底失敗了。
他們沒能拯救了台灣的道德；相反，善良的學生們發現自己都變成了偽君子：車沒來時規規矩矩排隊，公交車來到，就聽一聲呼嘯，隊伍立即解散，所有的學生仔都瘋了一樣往車門裏擠，不擠就甭想上去。
報社也知趣地不再刊登批評類型的讀者來信，登那玩意兒幹啥？問題又解決不了，徒然讓人難堪。
就這樣大家又狂擠幾年，終於有一天，台灣人醒過神來了：他們遭遇到的，根本就不是個道德問題！
六
早年，台灣人之所以不排隊，並非是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公共資源配比出了問題——公交車的班次太少！
公車班次太少，等一次要好久。人多車少，車來了你如果擠不上去，再等下一趟，就會耽擱自己的正事。哪怕你有一千個理由渴望道德，但還有一萬個理由不能誤了自己的生存大計。所以，這公交車是非擠不可。
此後，台灣方麵有意識地增加公交車班次，結果一夜之間，台灣人的道德水平大幅飆高。橫豎車上有許多空座位，下趟車幾分鍾就會駛到，隻要不是太神經，誰也不會爭先恐後。
這件事情讓人們發現，當一個社會的公共資源配置出了問題，就會對民眾無休止地提出道德要求。而且這裏邊還有個規律：對民眾道德水平要求越高，社會資源配置問題就越大。而一旦社會資源配置理順，道德問題不再是個問題。
七
把社會資源配置問題轉嫁為民眾的道德問題，這其實就是北島先生的憤怒。
中國經濟直線飆高三十年，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社會財富。但由於社會財富配置失衡，導致了怪事不斷，諸如養老賬戶並軌問題，延遲退休問題，甚至還有高速公路收費無限期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辦？就隻能“隻求你們別把我粉身碎骨”。
有人指責中國人，說中國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其實是昧卻良知的胡說八道！
從沒有哪個中國人說過要“均”，中國人也和世界人民一樣，要的並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並不是說你要拿的和每個人一樣，而是你付出了，就應該拿到與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樣，所以大家很惱火。
就因為財富配置瞎胡鬧，才會出現同樣是養老，多交錢的享受不到，不交錢的“多吃多占”的問題。才會出現中國經濟總量直追美國，年輕人滿山滿穀到處想找個工作，在職職工理應提前退休，卻反要求老頭老太太推遲退休，繼續“占坑”奉獻的怪事；才會出現高速公路收費成癮，甚至敢說收費虧損的怪事。
當經濟資源配置出現凹陷，道德高地就會隆起。學校的老師無法對孩子們解釋這一切，就隻能教育孩子做支粉筆，甚至發出“但求你們別讓我粉身碎骨”的無奈乞求。
八
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跟國民素質關係匪淺，更與經濟資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關。人類畢竟是“經濟人”，經濟才是人類的“天然屬性”。
社會道德的水平，跟其社會的需求成反比。具體說來就是：越是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希望道德來救場時，就越是道德每況愈下，甚至跌破底線。僅僅是因為這期間恰恰是經濟資源配置出了問題，不解決問題而求之於道德，無異於鑽冰取火、緣木求魚。
在一個正常社會裏，人隻要有基本的道德意識，不打架、不罵人、不咬狗、不搶貓糧吃，就活得很幸福了。相反，在一個經濟配置失衡而導致人心失衡的社會裏，縱然是你提出超高難度的道德要求，也是糊弄不過去的。除了造就一群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說謊
一
據泰國星暹傳媒2014年12月14日消息，曼穀大皇宮壁畫前的一排柵欄，被一群中國遊客弄倒，好在沒有倒向壁畫造成損失。工作人員與其溝通時，中國遊客大聲反駁，與工作人員爭吵，直到工作人員指出現場有閉路電視監控，中國遊客才安靜下來。
事情不大，轟動不小。
媒體聲討國人在海外的“不文明”舉止，但“不文明”這個範疇太大了，它掩蓋了國人在事件中的極端偏離常態的表現。
雖然是弄倒了柵欄，但柵欄並沒有倒向壁畫，真的是件小到了不能再小的事情。趕緊把柵欄扶起來，再向人家道聲歉，看看是不是需要補償，事情也就過去了。但“中國遊客大聲反駁，與工作人員爭吵”，你反駁什麼呢？爭吵什麼呢？
直到工作人員指出，現場有閉路電視監控，中國遊客才安靜下來——原來是中國遊客矢口否認自己弄倒了柵欄。他們以為沒有被工作人員看到，隻要嗓門足夠大，聲音足夠高，工作人員無憑無據，就拿自己沒辦法。
——他們在說謊！
毫無必要、毫無理由、毫無意義地說謊。
二
我五六歲時，父母給我買了本畫冊，很精美的心愛之物。當時我欣喜若狂，就拿了畫冊，出門向小夥伴炫耀。
依稀記得，小夥伴名字中有個“義”字，他媽媽憐愛地叫他“小義頭”。當時小義頭看了我手中的畫冊，眼饞不已，伸手就要求看。我故意不給他看，存心饞他。小義頭低聲下氣，哀求再三，我才答應讓他看一看。
小義頭接過畫冊，掀開封麵，突然之間刺啦一聲，將封麵撕下來，把畫冊往地下一扔，拿著封麵掉頭向家狂奔。事出意外，我呆了好半晌，才反應過來，彎腰撿起畫冊，在小義頭身後急追。
我們倆一前一後，在狹長的巷子裏追趕，前麵就是小義頭家的院門，他媽媽正端盆髒水出來，往門外的地溝裏傾倒。她的模樣普通一般，身材極瘦。看到我們跑過來，她先把水倒掉，然後拎盆站在門口，看著我們。
小義頭跑到她身邊，疾衝入院。
我追到她麵前，停下來，指著院門哭叫道：他撕了我的畫冊！
啥？她皺眉頭看著我。
你家小義頭，把我的畫冊撕了。我哭著，把手中被撕掉封麵的畫冊，給她看清楚。
她扭頭，衝院中喊了句：小義頭，你幹嗎撕人家的書？
小義頭在院子裏，含糊不清地吼叫了一聲，叫的是什麼，我沒聽清。
她嗯了一聲，不做聲了，仍然是拎盆看著我。
我重申了一遍：你家小義頭，撕了我的畫冊！
她不做聲。
我第三次重申自己的委屈。
她說：沒有。
啥……我不懂她的“沒有”是什麼意思，問了一句。
她說：我家小義頭，今天一直在家寫作業，就沒出門。
不是……我心裏困惑，她明明親眼看著我追著她兒子進家，怎麼會說這種難以理解的話？就解釋道：小義頭剛才出去了，把我的畫冊撕成這樣。
沒有！女人莊嚴地宣布：我家小義頭今天根本就沒出門，誰知道你的畫冊是誰撕的？
啥？當時的我，像是條被兔子咬了的狗，陷入困惑懵懂。好久好久我才意識到，我遇到的事情是——一個成年人，在向孩子撒謊。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到了能夠被理解的謊言。此事對我的衝擊極大，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有些成年人能夠矢口否認眼前發生的事實，而且是那麼的理直氣壯。
但從此以後，我知道了。
三
小義頭母親當麵撒謊，對我的頭腦造成了強刺激，其衝擊程度，幾欲讓我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不要說當年我隻不過五六歲，即使是現在，我仍然無法理解她撒謊的理由。
用成年人的視角來看，她身為一個母親，孩子在外邊撕了別人的書，無論理由是什麼，都是應該對孩子進行教育的時候。但她第一反應，卻是替孩子矢口否認——這也是對孩子的一種教育，隻不過是“逆教育”。
多年後我才意識到，這位母親的思維，和我是完全不同的。
我視她為一個成年人，應該為孩子們的爭執主持公道。這是我的視角。
而她，並沒有把自己看得那麼高端，她顯然視此事為一樁麻煩，視我為對手。於是她迅速估量了一下我這個對手的分量，意識到我不過是個五六歲的孩子，隻會哭鼻子抹眼淚，語言表達遠不如她流利。於是她完美地利用了自己的優勢，對事件徹底地否認——反正我也爭不過她，就輕鬆贏得一場人生戰役。
——在泰國大皇宮壁畫麵前大聲爭吵否認的遊客們，與小義頭媽媽的思維模式，完全一樣！
一樣地不成熟，一樣地幼稚。一樣地對問題隻有“孩童式”的逃避本能，一樣地缺乏責任意識，一樣地視謊言為解決麻煩的妙方。
四
靠了謊言、抵賴試圖逃避責任，是一種極不成熟的心態——但成年人與孩子的區別，就在於成年人會把謊言說得滴水不漏，甚至創造出華麗麗的“謊言文化”。說到謊言，現在的中國人，與老祖宗比起來，差得遠了。
隋唐時代，有個王世充，這家夥堪稱是個謊言大師，其在謊言領域裏的開創性突破，至今仍然是世界領先，無人超越。
當時隋煬帝在位，亂政殘民，天下大亂，四方百姓紛紛落草為寇。王世充奉命趕來鎮壓。但荒澤野寇有個特點，官兵大隊人馬來到，就迅速四散而逃，等官兵走後，再重新聚集。當王世充來到之後，草寇已經無影無蹤，連追殺都找不到個方向。
於是王世充發布招降文書，稱：我在神靈麵前發誓，凡是來投降之人，一個也不殺。倘若我違背了誓言，神靈必會降罪於我。
所謂草寇，不過是走投無路的百姓而已。此時見王世充發此毒誓，亂民們就紛紛出來自首，眨眼工夫，向王世充投降的亂民，就達三萬多人。
然後王世充把這些降民統統捆綁起來，丟進坑裏活埋。亂民們悲憤不已，臨死前大喊道：王世充，你違背誓言，神靈是不會放過你的。
一點兒沒錯！王世充回答：我在神靈前發誓：神靈啊神靈，如果我要是殺害投降的亂民，就罰我賠償神靈一頭牛吧！現在，我已經把牛牽來，獻給神靈，所以殺掉你們，神靈也不會生氣的。
王世充的心思，全放在如何說出讓你意料不到的謊言上。他的謊言技巧，告訴了我們成年人何以說謊的因由——他們心中沒有信仰，沒有畏懼，並不認為自己的謊言，能夠帶來什麼不好的結果。
相比於現代的中國人，王世充多少還有個底線，他終究是害怕真的有神靈，會因他的暴行而憤怒，所以就在自己的誓言裏做了手腳，拿神靈當凱子，逗神靈開心。而現在的中國人，心中根本沒有王世充的忌禪，說起謊來沒有絲毫的心理負擔，更不講什麼技巧。
五
泰國大皇宮中的中國遊客，之所以敢瞪眼否認自己弄倒柵欄的事實，隻是因為他們知道，在自己之外，並沒有神靈之眼俯窺著他們。所謂人在做，天在看，這話他們根本不信。他們信的是，人在做，天閉眼，隻要你沒當場抓到我，我就死活不承認，看你有什麼招？
我小時遭遇到的小義頭媽媽，同樣不相信這世上有什麼報應——即或相信，也隻是相信別人說謊會遭報應，而自己，說過的謊如掠過的風，嘴唇翕動幾下，就算過去了。
早些年，我常擔心父母當著孩子的麵說謊，會扭曲孩子的心靈，影響孩子的人格發展。後來看到江蘇貪官徐其耀的書信，才知道自己想多了。
徐其耀，曾任江蘇省建設廳廳長，他以擁有146名“二奶”的大手筆，在貪官排行榜上奪得席位。但披露出來的貪腐數額隻有兩千萬，這與他情婦的數量嚴重不對等——但我們不管這事，要說的是徐其耀寫給自己正在讀大學的兒子的一封信。
在信上，徐其耀和風細雨、苦口婆心地教育兒子：
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隻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記住，做官以後你的嘴不僅僅是屬於你自己的，說什麼要根據需要。
這封信才讓我驚訝地意識到，我擔心他們的教育方式，會把孩子教成一個說假話的人。而他們卻擔心自己做得還不夠，生怕孩子成為一個誠實的人。
——視謊言為生存法則，隻因為他們對這世界充滿了蔑視，對他人的存在，完全是無視。
他們不知道，哪怕是最壞的人，也渴望和好人交往，因為好人不會傷害他們；哪怕是最喜歡說謊的人，也要求別人對自己誠實，因為隻有誠實的人，才能給人以安全感。當他們將謊言視為人生追求，就落得個被所有人厭惡的結局。
六
人是需要一點兒畏懼的心。
人至少要畏懼自己的良知，如不然，行事就會采取絕對的利益取向，做事不擇手段。這樣的人也沒有反省能力，奪到手的利益總嫌太少，失手時抱怨自己的運氣不好。他們也不相信什麼規律，更不相信報應。所以，中國的貪官一旦東窗事發，在法庭上的懺悔，聽在我們耳朵裏感覺怪怪的。那隻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隻是認為自己時運不濟。之所以懺悔隻是糊弄公眾，希望能夠減輕懲罰罷了。
這世界上，有些東西是需要付出努力來固守的，諸如良善、美好與愛。信仰召喚著人的心靈寧靜，能夠讓人從容麵對自我。信仰賦予每個人的基本使命與目標，能夠讓我們不懼坎坷與磨難。畢竟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次生疏的單程旅行，路太長，夜太黑，總是需要一盞信仰之燈，照亮我們的前行之路。
是喚回信仰的時候了。一個人沒有信仰，就會空虛茫然，閉塞良知，貪婪無度，不擇手段。一個民族失去信仰，就會無知無畏，相互殘害，彼此憎恨，官貪民暴。當一個民族的家庭教育，走到了唯恐孩子人格健全，唯恐孩子心靈不夠扭曲，唯恐適應不了一個謊言泛濫的環境的時候，這就表明我們偏離常態太遠了。
中國人為什麼這麼軸
一
“軸”這個字，是北方方言，意思是說一個人愛鑽牛角尖，說話或做事情一根筋，不變通，而且不聽人勸。
讀中國史，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感覺最強烈的，就是一個字：軸！而且不是一般的軸。
比如說中國明君榜上第一名，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軸至極致的這麼個角色。
二
唐太宗李世民，是皇帝中智商、情商雙高的，他英雄一生，勤於房事，一共生了14個兒子。
這14個瓜娃子，各自都有多大出息呢？
老大李承乾，因在性觀念上與李世民產生分歧——他喜歡的同性愛人被李世民殺掉——怒而抗爭，終死於李世民之手。
老二李寬，早夭，國除。
老三李恪，被殺死於高宗李治任上，海內冤之。
老四李泰，被李世民流放，死於高宗年間。
老五李祐，被李世民賜死於內省，國除。
老六李愔，高宗任上牽連於謀反案，廢為庶人，死於流放地巴州。
老七李惲，高宗時被人告發謀反，因恐懼自殺。
老八李貞，武則天時起兵，失敗服毒自殺。
老九李治，登基為帝，是為高宗。
老十李慎，生性膽小，但仍被武則天賜死。
老十一李囂，早夭。
老十二李簡，早夭。
老十三李福，生性平庸，無能之輩，唯獨他幸福活到老，死於床榻。
老十四李明，被人告反謀反，李世民指使官吏迫其自殺。
簡單統計一下，李世民14個兒子中（夭亡3個，不計入內，以存活的11個孩子為基數）：
由李世民親自操刀動手，賜死4個，占總數的36.4%；由高宗李治，弄死3個兄弟，占總數的27.3%；女皇武則天，不甘寂寞，也來弄死2個，占總數的18.2%；正常死亡的，隻有繼承了皇位的老九李治和愚笨的老十三。
要知道，李世民及李治時代，是大唐帝國最具人性化、最溫柔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皇子死亡率竟是如此之高，不能不讓人吃驚。
而且中國曆史有個說法，指“武則天殺諸李”。但“大數據”告訴我們，武則天被冤枉了，她殺死的太宗子嗣，隻是李世民賜死的一半。
然後我們又發現，皇家子弟高死亡率，並不是特例——李世民這裏，算是不錯的了。
三
開創了專製極權的秦始皇，一共生了23個皇子，10個公主——結果最後隻剩下一個秦二世，秦二世把22個哥哥統統殺掉；10個姐姐更慘，全都被拖到市場上，五馬分屍，公開車裂。
再看漢高祖劉邦，他有11個兒子，正常死亡的隻有兩個，其餘九人，或毒死，或囚死，或嚇死，或自殺，非正常死亡率高達81.8%，與唐太宗的兒子非正常死亡率持平。
這還都是開國之君，如果統計亡國之君，那就更慘。
明擺著，這個權力遊戲，有問題。
四
中國的專製極權，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開創，結束於公元1911年，時間長達2132年。
在這漫長的殺戮遊戲中，輸家是極慘的。而贏家，同樣也要以子孫的福祉為代價。如唐太宗李世民，竟而要親手賜死4個兒子，可想而知，在這個過程中他絕不會開心。肯定是一邊賜死兒子，一邊心裏嘀咕：不對呀，我英明神武地艱辛打拚，難道就為了賜死自己的孩子？
肯定是有什麼地方不對頭。這個不對頭，正史其實是有記載的。
南北朝時，有個李壽，他聰敏好學，雅量大度，崇尚禮儀。公元338年，他率師攻克成都，然後就考慮應該幹點兒什麼。
有人勸他自立為王，也有人勸他幹脆直接當天子。李壽拿不定主意，就找來個巫師卜卦。
巫師卜過後，說：可以做幾年天子。李壽大喜：當一天皇帝就賺大了，何況幾年？
旁邊有明白人勸他：不是這樣子的，幾年天子，不如百世的諸侯。意思是說，你這幾年的天子，是要用你後人百世諸侯的代價，來換取的。
可是李壽回答了句：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昂然登基了，結果他這個草台班子政權，連10年都沒挺過去了，就滅亡了。
古中國人不是太明白，為什麼幾年的天子，要用百世的諸侯來換取？就簡單地解釋為福不可享盡，留幾分給子孫享用。但實際上，這裏有個權力的隱秘法則在起作用。
五
皇帝的權力，是無遠弗界的，意味著對他人權利的無限剝奪。在皇帝麵前，是沒有二號人物的。皇帝走的是極權路子。極權，趨於極端的權力。在皇帝麵前，什麼將軍、宰相、皇子、公主，不過一介奴才而已，宰你不過是宰條狗。
權力極端化，剝奪掉所有人的權利，這就意味著皇帝隻能有一個。極端是排他的，如果有兩個極端，就必須要拚掉一個，否則就稱不上極端。
而諸侯的權力雖然也很大，但並未趨於極端，至少他還要承認有比他權力更大，或是有與他分庭抗禮的人。這樣就營造出相對的共同存活局麵，所以算卦的人會告訴李壽，天子隻能幾年，諸侯可為百世，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李壽是“很軸很軸”的，別人勸他要為子孫的福祉著想，他自己卻不以為然。最氣人的是他已經有了很大的權力，再進一步，權力增加所帶來的邊際效應是遞減的，也享受不到多大的刺激，但他還是為了自己一點點的快感，不惜犧牲子孫後人的機會。
從秦始皇，到劉邦，到李壽，到李世民，乃至到以後的趙匡胤、朱元璋等帝王，他們每個人，都是絕頂的聰明。但在他們向權力極峰衝刺之時，毫無例外地都曾麵臨著“李壽式”的人生大考：是更進一步，為了追求邊際快感已降至最低的權力增加值，還是停下腳來，考慮一下子孫後人的福祉？
但他們每個人，都毫不猶豫地作出了“李壽式”的選擇，你說這些人軸不軸？
六
極端權力，因為太極端，已經徹底偏離了常態。
未達極端化的權力，雖然也是以天下人為敵，但好歹還顧及了幾分親情——在權力的保護傘下，多少還窩著權力者的家人。但當權力行至極端，不唯以天下人為敵，甚至連自己的兒子女兒，統統視為敵人。
正是這樣一個規律，所以秦始皇的皇子公主死淨死絕；劉邦也不例外；而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不得不親手賜死自己近一半的兒子。
李世民也是人，也有人情味，但他奉行極端極力法則時，整個人就異化為“權力動物”。一旦有人挑戰他的權力，他就會本能地暴力回擊。哪怕是這種挑釁來自親生兒子，那也隻能如此。因為極端權力是排斥親情的，承認了親情，這個權力就不極端了。
權力遊戲玩兒到這份兒上，玩兒到父子相殘——到了這一步還不回頭，你說這軸不軸？
也不是李世民智商不足，非要犯“軸”，而是他居處的世界，就是個“軸氣彌天”的大環境。如果他不軸，就無以存活。
七
如果李世民不犯軸，小富即安，趴在諸侯的地位上不思進取，那麼他就會麵臨著非常惱火的現實。其他的“軸人”會紛紛出世，耀武揚威地要求他臣服，而那些人論及智力，和李世民相差不可以道裏計。這樣一來，李世民也沒辦法——與其你犯軸，不如老子軸，反正都是軸，看看誰最軸。
曆史證明，李世民是最軸之人。正因為他軸，所以他悍然發動“玄武門之變”，宰掉大哥李建成，殺掉四弟李元吉。摘下了“大唐帝國第一軸人”的桂冠，獲登天子之位。
如果再看秦始皇，看劉邦，以及此後任何一位帝王，無一不是在軸的方麵別開生麵、另辟蹊徑，都是軸到極限、軸到無以複加之人。
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軸人史”。
從秦始皇開創這個缺德的“軸人血拚大賽”以來，中國人根本停不下來，一軸就是2132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無論多麼聰明的人，也抵不過軸性發作的大環境，隻有最極端的軸人才能生存。社會博弈的規則極端再極端，極端到如李世民這般，一口氣賜死四個兒子。明君尚且如此，其他帝王又是個何等情形？想想都令人恐怖。
說從曆史中吸取教訓，不過是句欺人之言。曆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錯誤，日後仍然會發生，沒有人肯從曆史中吸取教訓的。秦始皇的兒子女兒死得那麼慘，聰明的劉邦接著走這條道；劉邦的子女慘過了，李壽接著來；李世民看著前麵這些慘例，照舊踏上這條不歸路。曆史最多是讓我們了解一下人性，人性就是這樣，一旦犯賤軸起來，兩千多年也喚不醒。
八
中國人的軸勁兒，不隻是在權力範疇，在其他領域也同樣。建築要最高，廣場最宏偉，貪官撈最狠，規模玩兒最大，吉尼斯紀錄搶了一個又一個。說高考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說地產就把房價推到誇張怕人的地步；就連娛樂節目也不例外：《中國好聲音》的歌手不說比拚聲樂，卻比拚誰最慘，誰最慘評委就把票投給誰，這就是“軸性大發作”，讓人無語。
這種所謂“軸”，歸根究底是一種執念。起因於思維過於空虛，空茫無際，一個念頭一旦產生，就會牢牢抓住念念不忘，大腦反複循環形成固化印痕，再也難以消除。這種以軸為標誌的思維模式已持續了兩千多年，甚至已烙刻在基因上，距離理性越來越遠。
文明發展到今天，對於中國人來說理性其實很簡單，就是個對度的把握。不到位固然不妥，但玩兒起來就直奔極端走，這就是軸。
就拿政治文明來說，理性的政治不過是個相對來說最不壞的中介點。這個中介點往下，就是社會管理係統力量顯弱，不足以抵製犯罪行為；往上一點兒是暴權，民眾的合理權利遭到剝奪，生存空間遭到殘酷擠壓；再往上就是令人絕望的極權，縱統治者本人也要輸得極慘。
之所以凡事走極端，社會博弈一定要推到兩敗俱傷沒有贏家的淒慘地步，就是因為當政者腦子太軸。你一說極權之惡，他就馬上跳到另一個極端，大講社會管理失控的可怕。哪怕你拿大炮轟他，他也想不到在兩個極端之間，還有個相對不最壞的中介點。
思維循環於兩個極端點，實際是原始荒蠻時態下的恐懼所驅使，是來自遠古時代的不安記憶。表現為一種生命意識的匱乏感——吃不夠，撈不足。泥陷“軸坑”兩千多年的惡性社會博弈，進一步加固了這種恐懼。但在當今商業文明時代，其特點就是物質財富充足，所需要的是一種悠然安詳的智慧，不偏執，不極端，回旋有餘地，進退不失據。這樣才能多所得，少所失，不以得喜，不以失悲，時刻保持腦子的清醒冷靜，保持理性，才能夠避免周期性軸勁兒發作的老毛病。
媒體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