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順清
評論孔子是一件困難的工作，曆代的權勢者們以及爭當權勢者們，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對於孔子，或者過分推崇，或者故意貶責，孔子的形象乃由他們塑造，所以漢代有漢代的孔子，宋代有宋代的孔子；又由於古代曆史分期存有爭議，孔子的功過是非，也就完全不同；尤其經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搞了“批孔”“批儒”，顛倒了曆史，使這項工作更加複雜化。我們認為對於像孔子這樣一位在中國以及世界教育史上有深遠影響的人物，應該得到公正的評論。毛澤東同誌早就說過：“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從我國教育史看，許多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論，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貢獻確是十分巨大的。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教育遺產，對於指導當前的教育改革，加速培養四化建設人才必然會有重要的幫助。這裏我們試圖根據曆史材料提出孔子在教育方麵的幾個問題進行探討，請同誌們批評指正。
一、首設私學，擴大教育對象的範圍，促進文化下移
春秋中葉以後，由於戰爭的頻繁，階級關係的變化，以及社會生產對文化知識的需求，致使原來的知識為奴隸主貴族所壟斷的局麵被突破，開始了“文化下移”的新紀元。孔子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創辦私學，廣收門徒，將以往深藏在秘府的典籍，解放出來，加以傳播，使統治階級的中下層人士有了“成賢”和“從政”的機會，起到了先驅者的啟蒙作用。我們知道，在奴隸社會，不僅勞動人民與書冊典籍絕緣，即使是貴族統治者，除了史官等專業人員外，也很難接觸到這些典冊。據《左傳》記載：“季劄是吳國的貴公子，也必須等待他來到魯國，才能夠聽到各國的詩篇和音樂。”（襄公29年）又：“韓宣子（起），晉國的世卿，必須等待到了魯國在太史氏那裏參觀藏書，才能看到《易》象和魯國的《春秋》。”（昭公二年）孔子創設私學，傳播古代珍藏在秘府的文化知識於中下層社會，這無異於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士從天上將火種帶到人間，其功績絕非尋常。
較孔子稍早或者與孔子同時開辦私學的，有鄭國的鄧析，魯國的少正卯等，但孔子所創辦的私學，無論就規模的巨大方麵說，就教學內容的豐富方麵說，或者就其對後世影響的深遠方麵說，是沒有任何人能與他相比擬的。
鄧析曾被“四人幫”吹捧為法家的先驅者，私學的創始人，但他所辦的私學是怎樣的呢？據記載：鄧析以所著《竹刑》教人，“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棉襖、棉褲），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像鄧析所辦的那樣的私學，事實上是難以繼續下去的。
少正卯的事跡，正史無所記。他的學校，也是不能和孔子的學校相提並論的。
孔子的私學，《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我們可以想見孔子辦學規模是宏大的，教學內容是多方麵的。他的辦學方針是什麼呢？孔子自己說是“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以下凡引自《論語》者，隻注篇名。）又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述而》）漢代經學家馬融解釋說：“凡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隻要自備十條幹肉作為學費而來受教的，孔子總是不分貴賤、貧富和地域，對於他們一律加以教誨。十條幹肉是菲薄的禮物，如果有人說即使十條幹肉也不是奴隸們所能拿得起的，奴隸們連吃飯也成問題，那裏有十條幹肉上學，但那是社會製度造成的不合理現象，它和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是兩回事情。
孔子的弟子中有貴族，如南宮適、司馬牛；也有賤人，如子張；有善於貨殖的富者子貢；也有甕牖繩樞的貧民原憲。孔門弟子中品類很不齊一：有的原來是性格粗鄙的人或者是行為不端正的人，有的甚至是盜賊。他們經過教育培養，都能去惡向善，成德達才。《荀子·法行》記：“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櫽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既雲雜，可見是不拘一格、兼收並蓄的。至於門弟子的籍貫，則是包括魯、衛、齊、宋、陳、蔡、鄭、吳、楚、晉、秦各國的。“有教無類”確是孔子辦學方針和教育信念，他也真正做到了對凡來求教的“未嚐無誨”的地步。他對互鄉童子的態度就是明證（《述而》）。
“四人幫”在肆虐“批孔”時，有人在“教”與“誨”二字上做文章，說什麼教是對奴隸們的作戰訓練，誨則是對弟子、自由民的教育，這是毫無根據的編造。
我們知道在西周典籍與戰國文獻中，“教”與“誨”是同義互訓之詞，有時連用，有時單用，並無多大區別。《論語》成書於春秋後期，其中的“教”與“誨”自不例外。僅以《詩經》為例，如：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小雅·緜蠻》）凡三章，反複使用“教之，誨之”。又如：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小雅·小苑》）
從以上的詩句中，我們實在看不出教與誨有何本質的不同。
再，單就教字而言，《詩經》中有：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魯頌·泮水》）還有多處講到：“令德來教”，我們也看不出這是指教奴隸如何如何。
最後比較下列兩句就更加清楚：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孟子·公孫醜上》）
這裏兩句意思完全一樣，根本沒有誨是對弟子、自由人，教是對奴隸的跡象。
綜括以上，可以充分看出：企圖在教與誨二字上找出根本的區別，完全是徒勞的，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是輝煌的，是決不能抹煞掉的。
二、整理典籍，保存古代文化遺產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衰微，而《禮》、《樂》廢弛，《詩》、《書》殘缺。於是孔子收集魯、周、宋、杞等古老國家的文獻，整理成《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種書籍，以教弟子。《述而》也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是曆代文獻知識，包括《詩》、《書》、《易》、《春秋》這些古代積累的大量文化典籍。
《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真實地反映了西周中葉的社會生活，其中民歌部分思想性與藝術性都有很高的價值，強有力地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如《碩鼠》、《伐檀》、《黃鳥》諸篇，在藝術手法上創造了樸素和優美相結合的範例。另一方麵它也標誌出我國古代人民對自然認識的水平。《詩經》中提到的植物有130多種，動物約200種。孔子講到學習《詩》的用處之一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種多見博識的思想對後世的學者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隨著農業生產發展的要求，促進了對天文學的研究，《詩經》裏有很多關於天文學的記載，如星宿的名稱，就有箕、鬥、啟明、長庚、三星、織女、牽牛，還有“七月流火”。《小雅·十月》中記有最準確、可靠的日食（即公元前776年十月初一），詩中也說明當時測定月食已是正常的事。同篇中還記有地震發生時的可怖景象：“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崒崩。高岸為穀，深穀為陵。”這就是西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詩人所作的真實記錄：涇水、渭水、洛水，三川皆震。詩中也指明了地殼是在運動、變化著。
《書》裏有許多商代、西周關於典章文告等有價值的史料，可以和甲骨文相印證，是可靠的。
《易》裏有豐富的原始辯證法思想，如“無平不陂”；“無往不複”，“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很有價值的。還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這些也是很寶貴的思想。孔子把主要向鬼神問吉凶的《易》改變為主要與人謀的《易》，強調人的體認規律，自致吉凶，是一個大的進步。
《禮》是古代典章製度的彙編，它對研究古代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不失為重要資料。
《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史。除了它的史學價值之外，其中記有日食37次，經考查結果，有34次完全符合，隻有3次還待於以後的證實。可見《詩經》、《春秋》兩書，對研究古代自然現象有重大的意義。
荀於對孔子整理的六經讚揚備至。他說：
《書》是政事的記錄，《詩》是中正的樂律所在；《禮》是法典的根本，條例的準則……象《禮》那樣的敬慎而有節文，象“樂”那樣的中正和悅，象《詩》、《書》那樣的博大，象《春秋》那樣的隱微，天地間的道理就完全具備了。（《荀子·勸學》）
總之，這六門功課的中心思想是《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這些典籍是研究古代社會文化倫理道德的重要資料，它保存了古代的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講，孔子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自然，孔子畢竟是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教育家，他的教學內容是不包括生產勞動的。他指責請學稼、學圃的弟子樊遲是“小人”，正說明了他的階級立場。所以當時有人批評他們師生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這是很中肯的。
三、重視教育，充分發揮教育的作用
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有眾多的人口，要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發展教育。（《子路》）這裏孔子一方麵強調了發展教育必須以經濟條件為基礎，這是管仲“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實則知禮節”的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另一方麵強調了教民的意義，這是春秋時代人民在政治上要求提高社會地位的反映。孔子順應時代潮流，提出了教民的主張。
就教育對國家的維持和鞏固作用來說，孔子強調人才是立國的重要因素。隻要具有各方麵的人才，就足以支撐這個大廈於不墜。《憲問》記載：孔子向魯國的大夫季康子講到衛國的君王靈公是無道的。於是季康子問：既然如此，衛國為什麼不喪亡呢？孔子說：衛國有仲叔負責外交，有祝鮀管理祭祀文教，有王孫賈統帥軍隊。這樣人才濟濟，各盡其力，衛國怎麼會喪亡呢？
這裏孔子把人才當作國家的支柱，認為文治武功各方麵的人才，是立國的重要條件。而人才的培養乃是有賴於教育的。正是為此，他自己一心從事教育工作。當有人問到他為什麼不去從政做官時，他回答道：《書經》說那孝道麼，隻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把這孝順和友愛心情，推廣到一家人身上，便能治好一家的事，這也算得為政，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從政呢？（《為政》）可見孔子把從事教育的重大意義與從事政治看作等同的。
再就教育對個人的發展成長來說，孔子認為人們的生性本來是相近的，隻是由於習染和教育的不同，卻使人彼此間的差別懸遠了。這裏肯定了教育和環境對人的作用是遠遠超過遺傳的。
孔子還進一步論述一個人雖然具有愛好仁德、愛好聰明、愛好信實、愛好直率、愛好勇敢、愛好剛強種種優良品質或傾向，但是如果不愛好學問，不接受教育，便會產生愚昧受騙、放蕩不檢、傷身害義、褊急操切、搗亂撞禍、輕率狂躁等流弊。（《陽貨》）
要避免和糾正這些流弊，隻有從事學習，接受教育。他說的“學則不固”（《學而》）正是這個意思。
人們雖有良好的素質，但不能自發成才，必須經過學習與教育，才能有所提高，日進不已。孔子與他的弟子子路的一段對話，深刻地閱明了這種觀點。子路性格剛猛，愛好勇武，不願意學習。初見孔子時，孔子問他：“喜好什麼事物？”他說：“喜好長劍。”孔子說：“我不是問這個問題。乃是問就你的所長，再加上學習和鍛煉，那麼你的長處就更會發揚光大，別人怎能及得上呢？”子路反駁道：“學習有什麼用處呢？比如南山上有叢生的竹子，不加人工培植，就自然長得很端正，砍伐下來作為箭杆，便能穿透牛皮。這樣看來，學習有什麼用呢？”孔子開導他說：“在箭的末端安上羽毛，在箭的前端，裝上鐵鏃，並加磨礪，這樣來射，不是能更深入麼？”子路很佩服，鞠躬行禮說：“敬受教！”（劉向：《說苑·建本》）
概括地說：隻有通過教育，培養各種人才，才能維持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隻有通過教育，才能使個人的才能品德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成長。孔子對教育的作用作了正確的闡發。
四、提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強調品德修養
孔子十分重視對學生的道德教育，把品德修養放在知識教育之上。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孔子所講的道德教育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仁禮。仁的學說，是孔子全部思想的中心。孔子講的最高的倫理道德規範是仁，仁也是一切道德的總和，是無所不包的。仁的簡要概括是“愛人”，就是對別人有同情心，有關心他人的真實感情；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見《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一卷第30頁）禮是一定的社會製度、秩序與行為準則儀節。禮和仁的關係是：仁屬於主觀道德情操，它必須體現在行為之中，才能發生作用和影響，而行為的表現，必然要有一種形式、秩序，就是所謂禮。孔子對於周禮是有很多的改變的，如用“舉賢”來損益“親親”，用“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來損益“禮不下庶人”等，要求用仁的原則來改造舊禮，製定新禮，從而發揮仁的積極作用。（同上，第3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