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祖儀
孔子思想和道德論的階級性問題，是研究孔子問題的最重要的問題。它是關係到如何運用曆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孔子思想的關鍵，也是決定人們褒揚或貶抑孔子學說的依據。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孔子是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因此，他的思想在本質上是落後的、反動的，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的。也有人認為，孔子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代表著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受到曆代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正因為他是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在他的思想中也有著民主性的精華，有著人民性的光輝。所以，我們應采取分析的方法，剝去那些含有封建毒素的思想，繼承和發揚那些具有人民性和科學性的部分。總之，很少有人將孔子與統治階級區別開來，也就是說孔子不是代表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就是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的。這似乎已成了討論孔子問題的定論。
例如，匡亞明先生在《人類文化知識遺產的繼承和發展問題》一文中寫道：“生活在二千多年前封建社會的孔子，一心想著維護和鞏固封建社會秩序，而且確曾為曆代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來達到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這樣一位‘過時’的曆史人物，難道還有什麼積極的東西可以用來為當前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嗎？如果有的話，理論上又有什麼根據呢？我們對於這兩個問題的答複都是肯定的。”這說明在匡老的心目中，孔子是“一心想著維護和鞏固封建社會秩序”的人物。他又從二重性三分法的觀點出發，對孔子的思想作了詳細的剖析。他極力抨擊孔子思想中直接為維護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特殊利益服務的東西，主要是“禮”、“忠”、“孝”等內容；批判和清理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遠見的智慧或這種智慧的萌芽的東西；繼承其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現實意義的東西。這種看法為廓清極“左”思潮對孔子的誣蔑和歪曲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對孔子思想的階級屬性的判斷，筆者有些不同的看法，並想就此就教於從事孔子研究的學界同仁。
一、孔子的階級地位及其道德論的階級屬性
講到道德論的階級屬性問題，我們會很自然地想到恩格斯。因為他提出的有關道德論的階級性的觀點，正是我國學者討論此問題的原始的理論依據。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切已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如果我們不是根據孔子的實際的社會地位以及其道德思想的來源，僅僅根據孔子生活在封建社會並為曆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推崇這兩點來斷定他的道德的階級屬性，將其判定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或者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的，都會失之偏頗。
孔子生活在我國春秋時代，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範文瀾先生認為，東周時期，“因宗族兼並，出現大國、強宗，過去在土地麵積較小、庶民人數較少的情況下可以施行的公田製，不能適合戰爭頻繁，軍費巨大的新局麵，以魯為例，顯示賦稅製在變化，也就是土地所有製的變化，農村裏從而出現了不同於領主的地主階級以及有土地與少土地或無地的農民階級。”這種經濟製度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是與鐵器和耕牛的使用密切相關的，由於諸侯、大夫之間以及華族和蠻族之間頻繁的戰爭，加速了舊領主封建製度的崩潰和瓦解，“舊的種族製度逐漸在破壞，新的家族製度逐漸在興起，也就是舊的領主階級逐漸被新的地主階級所代替，舊的農奴階級逐漸被新的農民階級所代替”。在這種經濟與政治急驟變化的情況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著急驟的變化。舊的統治階級中，有一些繼續在經濟上、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有一些則會因為各種原因失去自己的統治地位而淪為平民和庶民，也有一些會轉化為新的經濟上的地主並躋身於統治階級之列。新的地主階級中，有一部分因各種原因而進入統治階級的行列，有些則被排斥在統治集團之外而希望晉身為統治階級，也有一些混跡在平民或庶民的行列之中，成為被統治者的一分子。此外，已往的農奴中，有些繼續作為農奴，有些成為有地或少地的自耕農，也有一部分是無地的農民。至於知識分子無疑也會有很大的分化，有一部分依附於統治階級，成為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爪牙，有些則遊離在社會的底層，為統治階級所排斥，他們對當政的統治階級也抱著批判的態度，也有些知識分子極力鑽營，希望能得到榮華富貴而到處奔走。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些不同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人，都有著各自不同的道德論。那麼，在春秋時代的社會群體中，孔子的階級地位在哪裏呢？
第一，他是魯國貴族的後裔，但他“少也賤”，顯然已失去了領主的地位，而淪為了平民，即司馬遷所描述的“布衣”。
第二，他曾在魯國的政治舞台上活動過一段時間，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不得誌的，是從事於創辦私學和整理文獻的。
第三，他也希望在諸侯之中推行自己的仁德政治，恢複西周的禮製社會，但這兩者都未能得到統治階級的承認和采納。他的道德論隻不過是一種希望和理想，其核心是反對統治集團的互相吞並和暴政，反對對人民的殘暴統治和剝削，反對為政不仁，為富不仁，為人不仁的社會現實。
因此，無論從他自身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實際主張上看，與當時的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並沒有太大的聯係。相反，他的思想和主張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未來的利益”的。這大概是孔子的道德思想兩千年來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史上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另外，從孔子思想的曆史淵源上看，《禮記·中庸》曾對此進行過精辟的總結，即“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就是孔子的道德論來源於堯舜和周文王與周武王，加之孔子本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學習態度，使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發現他的思想和道德論的階級實質。
堯舜是我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後期的華夏民族部落聯盟的首領。他們是華夏先民以口碑的方式為我們記錄下來的曆史人物。有文字之後，也就有了關於他們的文字記載。缺少翔實的文獻資料這一事實，隻能從曆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來解釋，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把曆史的源頭限製在有文字記載之後。在曆史資料缺乏的情況下，傳說實際上就是一種極為重要和極為珍貴的曆史資料。當然，先民們的曆史傳說並不限於堯舜時代，上至盤古開天辟地，女媧煉石補天，下至三皇五帝的傳說，孔子都沒有采用，他僅僅選擇了相對信實可靠的唐堯虞舜。這說明孔子對待曆史的態度是認真的，注重曆史事實的真實性的。
大家都知道，堯舜時代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孔子把自己思想和道德論的源頭伸展到堯舜時代，這本身就表明它遠遠地超出了階級社會的限製，也是對日後階級社會中種種階級偏見的一種超越。從堯舜的身上，孔子提取了兩種重要的道德品質和道德理念，這就是體現在唐堯的思想與行為中的“仁”和體現在虞舜身上的“孝”。因此，孔子所推崇的“仁”與“孝”的道德理念，是前階級社會的道德理念。孔子所希望的君子應具備堯之“仁”和舜之“孝”，並不是階級統治的產物，也不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的東西。有些同誌從文字學的角度上考證認為，“孝”是殷商奴隸社會的道德理念，這顯然是與孔子的真實的道德理念的來源不相符合的。
關於“憲章文武”的問題，這很容易成為人們判定孔子思想和道德論的階級本質的重要依據。因為周文王和周武王被認為是奴隸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或者是宗法封建領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孔子既然推崇文武，夢見周公，企圖恢複西周時代的“禮”製，其政治思想的階級實質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其實這種劃分階級的方法和看待階級鬥爭問題的思想方法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它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方法毫無共同之處。它隻是學會了用某某階級的帽子去扣某種事物，而沒有深入分析曆史上實際存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實際情況。
在殷商時代末期，真正的統治階級是以紂王為首的宗法貴族奴隸主的統治，周部落是從原始社會過渡過來的新的部落聯盟。周文王、周武王是周部落的首領，從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看，他們是站在被統治者的一邊的。這從紂王囚禁文王的事實即可證明。而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真實角色，並不是要為殷商宗法貴教奴隸主的統治和利益進行辯護，而是吊民伐罪，致力於推翻殷商貴族奴隸主的殘暴統治，解放在殷商貴族奴隸主統治下的各部族的人民。因而，他們是革命階級的代表，是革命者，是代表被統治者反抗統治階級的暴政和被統治者未來利益的人物。文武的思想和道德論，也應當是這種革命的、進步的，代表被統治者未來利益的道德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