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智斌
一、重視德育的優良傳統
中國古代一直有重視德育的優良傳統，盡管曆代統治者和教育家有著不同的出發點或具體目的，但首重德育則是一種共識。這種共識不僅停留於詔誥教喻和理論探索，而且也付諸在不同層麵的德育實踐中。
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原始人類對兒童實施的社會公育的內容中就已包括了德育教育。通過德育可以使兒童自幼學會遵守氏族公社成員間待人處事的規範，養成照顧、贍養老人的觀念和敬重服從家族族長的思想。在夏、商、西周奴隸製時代，學校教育逐漸完備，對德育更是表現出了極端重視的態度。如西周教育已明顯地表現出重視德育的傾向，西周國學和鄉學都重視禮教，亦即非常重視進行行為規範的教育和良好習性的教養。國學的內容是“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師氏》）在鄉學則施行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等七項人倫之教。因此，西周教育主要是人倫之間道德關係的教育。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積長期的實踐經驗和曆史經驗及教訓的總結，一貫主張“以教育德”，終身倡行“敬德”，從此出發，高度重視德育的作用，提出了“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以德配天”等思想及“孝、友、恭、信、惠”等宗法道德規範。周公的“敬德”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要求統治者明德勤政，愛民保民；二是重視師保之教，強調對最高統治者進行道德教育，提出要進行“體恤下民、力戒貪逸”，“勤勉從政、謹言慎行”等內容的教育；三是推行彝教，重視社會教化，對庶民百姓進行德行規範教育。周公的這些思想對於中國古代重視德育傳統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曆代統治者也十分重視德育。各朝代的教育政策都把德育放在首位，以灌輸倫理知識、進行道德訓練作為中心任務和主要內容。古代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幾乎都把道德屬性作為人的本質屬性，認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就在於人具有道德屬性，而其他動物則不具備。所謂人為萬物之靈，也是以此即道德屬性為根據而作出的判斷。也正因為如此，古代的教育家總是把道德品性的教育看作是培養真正的人的教育。這種道德品性的教育即是人的品格的教育，亦即是德育。
中國古代教育家始終是把道德與政治緊密聯係起來觀察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們把政治、倫理、教育綜合為一體，而以倫理道德為中心。他們認為政治上的成敗得失決定於倫理道德的好壞，教育則是傳播倫理道德的主要手段。孔子繼承並發展了周公“以德配天”和“敬德”的思想，形成了一套“以德治國”的理論體係。它區分了“德治”與“法治”的不同，認為“德治”比“法治”的層次要高，具有最強的效力，明確提出了“德治”的主張，認為道德高於其他一切社會活動，強調把道德教化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提倡“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主張“為政以德”。所以孔子始終強調要把德育放在學校教育的首位，他明確指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認為學校教育首先是培養學生具有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品質，使他們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做事謹慎小心。其次，才是學習文化知識。孔子全麵肯定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為後世定下了“為政以德”的治國模式，也開創了儒家重視德育的優良傳統。孔子之後的孟子主張“仁政”，把道德教育作為推行“仁政”的基本措施之一，並認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要求通過道德教育確立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即真正做到“明人倫”。《學記》主張“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學又是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也認為應該把道德教育放在建國君民的首位。朱熹認為“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人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更明確地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家和教育家也都是主張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並且把道德教育的成敗與國家政治的治亂密切聯係起來。顧炎武說：“所以轉移人心，整齊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也。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九》）總之，古代教育家從以德治國的政治主張出發，普遍強調重視德育，並將德育放在首位，這是中國古代德育的優良傳統。
二、對德育過程的科學認識
中國古代的教育家對於德育過程較早即有明確觀點，體現了教育家在德育過程問題上的科學認識。孔子就要求學生首先要有道德認識，要知仁、知禮、知道。在他看來，一個人有了豐富的道德認識，才能分辨善惡榮辱，決定取舍而不迷惑，才能把遵守道德規範視為自己內心的需要。因此，孔子把道德認識看作是德育過程的開端，要掌握“仁”、“禮”、“德”等道德觀念，首先必須形成道德認識。這裏已涉及仁智關係，即德育與智育的關係問題，孔子要求把這兩者統一起來。其次，孔子也十分強調陶冶和發展學生的道德情感，認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裏仁》），並且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另外，孔子更加重視道德意誌的培養和道德行為的訓練，要求學生‘信而好古’、‘死守善道’，提倡‘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希望學生們成為‘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的謙謙君子。孔子曾自述其一生的成長過程是：‘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衛靈公》）這講的是人一生的道德修養，包含著知、情、意、行的過程。曾子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這講的是人一天的道德修養，也包含著知、情、意、行各個方麵。先秦儒家在道德過程問題上都一貫強調知、情、意、行四個環節緊密相聯，不可或缺的必然聯係。尤其對道德意誌的鍛煉和培養、對道德自覺性和頑強性的培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從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學而》），到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的培養，都體現了古代教育家對於德育過程問題的精到見解，是經過長期的德育實踐和理論探索而得出的科學認識。這種認識體現了德育過程的基本規律，是中國古代優秀德育傳統的又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