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德育原則和方法的一係列精辟見解
中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以道德教育為中心的，對於道德教育的原則和方法，教育家們提出了一係列精辟見解，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古代德育理論，亦成為中國古代優秀德育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立誌樂道。中國古代教育家認為進行道德教育首先要解決人生觀問題，因此，他們普遍重視立誌樂道的教育，要求學生確立人生的遠大理想和宏偉目標，樹立起前進的方向，堅定前進的信心。孔子認為人生在社會上，不應該以個人眼前的物質生活為滿足，還應該有將來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要有自己的理想並將準備盡社會義務。他在教育中總是引導學生立足現在而麵向未來，確定以仁道為個人誌向和人生理想，要“誌於道”，並且要達到“樂道”的境界。孟子也認為一個人最主要的問題是“立誌”，在此基礎上還應不斷地“持誌”、“養氣”，把“誌”與“氣”結合起來，辯證地處理好理智與情感的關係。墨子也主張立誌，一貫強調“誌不強者智不達”（《修身》）。漢代的揚雄認為沒有遠大誌向，容易半途而廢。宋代張載在論道德教育時亦十分重視立誌，指出：“有誌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隻看誌如何。‘匹夫不可奪誌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誌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人，況可謂之聖人乎？”（《係辭上》）因此，“誌大則才大，事業大”（《係辭上》），“誌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中正篇》）。宋代大教育家朱熹也認為學者首先要立誌，要樹立明確高尚的誌向。他說：“問為學功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誌。”（卷7）朱熹提出的為學之法的第一條就是“居敬持誌”。明代的王守仁也認為“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卷26）
解決立誌樂道的關鍵是教育學生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遠大理想的關係，物質享受和政治信念的關係。孔子就經常教育學生眼前利益要服從遠大理想，“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裏仁》）。一個有遠大理想的人，不應當迷戀於眼前的物質享受，更不能為了物質享受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要“見得思義”（《季氏》），不貪不義之財。孟子也主張在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在仁義與生死之間有所抉擇時，能夠自覺地做到“舍生取義”（《滕文公下》）。荀子也主張“君子不為貧窮而怠乎道”（《修身》）。
要使學生立誌樂道還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讓學生進行艱苦的自我磨煉。孔子就認為應當讓學生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去經受各種困難的考驗，才能達到立誌樂道的境界，能夠“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子罕》）。墨子很重視通過實際鍛煉和嚴格的紀律，強化學生的意誌，培養吃苦耐勞和勇於犧牲的精神。孟子也常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告子下》），認為隻有經受艱苦磨煉，才能堅持誌向，擔當大任。可見，中國古代教育家普遍認為進行道德教育首先要解決立誌樂道的問題。立誌樂道既是道德教育的首要原則，也是道德教育的結果。
自省自克。道德教育的核心是使學生的道德品質符合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與規範，因此，必須使學生不斷提高對道德準則和規範的自我省察，自我克製的水平，提高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誌和道德行為的自覺程度。先秦儒家在此問題上，闡發過一係列深刻見解。孔子在道德教育中特別強調要從自我做起，然後推己及人。一方麵要善於自我省察，及時發現自己的缺點或不足及時改正，或者發現別人的優點或長處，虛心求教，力爭趕上，做到“自省”、“自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裏仁》），當與別人發生矛盾時，要“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始終堅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衛靈公》）另一方麵要嚴格地進行自我克製，使自己的視、聽、言、動都符合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和規範而不能稍加違犯，並最終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的道德境界。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自省、自克的有關思想，更加強調“反求諸己”，主張“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離婁上》）。《學記》提出了“慎獨”的修養方法，也就是要求自我省察，自我克製，在個人獨處時，也能自覺地遵守道德準則和規範。總之，自省自克強調了道德教育過程中學生自覺性的養成及其重要性，是古代教育家豐富德育實踐經驗的積累和概括。
改過遷善。在一定意義上說，道德教育實際上就是幫助學生逐步克服和糾正缺點錯誤，不斷發揚優點、長處的過程。教師正確對待學生的缺點、過失和錯誤，並教育學生正確對待自己的缺點、過失和錯誤，是道德教育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改過遷善就是中國古代教育家正確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