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洪武
徐特立同誌是一位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教育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教育的創始人之一。在革命根據地，他從革命教育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總戰略服務出發，十分重視開展群眾教育，特別是農民群眾的掃盲教育。
徐特立長在農村，在農村讀書、任教多年，耳聞目睹了中國農村教育十分落後的現狀，認識到倘若不教育農民群眾掌握文化知識，改變愚昧無知的狀況，就不能振興中華民族。參加革命後，他把教育看作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作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麵，竭盡全力去組織、領導這項工作。江西中央蘇區時，在徐特立同誌領導下，曾掀起了一個“老公教老婆，兒子教父親，秘書教主席，識字的教不識字的，識字多的教識字少的”群眾運動，使蘇區的掃盲工作紮紮實實地開展起來。同時，為了加快掃盲步伐，徐老還與其他同誌醞釀試用拉丁化新文字掃盲，但因戰爭緊張未能實現。1935年10月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到達陝北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駐西北辦事處，設七部一局，徐特立任教育部部長。自1936年開始，在恢複和發展國民教育工作中，由徐特立部長積極倡導和領導，便試驗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教育。
一
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國語寫法的拉丁化，是改革漢字為拚音文字。它的產生，是中國文字經數十年改革繼國語羅馬字之後取得的又一項新成就；它的創造者，是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林伯渠、吳玉章等，他們於30年代初在蘇聯工作和學習期間，製定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並用新文字在蘇聯遠東華僑工人中開展掃盲教育，大見成效。1933年，新文字方案被首先介紹到上海。不久，在其它城市紛紛宣傳、試用、推行起來，發展成為一種進步的文化運動。
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推行新文字是一樁新鮮事。初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把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麵的文件譯成新文字，幫助對外宣傳，徐老愉快地接受了這項工作。他教部裏的同誌邊學邊譯，很快地完成了任務。隨即，徐老就領導開展起新文字掃盲教育試驗。1936年8月，教育部在保安（誌丹縣）時，徐特立部長派王誌勻辦了一個新文字掃盲班，學員主要是不識字的紅軍殘疾戰士，有21人。掃盲班先教學新文字，後學漢字，辦了三個月，學員就分配了工作。接著，辦第二期。在此同時，紅軍大學也開設新文字課，特別是第三科。這個科培養連、排級幹部，學員文化程度很低，有不少人是文盲。他們學習新文字，不滿兩個月，一些不識漢字的學員就能用新文字寫報告、辦牆報；另一些識少部分漢字的學員，在很短時間就能靈活自如地運用新文字寫文件。10月間，該科接到校部電報，限兩個月內每個學員要學會800個漢字。這是一個艱巨任務，於是就借助新文字注音漢字，圓滿地達到了要求。
這是新文字教育運動初期的兩個突出的試驗點，證明了新文字是簡單、易學的文字，是勞動大眾學文化的有效工具，為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開展新文字教育起了示範作用。
1936年下半年，新文字掃盲教育一麵在試點，一麵在中央一級機關、學校中陸續開展起來。教育部、財政部、黨校、團中央等單位，先後辦起了夜校和識字班，組織幹部、戰士、“小鬼”、飼養員、炊事員和勤雜人員學習新文字。徐老對此事很關心，或親自授課，或派教員教學。12月，團中央成立中央一級青年俱樂部，黨中央和教育部對此極為重視。俱樂部成立後，動員和組織中央機關、單位的青年，學習文化與軍事，並將“推行新文字，消滅文盲”列為學習的第一任務。這樣，大大推動了中央一級機關和單位積極開展新文字掃盲教育。
為了保證新文字掃盲教育的開展，徐特立領導教育部編了新文字課本和新文字注音漢字課本。一些機關、學校也編了新文字讀物。《紅色中華》報還連續地發表了用新文字寫的通訊。這就更擴大了新文字教育的影響。從此，新文字掃盲教育從中央機關單位很快發展到一部分地區，主要是陝甘和陝北兩個省區。這兩個省區在革命前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絕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識字，寫封信要請求人，記個賬也沒有辦法，有的連票子都看不懂，讀書念報更是不行。這種現狀對於他們是很痛苦的，對於革命事業也是極不利的。徐特立認為，革命政府的任務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在農民群眾中開展掃盲教育，加快掃盲步伐，使廣大農民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翻身的同時，在文化教育上也能翻身。於是，他計劃在農民群眾中開展新文字教育試驗。
1936年冬季來臨，根據徐特立倡議，教育部與團中央聯合發出關於開展冬季運動的指示信，開始在農民中作新文字掃盲試點。這一年冬學是以漢字冬學為主，同時要求有教新文字條件的冬學先教新文字，再用新文字注音教漢字。經冬季三個多月的識字教育，不少成、青年基本上能認、拚、讀新文字，有的還能寫新文字語句，看新文字初級讀物，利用新文字作工具學漢字。這一成績，更堅定了徐老在廣大農民群眾中推行新文字教育的信心。
1937年開始，隨著國內和平形勢與邊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新文字教育運動逐步走向深入。1月，黨中央和西北辦事處遷到延安。3月，教育部和團中央便及時總結一年來新文字教育工作，提出了《關於教學新文字的意見》，指出：（1）教學新文字的對象是文盲；（2）新文字的應用，在鄉村的力量要比漢字為大；（3）漢字與新文字的關係，是先用短時間學習新文字，後用新文字替漢字注音和解釋漢字，開辟文盲自己學習漢字的道路；（4）新文字的教法，是把字母、拚音和課文聯係起來教。這些意見，對進一步推行新文字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4月，徐特立領導西北辦事處文化教育建設委員會起草了《關於群眾的文化教育建設草案》，在第二部分“目前的任務及實施的原則”中提出：“最基本最易學的新文字應該在最短時期普及到曆史上沒有參加過文字生活的男女文盲中，但不停止在這一基本的工具，應該利這一基本工具，學習漢字，以及學習政治和科學。”很明確，這是1937年新文字教育運動的新任務。
根據新的任務，新文字教育進一步發展有兩個方麵的工作：一是鞏固已取得的成績，把短期突擊和長期教育很好地結合起來。如延安縣的一些區鄉，成立了常年的新文字識字組；各區分別舉辦了幾期新文字訓練班，培養了一批新文字先鋒員；經常開展評比活動，獎勵優秀單位和學習優秀者。陝北省舉行學生代表學習競賽會，新文字被列為國語一科的比賽內容；7月間，省上舉辦了暑假教師訓練班，有120人參加，開設5門課，以政治和新文字為主課，經一個月的學習，這批教師都能勝任新文字教學工作。
二是開辟新的園地。這方麵最突出的是：
（1）1937年3月，在徐老親自倡議和主持下，創辦了邊區魯迅師範。它是在原來的新文字掃盲班的基礎上成立的，所以學校非常重視新文字教育。這所學校擴大原來的掃盲班，又招收了紅軍中一部分不識字的連排級幹部、勤雜人員、紅軍家屬及四方麵軍中川陝蘇區做過基層工作的幹部和醫護人員，先教新文字，再用新文字學漢字，學文化，學政治，學科學。徐老後來對這一段的新文字教育作過這樣的記述：“我曾在陝甘寧邊區施行過（新文字），隻要學習300個小時，即可利用新文字學科學及學漢字。新文字又可用來發表一切著述。四方麵軍來延安時，有許多文盲女子在學看護，既要學漢字，又要學德文字母，我們曾經試驗過一部分先學新文字，經過新文字來學德文，比隻學德文的學生費時間更少。”這是魯師重視新文字教育的一個例子。同時，魯師擴大招生後，入學學生的文化程度有了提高，但新文字仍列為必修課。學生中還組織有拉丁化先鋒隊，每星期六晚上，要派隊員在演說會上宣傳新文字；每星期日，要到小學校裏教小學生學新文字；每兩星期在校內出一次新文字牆報。魯師實施新文字教育在邊區中等學校中最早、最突出，也最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