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
從文化背景考察，近現代上海是一個流動性很強的城市，有著“五方雜居”的人口構成，80%以上為移民人口，絕大部分來自國內各省，他們和約15%的上海人口一起將中華傳統文化散播於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使上海沉浸在民族性的文化氛圍之中；“襟江帶海”的開放地理環境帶來了上海工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崛起，資本主義在此快速成長，上海實際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文化的衍生地；而經曆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一係列的思想解放運動後，資產階級文化更是日益深入人心；西方世俗和宗教文化在上海經過近百年的滲透，中外文化之爭經曆由抵製、懷疑的激烈對峙到分析、借鑒的相對融合，西方文化逐漸在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和實際生活中占有相當大的市場，上海成為近現代中華大地上西方化程度最深的地域，甚至被稱為“兩個世界之間的城市”。上海特有的多元共存的文化建構使上海表現出“兼容並包”的文化特征。開放的環境和交融的文化推動上海女子教育走在時代的前列，成為中國近現代女子教育發展的濃縮體現。
多元文化的長期磨合致使上海女子教育走過了百年不平坦的道路，卻也推動其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成績，女子教育實現了從觀念層麵到實踐層麵的整體轉變：在社會認識上，從視女子接受學校教育“不以為然”到“習以為常”，女子教育觀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質的突破；在教育製度上，從女子沒有學校教育到男女教育的分立，再進一步實現教育體係的合軌，女子教育出現女子學校與男女合校的並行發展；在教育體製上，從女子初等教育起步到女子初、中、高等教育體係的形成，女子教育趨於完備；女子教育內容逐步脫離“三從四德”的傳統規範，而以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知識體係取而代之，女子教育從家庭性、消遣性向社會性、實用性不斷轉化；女子教育的培養目標從培養傳統的“賢妻良母”轉變為培養有勇、有智、有愛國心的現代“女國民”。上海女子教育全方位的變革，帶來新的社會氣象，女子逐漸走出家門，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知識女子的出路從家庭化不斷向社會化、職業化過渡。總體而言之，上海女子教育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重要進展，其民主性、實用性、科學性和開放性程度明顯增強。
一、女子教育民主性色彩日漸濃厚
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指標就是教育的民主化。上海女子教育民主化主要體現在教育權利的不斷下移，一方麵，隨著上海女子教育招生規模逐漸擴大，女子學校的招收對象不斷向社會中下層擴展；另一方麵，在社會民主化運動的不斷推進下，上海女子教育的管理體製逐漸進入分權化階段。
隨著上海女子學校數量的增加和招生數目的擴大，教育對象範圍不斷擴展。維新運動前，上海隻有寥寥數所教會女學，之後國人私立女子學校不斷湧現。據史料記載：1915年時，上海國人私立各類女學達29所之多。五四運動後，女子學校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在女子學校增加的同時，學校的招生規模和培養能力也在不斷提高，以務本女中為例，從1904年第一屆學生畢業到1922年新學製出台，平均每年畢業學生不到15人；而從1923年新學製推行後5年間，年均畢業46人；1928年到1933年6年間，年均畢業108人以上。在女子學校規模擴大的同時，男女合校不斷普及，為女子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據統計：1929年，共有各類中學114所，招收女子的學校73所，占總校數的64%；1935年，148所中等學校，招收女生的學校118所，占總數的近80%。兩個年度資料比較顯示：女子就學機會逐漸增多，女子受教育的社會範圍不斷擴大。
女子受教育範圍的擴大還表現在女生的社會來源不斷向社會中下層擴展。新學製實行之前，由於傳統舊觀念的束縛和女子學校數量的限製，僅有國內大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教會人士等中上層社會家庭女子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二三十年代以後，隨著社會風氣日漸開放，社會女子觀獲得不斷進化，接受女子學校教育的社會範圍得以擴展。伴隨上海城市經濟的發展，社會向女子提供的就業機會增多，客觀上促進了社會對女子教育的需求，一些中下層社會家庭也盡力創造條件為女兒提供學習機會。南洋女中校長吳若安的養子吳彼得先生曾談到南洋女中的發展：“南洋女中的位置在夏之角，在閘北區西藏路橋的北麵，是經濟條件差的人家住的地方。因而，這個學校的學生多數都是經濟條件較差的。學校剛開辦那段時期，學生中間經濟條件好的多，是限於當時的曆史環境吧，有錢人家才會把女孩子送去上學。”學生家庭的社會範圍從高等社會向中、低等社會伸展，表明上海早期女子教育的民主性不斷增強。
女子教育管理體製的分權化也是上海女子教育民主化的重要體現。經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教育管理體製初步具備現代模式。根據當時教育部的規定，所有私立學校必須設置董事會，負經營學校之全責。具體負責學校經費之籌劃、預算及財務的監督等事宜。至於學校行政，明確規定由董事會選舉校長完全負責，校董會不得直接參與。董事會製度的實施，既保證了學校經費有較為可靠的來源，又限製了校長的獨行專斷。就學校內部管理機製而言，女子學校實行現代科層管理方式。1934年《上海市立務本女子中學概況》一文記載了務本女中組織係統為：校長之下，設立校長辦公室、教務處、訓育處、事務處，校長辦公室負責學校內部總體事務及對外聯絡，其餘三處分別負責學校的教學、管理、後勤等各項工作。在一些私立女中，由於經費的困乏，不可能設置人員齊備的管理體係，但學校內部事務也基本按照以上三部分來具體實施。科層管理的辦法，減輕了校長的工作負擔，一定程度製止了學校內部專製管理，使學校管理體現了民主化傾向。
女子學校對學生的管理也逐漸開放，學生的民主意識日見增強。女子學校設立初期，對女學生的管理非常嚴格，女學生雖然走出家庭，實際上仍然與社會隔離。隨著社會的進步，管理措施漸趨寬鬆。教會女校早期，規定學生每月或每學期回家一次；到30年代，縮短為兩個星期；40年代，每周都可回家。1921年時，聖瑪利亞女書院要求學生不得自由閱讀課外書籍、校內盡量不舉辦課外活動，但在《聖瑪利亞女校五十周紀念刊》中就有了學校豐富課外活動的記載；僅僅10年，教會女中管理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民國時期，學生的自治團體普遍存在於每一所女子學校，它不僅負責組織學生的課外文體活動，豐富學生的課餘文化生活，從事募捐活動，輔助貧困同學；而且有些學生團體開始關注學校的具體事務，參與學校的管理。1933年，務本女中學生會發動同學驅逐反動教務主任，發生了震驚上海學界的學潮；1948年私立惠生高級助產學校學生在學生會的領導下，發動了爭取生存權和讀書權的鬥爭，體現出女子中學管理的進一步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