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上海女子醫務教育起步也很早。1904年，出生中醫世家的李鍾玨與廣東番禺著名西醫張竹君女士因憫中國女界疾病之苦、生產之危，在公共租界西區創辦女子中西醫學校，招收女學生40名，延請名師，分授中西醫學及各科學；同時在校側開辦附屬女醫院以為學生實習之所。張竹君擔任校長，講授西醫課，李鍾玨親自講授中醫課。這是國人在上海創立的最早的女子醫學校，也是中國最早的女子醫學校之一。上海女子藝術教育也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上海女子專科教育的早期發展大大擴展了中國女子的教育內容，培養了女子多方麵的應世能力，為女子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各類職業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證。
（四）現代女子教育觀在上海萌生
開埠通商、華洋雜居，使上海較早地接觸到異國他方的生活方式，也較早地具有了開放性思維。1872年5月24日，上海《申報》就發表《纏足說》，對中國婦女纏足陋習提出尖銳的批評，提倡女子走出家庭；在維新派提出婦女解放思想之前二十年，《申報》還在1876年三四月間針對女性教育展開討論，批駁“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傳統價值觀，提倡男女平等，主張女子教育對女子本身素養的提高、對人口狀況的改善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將女子教育提高到民族強盛的高度來認識。1895美國李德爾夫人在上海首次發起了禁止婦女纏足運動；三年後，維新派組織不纏足會，將總會設在上海，大力提倡天足，改良社會風俗，從上海快速發展來帶動全國。
在維新思想的影響下，中國近代的第一份女子報紙——《女報》，就是1899年16歲少女陳擷芬在上海創辦的；提倡女子教育，醒戒纏足，介紹國外女校製度，報紙思想進步，時有“小蘇報”之稱。《女報》的設立，既是上海維新思想發展對教育影響的產物，也是女子教育自身演變的結果。1904年，張靜廬在上海創辦《女子世界》，宣傳男女平等思想，提倡女子教育；1907年，秋瑾同樣在上海創立報刊《中國女報》，批判封建綱常名教，提倡男女平等，婦女獨立，呼籲婦女走出家庭，投身社會革命。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先後湧現了近20種女子報刊，這些報刊對進步女性觀的提倡或傳播，為上海女子教育的發展和中國的婦女解放提供了輿論準備，也影響了一大批婦女成為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由於上海成為中國近現代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和女子教育的思想輿論大本營，因而，辛亥革命時期，上海自然成為中國先進女性的彙聚地。
經過近代70年的演變，上海以經濟發展為龍頭，在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麵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根據《全國中等學校一覽表》中記載：1935年各地女子中學的情況可知，上海普通女子中學共有36所，女子師範學校四所，女子職業學校不少於八所；而當時的國都南京僅有女子中等學校五所；天津女子學校五所；而北平（北京）市，有女子普通中學16所，女子師範一所。廣州女子教育發展較早，但據資料推算其女子中等學校也不超過20所。這表明民國時期上海女子普通教育較全國而言，仍保持整體發展優勢。上海女子教育在全國範圍所處的前沿地位，可以使我們通過對上海女子教育的考察來把握中國早期女子教育的發展脈搏。
二
從上海女子教育的演變中我們看到，在女子教育起步的50年裏，西方教會始終處於其主導地位，女子學校帶有極強的西方性和殖民性，而西方教會為在中國女子教育界尋找到生存的空間，則不得不向中國傳統文化做出讓步，致使女子教育長期保留濃厚的封建性；在中西文化和新舊文化相互鬥爭、相互融合中，中國女子教育的性質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女子教育參加者的參與方式逐漸從過去的被動加入轉為主動參與和積極倡導；女子教育的培養目標從傳統的家庭型女性逐漸向現代社會型女性轉換；女子教育的內容中，儒家倫理、傳統女紅減少，現代科學知識居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學校的開辦方式，正規化的辦學體製逐漸占據非正規化女子學校；管理方式從過去的完全封閉型開始向開放型轉換。
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最初是以西方列強入侵為契機；其發展動力是由外發轉為內興，女子教育也經曆了同樣的發展曆程。西方教會在華創辦的教會女學作為一種新興事物，最初它所帶入的異域文化在中國民間造成恐懼和不安，而女子離家就學也與中國曆史上女子“足不出戶”的習俗相抵觸，故而教會女學在創立最初幾十年遭遇了種種的阻力；美國傳教士李承恩曾記載：“有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校舍已準備就緒，開學時間到了，而學生們卻沒有如約前來，她們沒有勇氣麵對強大的阻力和鄰居們的偏見，計劃似乎注定要失敗的。但是負責的姐妹們通過教堂教友的協助，勸說了幾個回來，但是不久，她們都跑光了”。在教會女學出現後的相當長時期內，國人將教會視為妖魔世界，女孩子入學帶有半強迫性質，而且就學者往往采取試探的態度。然而，隨著女孩子接受學校教育優越性的逐漸明晰，教會女學的情況發生了重大的改觀。如文紀女學（聖瑪利亞女學前身）入學女子每年隻有寥寥數人，可1900年時，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而且教外女子紛紛提出了入學的要求；聖瑪利亞女學於是擴大規模，將學校大門向教內外女子開放，同時開始征收學費。1890年，中西女學初建時僅有學生五人，然而短短數年，就有“人滿之患”。至此之際，國人不再滿足於被動地接受西方教會的學校教育，自己創辦的女子學校開始在中國大地上湧現，1898年中國第一所自辦經正女學在上海乃至全國轟動一時；1902年，上海又相繼創辦了務本女學和愛國女學等學校。女子學校在東南沿海迅速發展起來。社會女性價值觀的變遷，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日漸凸顯，女子對學校教育的態度漸漸從消極抵製、被動入學逐漸發展為積極爭取、主動入學；《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六期刊登無錫女子楊壽梅棄家就上海啟明女學學習的事跡。民國成立後，要求入學的女子更是日見增多。中國早期女體育家陳英梅女士向教育部提交報告，彙報女子體育師範學校情況時說：“各省女學之願保送生來校肄業者絡繹不絕，隨決意擴充校舍增設學額”。反映出中國女子教育發展的強烈內在需求。不僅如此，中國的知識分子自覺地承擔起女子學校開辦者和教育者的曆史使命；一時間，宗孟女學、城東女學、南洋女學等許多女學紛紛湧現。國人辦理女子學校在20世紀前30年逐漸取得了女子教育的主體地位，從而結束了西方教會全權控製中國女子教育界的局麵。
中國女子學校教育早期發展的理論出發點是傳統男性本位文化，女子教育存在的價值表現在“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梁啟超語）。發展女子教育的目的不在提高女性自身素養，而是由女子“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所決定。務本女學是國人所辦女子學校中曆史最為悠久的學校。學校初開，為“益家善種”，既定“以改良家庭習慣，研究普通知識，養成女子教育兒童之資格為宗旨”，女學生的預期角色定位在家庭。然而，女子教育的發展並非盡如初創時所願，走出家門的新一代女性接觸到外部的斑斕世界，便不再滿足於回歸家庭重新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她們渴求著更廣泛的生存空間；而男女平等思想日漸深入人心，使女子學校培養目標的演變成為大勢所趨。民國成立後，務本女學適應社會形勢的需要，改宗旨為“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國民，授以女子適用之知識技能，並培養女子固有之美德、健全之體格”。學校辦學宗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女子教育開始立足於從德智體三方麵發展女性自身，女子的培養目標從“賢妻良母”變為“健全國民”，女學生的角色期望層次從家庭擴展到社會。
女子培養目標的變革促使女子教育的辦學方向做出調整；由於女子教育廣泛而迅速的發展，出現了女子教育師資的嚴重短缺，於是中國女子體操學校、南洋女子師範學校、勤業女子師範學校、上海女子美術學校、倉聖明智女學等一批師範性質的女子學校陸續在上海創辦起來，普通學校的務本女學、愛國女學、民立女學、聖瑪利亞女學等女子學校也設立了女子師範科，培養女子學校師資。一些女校還定期或不定期地開辦商科、醫科、打字等各類職業專科，為女子進行職前培訓。女子教育的社會性不斷增強，職業色彩越加濃厚。勤業女子師範學校明確規定：培養女子“足以自治，而具有獨立之精神，養成博愛心、責任心及勤勉、誠實、克己公正諸美德，俾將來成為完全師資及各有其職業，以為社會表率”（注：標點為筆者所加）。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女子學校將自治、獨立、職業等新興理念灌輸到女性的頭腦中去，為女子指出了一條不同於其先輩的生活道路，而女子職業教育的開展，更為女子廣泛走向社會開辟了前進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