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科 向華
班昭（約公元49-120），字惠班，又名班姬，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人，是我國東漢時期博學多才的女史學家、文學家，也是我國古代曆史上一位著名的女教育家。
一、生平業績與教育活動
班昭出生於一個世代顯貴、儒家傳統深厚的家庭。她的祖姑為漢成帝的妃嬪班婕妤。祖姑工於詩賦，才辨超群，又頗能自重，深得皇帝的寵愛。由於這層外戚關係，班昭的祖父班稚和伯祖班伯、班遊在西漢末年，均擔任顯要的官職，為皇帝所寵信。故當兩漢之際，班氏“家有藏書，內足於財”。父親班虎是東漢著名的儒學大師，堅持“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的正宗之學，續《史記》65篇。長兄班固編撰《漢書》，是傑出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二兄班超投筆從戎，是立功西域的名將與著名外交家。
班昭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裏，受到各方麵的熏陶。正如她自己所說的那樣，是“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因而她從小聰明好學，熟讀儒家經典和各種史籍，掌握了豐富的曆史、天文和地理等方麵的知識，練就了在文史方麵研究和寫作的才能。所有這些都為她日後續成《漢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班昭作為史學家，其主要貢獻是她繼承長兄班固的未竟之業，整理並最後續成《漢書》這部曆史巨著。班固著《漢書》，其中八表和《天文誌》沒有最後完成，由於竇憲一案的牽連，被仇家洛陽令種兢逮捕，死於獄中。漢和帝遂令班昭續成此書，（後來又召馬融繼班昭最後完成）。要將《漢書》這樣的宏篇巨整理編撰出來，實非易事，班昭為此付出了十分艱巨的勞動。她將《漢書》仔細核校，整理散亂的篇章，又續寫了八表和《天文誌》。至此，曆時幾十年，《漢書》終成完。這部史書首創紀傳體、斷代史的先河，成為現存研究西漢史材料最豐富的史書。《漢書》雖經四人之手寫成。但後人讀起來，並無不連貫之感，如出一人之手，可見班昭續寫的部分與全書是和諧而統一的，也足見她在整理《漢書》時，確實花費了很大的修改串聯的功夫，充分發揮了她文史方麵的才能。編織成這樣完善的史學巨著，才女班昭功不可沒。
班昭除史學方麵的貢獻外，還是一位文學家，她一生寫過賦頌等文章16篇，曾由她的兒媳丁氏輯成《大家集》3卷，可惜其書早已散佚，現在能看到的僅有《東征賦》等8篇。所作《東征賦》一篇，曾被昭明太子蕭統編入《文選》，保存了下來。李善注引《大家集》說：“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又引《流別論》說：“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曆也。”又曾為班固的《幽通賦》作注，今存《文選》李善注中。
班昭同時又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因她學識淵博、品德高尚，被漢和帝“數召入宮”，擔任了皇後及宮內其他較有地位的人的教師。教他（她）們學習儒家經典，及至天文算術。班昭教學注重循序漸進，身教甚於言教：“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衣著整潔，不求華麗。得到宮內上下的讚揚與尊敬，人們尊稱班昭為“大家”。因其丈夫姓曹，故世稱“曹大家”。皇室每遇四方貢獻異物時，還常請她作賦，加以歌頌。《漢書》撰成後，當時無人能通句讀。這時，班昭一方麵教後妃學習，一方麵在東閣著書。同時，又授馬融以《漢書》句讀，從而“開女師設教之先”。成為我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女教育家。在封建禮教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班昭能超越世俗，為人師表，勤於治業，她的行為是對“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的公開挑戰，她不愧為我國古代的女中豪傑。
班昭還留有教育著作。她50多歲時，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於是總結自己在宮廷中的教育經驗，作《女誡》一書，共7篇約兩千字。這部著作，既是當時婦女教育的重要教材，也是我國第一篇女子教育的論著，是古代女子教育的範本。在這部著作中，班昭對古籍記載的“四德”做了具體的經典式的解釋，第一次將封建社會對婦女的道德要求加以引申和係統化，作為女性的價值觀，以至後世對“四德”的解釋都是以她的解釋為標準的。明代的王相為《女誡》作注。其後與明成祖徐後的《女訓》、唐女學士宋若莘、若照的《女論語》及王相母劉氏的《女範捷錄》合刻成《閨閣四書集注》，即《女四書》。陳宏謀撰《教女遺規》，也輯錄了班昭的《女誡》，可見影響深遠。
班昭還參與了某些朝政。例如在鄧太後臨朝時，太後之兄鄧騭以母憂要辭去官職。鄧太後就此曾征求過班昭的意見。班昭運用許多曆史實例，陳述利害，說明應該讓鄧騭引退。於是鄧太後就讓其兄返回鄉裏。為了表彰班昭在皇宮內教育的功績，鄧太後特提升班昭的兒子曹成為關內侯。班昭70歲逝世，由於她生前“謙讓恭教，先人後己”，“清靜自守，無好戲笑”，誨人不倦，所以深得後宮上下的愛戴和尊敬，死後舉朝哀痛，“皇太後孝服舉哀”，可見班昭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
二、教育思想
班昭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儒學思想，這與她所處的時代是有密切關係的。班昭是東漢時期的教育家。自西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來，漢代的大小官吏都要學習儒學，且大多都專一經。漢代的太學也以儒家經典為教材，儒家文化不僅僅停留在少數文人墨客、達官顯貴的範圍內，而是以強化了的方式廣泛滲透於整個社會之中。班昭的教育思想也必然打上了這時代的烙印。
儒家價值觀可以稱為道德至上論。孔子講：“君子義以為上。”在這裏，“義”指道德原則，“上”表示價值。孔子以為道德是最有價值的。儒家文化正是這種以“禮義”為中心的文化心態的深刻反映。它重人倫、崇道德，強調以禮節情，提供人格的自我完善，致力於人際關係的統一和諧。顯然，儒家重視道德倫理教育的傾向，正是班昭重視女子道德教育的根基。
班昭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她的代表作《女誡》之中，其篇目為：“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毋庸諱言，這些篇目中的不少內容宣揚了“男尊女卑”、“三從四德”這些鄙視、束縛婦女的封建糟粕，應該加以剔除、加以批判。然而其教育思想中，確有一些內容屬於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剔除其封建內容之後批判地加以繼承。其主要有如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