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電視產品的文化傳播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國的電視節目因形態的模式化和內容的單一固定、乏善可陳而被視為標簽式的政治“宣傳品”。這種帶有明顯政治標簽的電視宣傳品雖然也有較為通暢的傳播途徑，但卻難以受到人們真正意義上的關注。80年代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不斷衝擊著人們被曆次政治運動扭曲了的人生價值觀，也強烈衝擊著電視傳媒工作者的文化良知。大量令人歎為觀止的電視作品開始進入觀眾的視野，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並相繼活躍於較高級別的電視文化交流平台。
21世紀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完善不斷地影響並改變著中國電視傳媒規劃的總體思路。隨著中國媒介管理體製改革的逐漸深入和媒介產業化進程的逐步升級，中國電視傳媒的發展模式難免會遭遇商業電視的撞擊。係列化、一體化、多元化以及集團化等傳媒經營模式紛紛問世。形態各異、內容豐富的電視娛樂節目、電視談話節目、電視文藝節目等競放異彩，標誌著中國電視傳媒生態趨於穩定和成熟，完成了由電視節目向電視作品到電視產品的階段性過渡。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電視產品作為電視媒介信息的載體，在概念上既大於電視節目，又不完全等同於電視作品。電視產品所具有的三大要素即載體、資訊、規則，從不同的方麵完成了對電視產品“形”和“質”的描述。
電視產品的載體特性是聚合、承載傳播內容的媒介形式，它包括渠道、外觀、形式、功能特性以及技術性能等。在載體層麵的競爭中，受眾接收信息的方式趨向於從理性化到感官化的轉變，這種轉變使得受眾消費媒介和使用媒介的方式“碎片化”，即信息的獲得不再全程依賴於某一個媒體，而是在不同的方麵、不同的環節上使用不同的媒體。因此，電視產品越來越需要通過不同交流平台的關聯組合來形成一個適應於受眾新的媒介消費習慣的“產品鏈”與“服務鏈”，固守於一種介質形態的經營模式將被打破。
電視產品所負載並傳出的資訊即傳統意義上電視節目的內容，它包括單體的顯在內容與結構性的隱含內容。電視產品的資訊既包含內容的語義成分，也包含內容的語用成分。在內容層麵的競爭中，電視產品資源開發的重點由“巨內容”向“微內容”轉移，即把受眾對於電視產品中那些具有普遍興趣和意義的內容，在大眾化標準的基礎上進行分眾化、個性化的提升與開發，把內容生產的價值重心由提供事實判斷向提供價值判斷轉移，從而實現眼界的競爭、標準的競爭、視角的競爭、觀點的競爭和把握事實的方法與邏輯的競爭。
現階段的電視產品在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關係上，呈現出參與規則、獎勵機製等傳播領域“平民化革命”創新與開發的趨勢，即內容與內容、內容與載體、產品的功能流程、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關聯方式。隨著傳媒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電視傳媒的發展已從“內容為王”轉變為“產品為王”。
既然電視節目已經作為一種產品被推向市場，那麼如何構建其營銷體係、打造品牌電視產品就成了當下業內人士需要關注的問題。在產品的運營整合中，載體、資訊、規則作為電視產品的三個要素，任何一個要素都會影響電視產品在文化市場上的勝出。因此，這三種要素係統整合所創造的合力將成為打造品牌電視產品的關鍵。
電視產品是兼容了藝術與產業性質的一種新型文化產物，它的這一特性決定了傳播者與受眾之間將麵臨諸多矛盾。既然定位於“產品”，那麼，為了求生存，為了傳媒產業在文化市場上更好地運作和發展，就必須顧及電視產品在文化市場上的銷路，必須顧及電視產品創造的利潤和價值。電視產品從創作、生產到境外流通，其成敗或美學價值的確立，需要部分地取決於市場機能法則。這種評估尺度往往取決於追求最高利潤的欲望或某種意識形態的動機。盡管有人認為電視產品是在虛構的情境中描繪一個又一個想象的世界，但要引導受眾進入這些不同於現實世界中的境地，體驗投入藝術世界的幸福，那麼，電視產品所表現的情景就必須符合生活的邏輯，符合人生經驗中把握的時空結構和因果關係。
20世紀90年代初，電視跨文化傳播研究在中國悄然興起。經過短暫的初創期之後，逐漸進入90年代中後期的提升拓展期以及本世紀初的高潮深化期。知識經濟的發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更加速了各種文化的傳播交流和相互融合，為中西電視產品跨文化交流創造了良好時機。
二、電視產品的文化語境
研究文化語境的基礎是文化研究。西方著名人類學學者泰勒（Edward BurnettTylor）這樣給文化定義：“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就對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義上說，在不同社會中的文化條件是一個適於對人類思想和活動法則進行研究的主題。”[1]
文化作為意識形態，借助於意識和語言而存在，文化是人類特有的現象和符號係統。文化是“人們在物質上、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整體生活方式”。[2]
研究文化語境的前提是語境研究。語境研究屬於跨學科的語言基礎研究，語境研究將語言動態研究機製引入話語，其特點是把語境放到重要位置上，也就是說，高度重視說話人的心理、生理、社會因素及說話當時的情景。
語境研究的理論依據源於語用學和語義學。語用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的意義，也是傳統語義學研究的發展和延伸。
語用學是研究語言運用及其規律的學科。語用學注重“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話語”，重在解釋語言意義和語境要素的相互作用。
傳統語義學注重對抽象於語言使用之外的意義研究，而語用學在對意義進行研究時強調在一定語境中所使用的語言的意義，即“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話語”[3]。因此，語用學中的語用環境成為語用學中的第一要素。從語用學的角度來理解，傳播者的任何屬於語言範疇的作品、文字，即便有規範的語法和正確的語義，如果缺乏與之適應的語用環境，那麼對於讀者或受眾來說還是難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這是因為某種與非言語形式相關連的意義要受一定的語境製約，並部分地受傳播者所處情境的限製。隸屬語言範疇的作品及文字和非言語形式允許傳播者把相對來說數量有限的符號結合起來以表達近乎無限的複雜意義。
國內近十年的語用學研究表明，語用學在有關語境方麵的研究包括研究語言的顯性內容（語言信息）和隱性內容（語言含義），其目的是研究語言的顯性內容和隱性內容是如何通過語境發生關係的。語用學要解釋的是交流的雙方怎樣相互理解對方的話語。為達到這個目的，語用語境所包括的內容較為廣泛，除了語言知識之外，還包括構成語境的三大類語言外知識：一是背景知識，指的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一般了解，即百科全書的知識；二是情景知識，即與特定的交流情景有關的知識；三是交流雙方的相互了解，即交流雙方所共有的知識，這是交流雙方運用語用、語境的基礎。
語境是當今語言學界正在開拓的一個新領域。語境是語言學及其相關學科所麵臨的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各語言學科，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都和語境研究息息相關。
由於語境研究正處於開拓階段，因而語境的許多理論問題在語言學界尚未取得共識。如語境包括哪些要素、廣義語境和狹義語境的界定等等。
在語言學界，對廣義語境、狹義語境的討論大致分為廣義語境和狹義語境：廣義語境指語言因素，即上下文和發生言語行為時的實際情況，其中包括參與者的主觀因素，如性別、年齡、職業、受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心境等等；而狹義語境則指語言交際時的具體情景，其中包括文化、社會、政治等等。當然，這種劃分是否確切還有待論證。
最早從事語境研究的中國學者陳望道先生指出：“修辭學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要義，不應是僅僅語辭的修辭。……凡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4]他提出修辭要適應情境和題旨的“六何”理論：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時、何如，被中國語言學界公認為是有關“語境”的最早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