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簡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對前景的預料，大多隻從自己和文友的狀況出發。即便是南朝的那些專門研究來龍去脈的理論家、文選家，也無法想象唐代的來到。
人們習慣於從政治上的盛世，來看待文化上的繁榮，其實這又在以“政脈”解釋“文脈”。
政文兩途，偶爾交錯。然而，雖交錯也未必同榮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醞釀於北方曠野上、南方巷陌間的文化靈魂已經積聚有時，其他文明的滲透、發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漸定，民生安好，西域通暢，百方來朝，政治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好的平台，因此出現了一場壯麗的大爆發。
這是機緣巧合、天佑中華，而不是由政治帶動文化的必然規律。其實，這種“政文俱旺”的現象，在曆史上也僅此一次。
不管怎麼說，有沒有唐代的這次大爆發，對中國文化大不一樣。試看天下萬象：一切準備，如果沒有展現，那就等於沒有準備；一切貯存，如果沒有啟用，那就等於沒有貯存；一切內涵，如果沒有表達，那就等於沒有內涵；一切燦爛，如果沒有迸發，那就沒有燦爛；一切壯麗，如果沒有會聚，那就沒有壯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現、迸發、會聚，都因群體效應產生了新質，與各自原先的形態已經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國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國文化的熔爐。既是一種集合，又是一種冶煉。
唐代還有一個好處，它的文化太強了，因此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說唐朝，就很難以宮廷爭鬥掩蓋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難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樣。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顏真卿，主導了一係列響亮的政治行動，但人們對他的認知，仍然是書法家。魯迅說，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大致說得不錯，隻是有點誇張，因為沒有“自立”的“自覺”，很難長久成立。唐代，就是一個文學自立的時代，並因自立而自覺。
文學的自立，不僅是對於政治，還對於哲學。現代有研究者說，唐代缺少像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這種說法也大致不錯，但不必抱怨。作為一種強大而壯麗的審美大爆發，不能不讓哲學的油燈黯淡了。
文學不必貫穿一種穩定而明確的哲學理念。文學就是文學，隻從人格出發，不從理念出發；隻以形式為終點，不以教化為目的。請問唐代那些大詩人各自信奉什麼學說？實在很難說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轉換，甚至同時幾種交糅。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寫出千古佳作。
為什麼一個時代不能由文學走向深刻呢？為什麼一批文學家不能以美為目標，而必須以理念為目標？
唐代文學，說起來太冗長。我多年前在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鼓勵他們用投票的方式為唐代詩人排一個次序。標準有兩個：一是詩人們真正抵達的文學高度；二是詩人們在後世被民眾喜愛的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