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中國迅速傳播，逐漸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當時圍繞著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是維護帝製，搞君主立憲呢？還是推翻帝製，搞民主共和國呢？為了救亡圖存，許多愛國誌士在實踐中摸索探求。鄒容就是這個時期站在曆史的潮頭，以《革命軍》作為進軍的號角，將青春和生命奉獻給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事業的一位傑出的民主革命家。
鄒容6歲入私塾，12歲熟讀“四書”“五經”和《史記》《漢書》及名家傳記。父親要他科舉高中，他卻討厭經學的陳腐，鄙棄八股功名，喜讀《天演論》《時務報》等新學書報，滿心向往維新變革的新思潮。
1902年，鄒容衝破重重阻力，自費東渡日本留學。除了進入東京同文書院補習日語，鄒容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大量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與文化，赴會館，跑書店，參加集會聽演講。
1903年1月29日，留日中國學生舉行新年團拜會。當著駐日公使蔡鈞、留學生監督汪大燮等人的麵，留學生馬君武、劉成禺等相繼登台演說，曆述清政府統治的罪惡曆史，呼籲破除滿族專製，恢複漢人主權。在團拜會演說現場的聽眾裏，就有來日本不到一年的留學生鄒容。就是這個不起眼的17歲青年，在1903年寫出了名動天下的《革命軍》。
看著台上台下的留學生們都激動起來，留學生監督汪大燮咳嗽了下，笑笑說：“同學們，你們不要太理想，也不要太偏激！要相信我們的朝廷！”
此時鄒容無法抑製內心的激動，他推開人群，走上前去。
“請大家也聽我一言。”鄒容年輕的臉龐已漲得通紅，“清政府已成為洋人的奴隸，而漢人則是奴隸的奴隸。因此，隻有革命才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我們當追尋自由、民主，徹底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中華共和國。”
鄒容的話說完後，全場先是沉默，隨即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從此以後，剛毅勇為的鄒容常在各種留學生集會中爭先講演，陳述己見。他的“狂放悖逆”行為最後引起了清政府的極大震怒，在清政府和日本方麵的雙重壓力下，鄒容被迫離日回國，於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在他回國的行李中，已經放著《革命軍》的初稿。
到了上海，鄒容立即加入蔡元培等組織的愛國學社的活動和拒俄運動，發起創立中國學生同盟會，還與《蘇報》的章炳麟、章士釗和張繼等人結為革命誌士。
1903年5月，一本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書——《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鄒容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並將這個國家定名為“中華共和國”。書的結尾處，鄒容高喊：“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這氣勢磅礴、振聾發聵的聲音，猶如一聲震撼大地的驚雷，把皇冠震落於地。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結帝國主義對革命黨人進行殘酷的迫害，查封了愛國學社和連續刊登主張革命文章的《蘇報》，逮捕了章炳麟等人。這就是1903年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蘇報案”發生後，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誌士的入獄來擴大影響，因此，得知自己名列拘單中後，他並不躲避。他緊接著還寫書信讓鄒容也來自首。於是，鄒容奮起投案，與章炳麟共患難。
最後，鄒容以“言語紕繆”之罪被判處監禁兩年。
但鄒容沒有等到刑滿出獄的那一天。監獄夥食差，他還被迫做苦工，遭到獄警打罵。1905年4月3日，鄒容病死於獄中，年僅20歲。
據統計，《革命軍》一共翻印了20多次，總印數超過100萬冊，居當時所有革命書刊發行量的第一位。武昌起義前，武昌的革命誌士幾乎是人手一冊《革命軍》。
1912年3月29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名義，下令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
現在，在鄒容的出生地重慶就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鄒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