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德國采訪時，對於東德新納粹問題比較嚴重的現象，也進行了一番調查：一個曾經為了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劃清界限的共產主義國家，一個曾經教導人民“我們是DDR（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不是德國人”（以區別“我們不是那些老納粹！”）的共產黨領導下宣揚共產主義理想的國度，為什麼如今反倒成了極右勢力的溫床？
“廁所紀律”的惡果
隨著調查的深入，記者在原東柏林的DDR（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博物館裏發現了一張老照片，並從這張陳舊的老照片中尋到了耐人尋味的聯想與答案。
那張老照片就懸掛在博物館進門處不遠的牆上，稍不留神很容易從它麵前走過。照片中有5個孩子一字排開，穿著統一的黑白格外套和黑色背帶褲，神情各異：左邊的孩子好像在憋著勁兒，他旁邊的孩子則一副淡定、穩坐泰山的樣子，再過來的孩子，則是有些走神的模樣……如果不看圖片下麵的說明，參觀者或許根本就不知道這幾個孩子在做什麼。原來這張照片是原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孩子在集體上廁所。
這種情景，上過幼兒園的人都不會陌生，也曾經都經曆過。在幼兒園中，盡管全都是牙牙學語的兒童，可日常生活卻都像軍隊一樣高度統一，穿衣、遊戲、起床、睡覺、吃飯、喝水、甚至是大小便，都在幼兒園和老師的規定與安排下整齊劃一。不管你困不困，到點都要睡覺、起床；不管你餓不餓渴不渴，到時間就必須吃飯、喝水；就連拉屎撒尿這樣完全屬於個人生理的本能，也要按照規定要求統一進行排泄。幼兒園對大小便還有嚴格規定：在最後一個孩子完事前，其他人不得離開便盆或是馬桶。
按照老師們的說法，這種“如廁紀律”的教育旨在培養孩子們的集體精神。當然，作為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東德的政治社會化教育不止小小的如廁訓練。從幼兒園統一吃喝拉撒睡，到小學上課堂聽講要雙手背後，提問要將右手肘平放在桌麵上舉手；從少先隊整齊劃一的製服，集體一致的活動儀式，到工作後要服從組織的統一安排……作為一個東德人，無論在學校，還是在社會，甚至在家庭中，每時每刻都在接受著嚴格的集體主義教育—隻有加入組織，依靠組織，才能得到組織的認可和幫助，才能夠在社會生活中有應得的地位和存在的價值。但這種統一一致的集體主義教育，這種以個人意誌服從權威組織的做法，究竟給人的成長帶來些什麼呢？
德國下薩克森州犯罪學研究所所長凱斯坦菲佛（Christian Pfeiffer）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分析了這個問題。他出生於東德，1952年隨父母逃往西德。1999年他曾發表文章說，新納粹最集中的群體，如今14-29歲的青少年，正是在DDR時期接受的幼兒園教育。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小事“被集體”後，讓孩子養成了一種看似矛盾的人格：一方麵不夠自信自立，無法完全為自己負責，總要在集體中才能找到力量，一方麵又相當地自我而對他人缺乏體諒——用凱斯坦菲佛的話說，是“自我主義者”而非“個人主義者”。因為這種訓練忽視個人意識，也造成了這些孩子“在情感上的貧困”，進而長期缺乏安全感，“對外部世界容易產生敵意。”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這本書中曾說，自從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運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也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即每個科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在對人類的自由不斷形成一種威脅，這是因為它加強了人類在判斷自己的理性控製能力上的一種幻覺，即所謂“致命的自負”——打算對整個社會實行計劃的企圖。而這種企圖，不管它們是出於何種高尚的動機，都是相當危險的。
國家所實施的計劃經濟以及對經濟的各種調節是不可能憑空實現的，必須通過那些管理政府和計劃的人來實現。這樣一來，事情就會發生變化，那些掌管政府和計劃的人絕不會僅僅限於對每個人在經濟方麵的控製。“不論是誰，一旦掌握了全部經濟活動的控製權，也就掌握了我們生存的命脈，從而就有力量決定我們所追求的其他方麵的價值以及替我們安排這些價值的優先順序，進而讓我們相信我們應當為什麼樣的目標而生活和奮鬥。”由此，哈耶克深信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個人將喪失一項最寶貴的權利——自由思想的權利。因為“我們選擇的自由，就一個競爭社會而言，依賴於這樣的事實——若某人拒絕滿足我們的願望，我們可以轉而與另一人談判。但若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壟斷了我們命脈的權威，我們就隻能寄希望於他的仁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