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詩人的神性與世俗碰撞的時候，受傷的總是詩人自身；當一個詩人的純粹自我與物質世界交鋒的時候，受傷的就不僅僅是詩人的內在良知了。世俗世界的繁華與追逐、喧囂與躁動、冷漠與熱烈，遠遠不是詩人自身能夠明了或者能夠體悟的。
詩人一旦妄想用自身的明亮塗抹黑暗的天空，詩人的一生毫無疑問將在泥淖裏奮鬥。當夙願無法如期完成的時候，詩人在黑暗中努力掙紮的靈魂，就像肮髒叛亂的鼠群，從最艱難的深淵走向深淵的艱難。土地這一沉默而古老的意象，在詩人筆下，就漸漸鋪展開去，不僅春暖花開，結實飽滿，而且充滿了物質的曖昧關照與精神的耐心挑逗：土豆天然的反光，油燈起伏的遊移，風的奔跑呐喊，遠遠近近的蟲鳴、蟬嘶，揪心癡情的向日葵，迅猛而又善良的水，滋潤莊稼的黑夜，遙遠的星空，常常在記憶中出現的死亡，難以言說的災難，轉瞬即逝的麵孔，流浪而不知所歸的人群，沉默隱忍的村莊，豐收之後蒼涼的大地，饑餓不再流淚的穀倉，扛著黑旗遠征的隊伍，森林裏絕望的蝙蝠，城堡裏黯然的少女，沙漠爬動的蜥蜴，漸漸遠去的道路，黃昏裏沉默的綿羊……當這些成為世俗風景裏一幅幅燦爛多情的油畫，詩人的內心開始顫抖，精神的鋒芒不自覺地射向貧瘠的大地，“太陽啊，你是我的神靈”；“是太陽，是你，扶我站了起來”；“我是黑夜的女兒”，“你是神的女兒”。詩人的內在自我——通過哲學完成的那一部分——在宗教情結的觀照下，頓時湧現：世俗道路上的凝重鋒芒，艱辛非常地照亮了靈魂的愴然蒼茫，一如聶魯達盼望玉米，泰戈爾凝視菩提，艾略特端詳荒原。
我不知道該怎樣來界定一個詩人，詩人在我的意想中，是這樣一種動物：半是神性，半是野性，總是充滿了苦難的折磨，不幸、孤獨幾乎是他們的群體特征。當世俗以驚人的弱智展示財富或者豔麗時，人性與貧賤總是受到嘲弄與踐踏。每到這時，詩人的單純總是受到社會的嘲笑與扭曲，詩人的內在光華總是受到冰刀霜劍的嚴峻考驗。特別是卑下與盲目，權欲與陰謀，爭奪與扼殺，欺騙與強暴，統治與拐騙，以及形形色色的困擾，就會侵入詩人內心：陽光遙遠，鄉村遙遠，黑夜升起的女兒更加遙遠，天堂裏的妹妹正在哭泣，不知誰是她們最後的安慰。而此時，作為一般意義上生存的人，隻有沉默。稍有良知的人，僅有憤怒；還有一部分人，正如貢布羅維奇說：“墮落成了我不變的理想。我崇拜奴隸。”當時光慢慢滑行，社會的整體滑稽漸漸變成了社會的整體悲愴，我們越是矯揉造作，就距離坦誠越近；我們越是假話連篇，就距離真相越近；我們越是沒有人性，就距離人性越近。作為詩人，麵對這些，當然找不到歸路，他們抬頭，看著遙遙的藍天，那裏隻有沉默與孤寂；他們行走，看著自己的背影，隻有佝僂與塵土。或者，黑夜來臨，麵對黑暗，即使一千個智者，用自身的睿智，做成生命的火把，也是遍地蒼茫。而當黎明到來，陽光降臨，他們不得不再次接受，生活或者生命善意或者惡意的嘲弄——從單純的鄉村，到繁華的都市，他們，沒有任何自我高舉的大旗，也沒有任何令人警醒的呐喊，他們的黑暗伴隨著愴然的明亮假象，在生命所有的間隙無賴地招搖。死亡，悄然到來的死亡，一次又一次，開始提升詩人的道路。
1989年3月26日，那個黃昏，與往常沒有任何不同。在山海關至龍家營之間的一段火車慢行道上，一個瘦小的身影在鐵軌旁徘徊。從側麵看，這是一個年輕人，頭發和胡須都比較長，隻有那雙眼睛，像陷在陷阱裏待得太久的溫良野獸：純淨明澈，寧靜安詳。這年輕人不時回頭看看鐵軌，不時看看遙遙的遠方，清幽的鐵軌閃爍著迷人而又冷漠的光芒，像交響樂低沉憂鬱的單音部。年輕人在這裏徘徊一陣之後，很有耐心地蹲下來，把隨身攜帶的書也一一在鐵軌旁邊耐心地鋪開：一本《新舊約全書》，一本梭羅的《瓦爾登湖》，一本海雅達爾的《孤筏重洋》，一本康拉德的《康拉德小說選》。年輕人做完這些，又抬頭看了看天空，晴空高遠，斜暉蒼茫，那斜暉的背後不知藏著什麼，冷冷的風輕輕刮著。這個春天快要結束，年輕人想，就在這個春天結束吧，愛在冬天整理翅膀，常常是為了春天的出發。年輕人收回目光，看了看鐵軌旁邊的圍牆，又站起來，從牆上撕下了一綹紙片，紙片有些粗糙，硬硬的時光在上麵打下了起伏不定的陰影。年輕人端詳了一會兒，慢慢掏出筆來，平靜寫道：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我的死亡與任何人無關。這個年輕人做完這些，就耐心地在鐵軌上橫躺下來，像一棵被砍倒的樹那樣橫躺下來，又像一根快被遺棄的枕木那樣橫躺下來。冷冷的風吹動著年輕人的衣衫，高遠的天空顯得分外透明，天空飛過零亂的鳥群，鳥音淩亂，鳥影破碎，隻有那聽不見的聲音回蕩在大地。這個年輕人的血液開始寂寞。一會兒，一輛漫不經心的火車終於衝了過來。火車司機當然聽不見肉體的歌唱，也看不見生命的飛翔，這一瞬間，隻有風拍打著尖銳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