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學校組織的“師風師德培訓班”學習結束。按照往年慣例，每學年初，教育局都要組織全縣各學校以學校為單位開展為期一個禮拜的“師風師德”學習活動，其實也就是走個過場，學習學習文件精神什麼的，不過學校考勤卻搞的很認真，用常萬亭的話說，“這是個收心會，放了兩個月假也該收收心，把心轉到工作上了。”
八月三十日放假一天，九月一日正式上課，所以二十九這天學校就把新學期的分工表發到了各位任課教師手中。我拿到表，看都懶得看，都已經成了習慣，反正也沒什麼指望能進畢業班。不過，這幾年畢業班也沒有那麼搶手了，甚至有些老師都不想帶畢業班，原因很明顯——學校的教學成績連續下滑，到今年高考成績更是慘不忍睹，一本過線隻有三個人。
學校教學成績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縣一高與縣二高雖然都被評為了省級示範性高中，但政策上還是傾向一高，一高畢竟在縣城，而二高隻不過在鎮裏。雖然縣裏也規定了招生學區，平南歸一高平北歸二高，但是，平北的好苗子，都被一高抓走了，這是造成二高成績下滑的一個客觀因素。而二高成績下滑的真正原因不在這裏，在學校領導班子上。
常萬亭任校長後，學校本來就糟糕的賬務更是雪上加霜。不斷膨脹的招待費、車旅費等項目在學校開支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辦公費、課時費、教學獎之類的有關教學和教師福利的部分越來越小，到二零零六年的時候甚至基本就沒有什麼教師福利了。這樣一來，教師待遇不行，老師沒有幹勁，有門道的老師找門道調走了，有實力有市場的老師被人挖走了，教學成績想不下滑都不行。更何況常萬亭任人唯賢、排斥異己、搞一言堂，弄得全校上下風氣極其萎靡，老師們得過且過，明哲保身，再也沒有以前的激情了。
我剛畢業的時候，二高還是很輝煌的，每年高考喜報橫幅能掛滿小鎮，名牌大學每年至少也能走上幾個。那時候老師們有幹勁，出了成績學校有獎勵，社會上也有聲譽，家長自然也不吝嗇，請客吃飯自不必說，家裏吃的用的都有人送，出門辦事也方便，無論哪個行業哪個部門都有學生家長搞定。那時的老師日子過得是相當舒坦，但這一切與我無關，因為我從來就沒機會帶畢業班，也沒機會當班主任。雖然陪吃陪喝的也混個肚兒圓，實惠卻著實沒撈到什麼，不過對這些我也不太在乎。
學校裏每年都有新老師分來（後來變成了招考），晚我兩年分來了一個女孩子，叫董婉玉。第一次見麵的場景現在仍記憶猶新，那天她拉著一個手提箱走到辦公樓前，我恰好下樓小解，看到她心裏不由怦然一動，眼神就好似粘在了她的身上。
“你好，請問校長辦在哪裏？”她停下來眨著大眼睛問我。我愣了一下，半天沒反應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