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維爾比茨卡婭與聖彼得堡大學(1 / 3)

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維爾比茨卡婭(ЛюдмилаАлексеевнаВербицкая),1936年生於列寧格勒,俄羅斯語言學家、教育學家,聖彼得堡大學教授,俄羅斯教育科學院院士,著述甚豐。1993—2008年間任聖彼得堡大學校長,卸任後擔任該校主席至今,並在俄羅斯一係列政府、民間機構以及許多國際組織中長期擔任要職。

著手描述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維爾比茨卡婭的職業生涯之前,我們很長時間都不知道該如何落筆。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學者,又是一個頗具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她的工作和活動的範圍極廣,這一點從她諸多的社會身份就可見一斑。我們試圖從她的眾多言論、著述及其他相關資料中把握她的治校理念、教育理念,然而往往不知從何處入手,直到我們鎖定“家園”這個詞。我們發現“家園”意識深深滲透在她的人生觀和教育觀中。她與聖彼得堡大學的緊密聯係、她的治校及教育理念、她為規範俄語所作的種種努力……這一切都可以從中找到解釋。

而強烈的“家園”觀念本身來自何處?我們覺得,最好是按照最傳統的傳記方法,從她的童年開始講起。

圍城中的童年

1936年6月17日,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夫娜·布勃諾娃(維爾比茨卡婭)出生於列寧格勒。熟悉20世紀曆史的讀者應當可以從這個出生時間和地點意識到什麼。衛國戰爭、列寧格勒圍城、斯大林時代的高壓政治,這一切都注定要在小柳德米拉童年、少年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記。她的童年、少年生活充滿不幸、艱辛,甚至危機四伏。

柳德米拉的父親阿列克謝·亞曆山大洛維奇·布勃諾夫有弟兄四人,還有兩個妹妹。柳德米拉是這個大家庭的長孫女,她的出生無疑是家庭的一個重大事件,給這個大家庭帶來了無窮的歡樂,小女孩自然也得到了所有家人的愛。家人相親相愛,盡管生活不易,但一家人都在努力工作、學習。晚上一家人常常圍坐在一起,盡享天倫之樂。祖母時常給柳德米拉講童話故事。小柳德米拉本可以在家人愛的包圍中快樂地、無憂無慮地成長。

然而甜蜜的童年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布勃諾夫家平靜的生活在1941年夏天一個晴朗的早晨戛然而止。法西斯德國突襲蘇聯,衛國戰爭爆發了。像眾多蘇聯家庭的孩子一樣,戰爭奪走了原本屬於柳德米拉的美好童年。

戰爭爆發時柳德米拉隻有5歲,最初,她與母親一道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亞的亞魯托羅夫斯克。漫長的疏散之路充滿艱辛,路上每天隻能以小片麵包和白開水果腹。然而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後頭。

柳德米拉和母親到達疏散地不久,在列寧格勒堅持工作的父親生了重病,母親安娜·斯捷潘諾夫娜被召回照顧丈夫。母親當然不放心將孩子獨自留在遙遠的異鄉,於是帶著小柳德米拉突破封鎖返回了已被德軍重重包圍的列寧格勒。

列寧格勒圍城期間,柳德米拉的父母總是夜以繼日地工作,她隻能與祖母住在一起。祖母是個忠實的東正教信徒,她把自己始終深藏的信仰精心瞞過了時任區委書記的兒子,但執拗地不帶孫女去防空洞,而是不停地在家祈禱。柳德米拉對祖母的祈禱聲印象深刻。這段時間,祖母給她講故事,讀書。就這樣,她在炮火中漸漸長大,在炮火中尋找那本該屬於孩子們的快樂。她的快樂是和平時期的孩子所不可想象的:每次轟炸後,她都會跑到街上去撿彈殼,收集起來,戰爭結束時竟然攢起了一大堆。

被圍困的列寧格勒生活極其艱難,人們飽受饑餓的威脅,食物對於這座被封鎖的城市來講彌足珍貴。維爾比茨卡婭清晰地記得祖母收撿凍冰牛奶的一幕。一次,祖母生病了,父親不知從哪裏為她弄來兩百克牛奶,卻在開門時不小心把牛奶瓶打碎了。當時正值嚴冬,流出的牛奶一下子就結了冰,就這樣,嚴寒意外地幫助祖母保住了寶貴的牛奶。在維爾比茨卡婭童年的記憶中,那是一個漫長而難熬的冬天。

1943年的春天,父親把祖孫倆安置在了科爾圖沙赫,那裏受到德軍的轟炸相對少些。最主要的是,可以種植一些蔬菜,生活稍有改善。她們在那裏一直住到1944年的夏天。正是在科爾圖沙赫,柳德米拉認識了她未來的丈夫弗謝沃羅德·維爾比茨基。

列寧格勒封鎖被解除後,到處是歡笑聲、禮炮聲,到處是歡樂的人們,這一幕也永遠定格在了柳德米拉這個飽受戰爭痛苦的小女孩的眼前。戰爭使得她小小年紀就經曆了家園被毀之苦,顛沛流離,忍饑挨餓。現在,她的家鄉終於擺脫了可怕的戰爭陰霾,盡管戰爭和圍城讓城市滿目瘡痍,列寧格勒市民的生活依舊很艱難,然而到處都洋溢著勝利的喜悅,人們對未來滿懷憧憬。戰爭中流離失所的市民返回了家鄉,人們開始在廢墟上重建家園。孩子們也終於可以正常上學了。每天早晨,在上學的路上,柳德米拉都會看到,這座城市正在漸漸地從廢墟上崛起,到處充滿了希望、生機,她自己對未來也滿懷憧憬。

9歲那年的冬天,父親曾帶柳德米拉在封凍的涅瓦河上滑雪橇,小姑娘指著河岸上的一座樓問爸爸那是什麼地方。父親告訴她那是大學,並告訴她裏麵都有什麼係等等。這是列寧格勒大學(即今天的聖彼得堡大學)第一次進入柳德米拉的視野。父親的描述無疑勾起了小女孩的夢想,柳德米拉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進入那座大樓學習。

然而人往往難以把握自己的發展道路,在特殊的時代更是如此。生活的颶風很快就撲滅了柳德米拉夢想的火花,列寧格勒大學成為柳德米拉根本不敢企及的夢。不僅如此,甚至上任何大學的希望於她都破滅了,因為她成了“人民之敵”的女兒。

“人民之敵”的女兒

1946年,父親生日的那一天,全家聚在了一起。這是戰後家人的第一次團聚,屋子裏傳來了陣陣歡笑聲。爸爸在給大家講笑話,媽媽還是那麼美麗,笑容那麼燦爛,擁著爸爸,眼裏閃爍著幸福的光茫。柳德米拉多麼希望這一刻成為永恒。新年的家庭聚會同樣洋溢著溫暖、幸福,大家都還沉浸在劫後餘生對和平的憧憬和希望裏。誰也沒有預料到,這種美好的家庭聚會到1949年就戛然而止了。一場政治風暴開始肆虐,災難正在降臨。

柳德米拉的父親阿列克謝·亞曆山大洛維奇·布勃諾夫時任列寧格勒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書記,也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是當時列寧格勒政界的重要人物。這個地位使得他和自己的家人無法置身於著名的“列寧格勒案件”之外。布勃諾夫本人在斯大林時期這次大規模政治清洗案件中被捕,一年後被秘密槍決。他的家庭也遭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我們的女主人公少年時代的生活軌跡就此改變。

1949年8月31日,清晨5點鍾,柳德米拉的父親被捕。維爾比茨卡婭清楚地記得那一幕:家裏一片狼藉,東西都散落在地上,父親被帶走了。當時柳德米拉隻有13歲,她還不完全明白父親被捕的原因。後來她才知道,父親是所謂“列寧格勒案件”的受害者。

柳德米拉的妹妹納塔麗婭當時隻有5歲,但是小女孩記住了父親臨走時對自己說的話:“要做一個聰明的孩子。”父親對柳德米拉說的話則是:“你隻管學習,無論發生什麼事,你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再學習,別擔心,我會回來的。”

可是父親沒能履行自己的承諾,他從此再也沒能與家人見麵,更沒能回來,而是於1950年10月被秘密槍決了。

布勃諾夫的妻子,安娜·斯捷潘諾夫娜·布勃諾娃在孩子們麵前表現得很堅強。這個平凡的家庭主婦有著非凡的性格和意誌,一直為家庭默默奉獻,在災難麵前總是勇敢地承受著一切。她一生深愛著自己的丈夫,直到1954年傳來丈夫的死訊,她仍不願相信那是事實,仍然等待著、盼望著丈夫的歸來。事實上全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著,期待出現奇跡。

然而,一家之主杳無音信。不久,這個家庭的其他成員也陸續受到了牽連,紛紛被捕、流放。他們無法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分布各處,獨自麵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阿列克謝·布勃諾夫被帶走後不久,安娜·斯捷潘諾夫娜也被逮捕了。她先被關押在監獄裏,之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一個集中營。當她一身傷病重返列寧格勒時,已經是1954年底了。

那時,柳德米拉的妹妹娜塔莎隻有5歲,被匆忙送到小城葉先圖基的外祖母處,在那裏被藏了幾年,得免流放之苦。那個時代政治案件的株連慣例一向是連孩子都不放過的,親友們為了幫助“罪犯”的子女逃脫厄運,有時甚至要給孩子改名換姓,寄養他處。父母出獄後終未能找回子女的不在少數。

因為尚未成年,柳德米拉沒有被送進監獄,但也在劫難逃。她從黨的高級幹部子女一下子變成了“人民之敵”的女兒,也就失去了繼續正常生活、接受教育的權利。柳德米拉很快被從親人身邊帶走。她先被送到一個警察局,與小偷、騙子、妓女等關在一起。柳德米拉的姑姑找到了這裏,並試圖獲準把她帶走,但沒有成功。柳德米拉被發送到列寧格勒近郊小城普希金的一個兒童收容轉送站,在那裏被關了三個月。一同被關進來的還有一個同齡姑娘塔尼婭·辛佐娃,塔尼婭的父親尼古拉·德米特裏耶維奇·辛佐夫在列寧格勒圍城時期是軍事記者,被判處25年監禁,而母親則被流放到了哈薩克斯坦。從此兩人互相安慰、扶持,做了很長時間的難友,直到塔尼婭獲準前往哈薩克斯坦與母親同住。

1950年12月二人被押送上開往南方的火車。上火車時柳德米拉看見車上掛有“列寧格勒—利沃夫”的牌子,明白了她們要去的目的地。然而她們不知道將被發送到什麼所在,恐懼籠罩著兩個女孩,她們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

少教所裏的成長

柳德米拉與塔尼婭被送到了利沃夫。因為隻有13歲,她們沒有被送往集中營,而是被關進了女子少年勞動教育所。名義上是少教所,實則與監獄相差無幾——裏麵還關押著小偷、殺人犯、妓女等各種各樣罪名的人。少教所裏還有一些比她們更小的孩子。

噩夢剛開始的時候,柳德米拉還天真地幻想,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一個錯誤,一個誤會。她不相信父親是罪人,因而相信一切終究會水落石出,她也很快就能夠跟父母、親人團聚。然而,到了利沃夫少教所後,柳德米拉看到有一些女孩從1937年起就被關在那裏,就一下子明白了……一切都不是她想象的那麼簡單。本來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女孩絕望了,她根本不敢再奢望上大學,甚至念完中學都成了泡影,因為少教所裏最高隻有七年級。而作為“人民之敵”的女兒,她幾乎看不到進入普通中學讀書的希望。

童年,少年,這通常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留下的應是溫馨的、愉快的回憶……但對於維爾比茨卡婭來說,幸運與不幸都在這段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幸運的是她有一個本來很和美的家庭,有父母親人的嗬護,還有許多好人相助;不幸的是,她的童年是在戰火紛飛中度過的,記憶中充滿慘遭破壞的城市和圍城中的饑餓;而當和平終於降臨,她還沒來得及重享親人的嗬護與溫暖,又一下子成了“人民之敵”的女兒,成了國內高壓政治可憐的犧牲品。

地位的一落千丈對一個未成年人的打擊遠甚於身處漩渦中心的成年人本身,因為麵對災難的心靈還沒有成熟,更不知道禍起何處,而且在需要撫慰的時候卻被硬生生地與親人隔開了。柳德米拉在利沃夫少教所的日子充滿了孤獨、恐懼、絕望。不過,在不幸之中萬幸的是,柳德米拉遇到了一個善良的保護人。這個人就是維克托麗婭·尼古拉耶夫娜·卡爾波娃。維爾比茨卡婭常常回憶並提起這個名字,她從這個人身上看到了人性中蘊藏著的良知和非凡的勇氣。卡爾波娃在柳德米拉最艱難、最無助的時候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努力改善她的境遇,幫助她從絕望的深淵中走出來,很大程度上挽救了這個女孩的命運。

卡爾波娃時任少教所副所長,身份是一名軍人,但女性的善良壓倒了社會身份和“責任”的要求。卡爾波娃同情柳德米拉,不斷地在生活上幫助她,給她以精神上的鼓勵。毫無疑問,對於一個內務部的軍官來講這是極其危險的。有一次,卡爾波娃把柳德米拉叫到辦公室時,有人來找她。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勸柳德米拉宣布和父親脫離關係,承認父親是“人民之敵”,然而柳德米拉拒絕了。維爾比茨卡婭後來回憶,她堅持拒絕時從卡爾波娃那裏得到了鼓勵,盡管當時一旁陪同的卡爾波娃不可能有任何明確表示,但柳德米拉仍然從她的神情中感覺到了支持。

事實證明柳德米拉的感覺沒錯。卡爾波娃本人後來回憶說,她最初並不太清楚柳德米拉父親的案子,她同情柳德米拉,首先隻是因為覺得無論如何孩子是無辜的,不該被卷入政治的漩渦,更不該因此受折磨。其次,作為體製內的一員,她也不能不懷疑,為何會出現那麼多的“人民之敵”。

卡爾波娃對柳德米拉的幫助遠不止因同情而給予的照顧、嗬護。她發現這個女孩文學功底良好,而且有著強烈的求知欲望。於是,卡爾波娃決定設法挽救這個女孩子看起來已經無望的前程。她不顧風險,費盡周折幫助柳德米拉從國家安全局弄到了允許到城裏普通學校上學的批文。這個機會就像一縷陽光照亮、溫暖了柳德米拉絕望的心,恢複了她對前途的信心。要知道,在她剛剛看到教管所那扇冰冷的鐵門、高高的鐵絲網圍牆時,關於繼續接受正常教育的事她連想都不敢想了。

柳德米拉開始每天白天到城裏上學,晚上返回位於郊區山上的少教所。她和少教所的孩子們相處得很好,這部分也要歸功於卡爾波娃。塔尼婭離開之後,柳德米拉顯得更加孤苦無依。卡爾波娃讓柳德米拉晚上給少教所裏的女孩子們講白天所學的課程,講普希金、萊蒙托夫……這個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柳德米拉內心的無助、孤獨和恐懼感。對於一個與家人徹底失去聯係、身處囹圄的孤苦少女來說,這種無助、恐懼感可以說是致命的。

就這樣,柳德米拉在少教所獲得了一個相對良好的成長空間,人生發展受到了可怕的幹擾,但並沒有中斷。這一切都離不開卡爾波娃的關懷和努力。不過,我們注意到,卡爾波娃對柳德米拉的求知欲和紮實的文學功底記憶深刻,這顯然是她努力救拔這個女孩的動力之一。在生命處於穀底時,柳德米拉本人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素質同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當然與她的家庭和家族的長輩們是分不開的。

布勃諾夫一家

柳德米拉的祖輩和父輩就出身而言都是普通人,他們依靠勤奮、好學獲得了良好的教育。柳德米拉的父親是廚師的兒子,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長為列寧格勒重要的黨政領導人之一。作為一個大家庭的長子,阿列克謝·布勃諾夫15歲起就開始在鐵路線上當幫工,後來又在麵包廠工作,在土地規劃技師班學習。畢業後布勃諾夫被派到列寧格勒州農業部門當了一名機械師,並在當地的農村蘇維埃中從事黨務工作。二戰前布勃諾夫被推舉為列寧格勒十月區執行委員會主席,1943年起擔任列寧格勒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書記。

維爾比茨卡婭記憶中的父親是個善良、公正的人,更重要的是,她覺得父親有著真誠的信念,並能因此而忘我地工作,工作可以說成了他生活的意義所在。

記憶中,柳德米拉總是很少見到父親。戰爭期間,因為父親工作太繁忙,柳德米拉是跟祖母生活在一起的。戰後,父親依然總是工作到深夜,柳德米拉依舊很少見到爸爸的身影。父親的工作態度對柳德米拉影響巨大。維爾比茨卡婭的一個基本理念是,隻有當人有著明確的軸心、目的,並為此勤奮工作時,人才是幸福的。父親的影響無疑是這種理念和工作態度的最初來源。

柳德米拉的母親安娜·斯捷潘諾夫娜·希爾科娃(布勃諾娃)也出身於一個多子女家庭,隻上過七年學。因為自幼失父,安娜·斯捷潘諾夫娜不得不很早就輟學開始工作,掙錢幫助母親撫育年幼的弟妹。盡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安娜·斯捷潘諾夫娜非常聰明,能敏銳地把握周圍發生的一切。維爾比茨卡婭覺得,母親有著極其罕見的內在素養、智慧,而且,極其善良和富有奉獻精神,為了孩子、家庭、親人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另外,因為自幼備嚐艱辛,安娜·斯捷潘諾夫娜性格堅忍,勇敢地承受著各種不幸和打擊,可以說是維爾比茨卡婭個性成長中又一個最重要的導師之一。

阿列克謝·布勃諾夫和安娜·斯捷潘諾夫娜均來自大家庭,二人總是努力幫助家裏的所有人。因此即便阿列克謝·布勃諾夫成了列寧格勒市的重要領導人之後,家裏依舊很拮據,一直負債。柳德米拉記得,父親拿回工資後,家裏總是要計劃這筆錢怎麼花,而首先就是還誰的債,還多少。

盡管生活不易,布勃諾夫的弟妹們顯然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柳德米拉的叔叔亞曆山大·布勃諾夫是一個很有才氣的發明家,在無線電定位學方麵頗有建樹;姑姑尼娜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通曉好幾門語言,並於1949年被派往英國工作。他們在阿列克謝·布勃諾夫被捕後的表現顯示了這個家族的良好品質。亞曆山大·布勃諾夫被要求與哥哥脫離關係並抨擊他,亞曆山大·布勃諾夫的回應是交出了黨證,並說不能留在捏造事實的政黨,同時說他還從未見過比他哥哥更忠誠於祖國的人。毫無疑問,之後他就被捕了。尼娜·布勃諾娃也受到牽連,被從英國召回後在機場被捕,後被流放到紮姆布爾。她一直努力給侄女一些力所能及的安慰,並幫助父母家人渡過難關。

在柳德米拉的長輩中我們還必須專門提到她的祖母,達利亞·伊萬諾夫娜·布勃諾娃。這是一個有著非凡個性的女性。盡管她隻讀過小學,要養育六個子女,家務繁重,生計艱難,她卻酷愛閱讀,一有空閑時間就讀書,且終身作詩。老年得以部分從家務中解脫出來後,她就更加專心地讀書、寫作。達利亞·伊萬諾夫娜堅忍而火熱的個性在家庭遭難後也有充分的表現。長子出事後,兒媳婦、兩個女兒先後被捕,達利亞·伊萬諾夫娜和丈夫作為“人民之敵”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兩位老人被從一所監獄押送到另一所監獄,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不斷受到審訊,要求他們交待兒子的敵對行動。終於,飽受屈辱、恫嚇的兩位老人被流放到小城紮姆布爾,身無一物。三年後老人得以返回列寧格勒,達利亞·伊萬諾夫娜開始四處打探兒子的下落。1954年底布勃諾夫家得到了阿列克謝·亞曆山大洛維奇·布勃諾夫已被槍斃並給予平反的通知。然而達利亞·伊萬諾夫娜一直覺得兒子沒有死,而是在審訊中被毆傷致殘,關在某個監獄醫院裏。她不停地打探這類醫院的所在,一旦得知,便不顧年邁,在沒有任何確鑿消息的情況下不惜長途跋涉前去尋找。尋找兒子的努力一直持續到她生命結束。

重返列寧格勒

柳德米拉本可以在家族長輩們的羽翼下正常成長,然而整個大家庭一夜之間近乎毀滅。家人或身陷囹圄,或遭流放,柳德米拉的人生發展麵臨中斷的危險,前程更是渺茫。幸運的是,她在少教所遇到了心地善良而富有勇氣的卡爾波娃,而家庭的耳濡目染也使她養成了好學求知的習慣,沒有沉淪下去。在卡爾波娃的幫助下,柳德米拉在利沃夫完成了中學學業。為了能讓柳德米拉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卡爾波娃寫了一份厚厚的報告,陳述了在少教所的精心教育下,柳德米拉·布勃諾娃已經改過自新,不會再對社會和人民構成威脅。曆盡周折,柳德米拉終於獲準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準備考試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為了能幫助柳德米拉過上相對正常的生活,卡爾波娃把柳德米拉接到自己家裏居住。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舉動,此事被發現了,隻是因為斯大林去世和隨之而來的平反卡爾波娃才幸運地躲過了被開除的命運。

盡管獲得了考大學的資格,但柳德米拉可選擇的專業很有限。童年時代,柳德米拉的理想是當一名醫生,她想報考醫學院。然而“人民之敵”的子女在當時是不允許報考醫學院的,柳德米拉隻能報考外語係。卡爾波娃也隻能為她爭取到報考利沃夫大學俄語專業的權利。競爭很激烈,報考人數和錄取人數的比例是12:1。柳德米拉學業的薄弱環節是烏克蘭語,其中一門考試就是烏克蘭語聽寫,但她卻得了5分。後來維爾比茨卡婭坦言,之所以取得好成績,是考試時她的好朋友加利亞·基謝廖娃幫了她,幫她修改了兩處錯誤。就這樣,柳德米拉以優異成績考入了利沃夫大學語文係。

大學生活開始了,平靜而充實。柳德米拉時常會有一種預感,覺得一場重大的轉變在等著她。有一次,她和朋友科斯佳·伊萬諾夫在準備考試,一個茨岡女人從他們身旁走過,對她說:“我來給你算一卦吧。”她拒絕了。可那個女人又說:“我不要錢,我隻是想告訴你,明天你的生活會發生變化。”柳德米拉回答說:“我的生活不會發生任何變化的。”那個占卜女人接著說:“明天你會收到一封電報,你的生活將從此改變。”誰知,第二天柳德米拉果真收到了母親的電報,得知母親已被平反,正在途經莫斯科返回列寧格勒的路上。

時值1954年5月初。7月,結束了大學一年級學習後,柳德米拉也回到了列寧格勒。那時城裏已成立平反事務委員會,在那裏她與家人領到了15000盧布的補償金,以購買衣物和生活必需品。經過這場浩劫,當時家裏連吃飯的碗和勺子都沒有。

柳德米拉的轉學申請也得到批準,她從利沃夫大學轉入列寧格勒大學語言文學係就讀。生活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已經成年的柳德米拉不僅回到了魂牽夢繞的故鄉——列寧格勒,還成功進入她夢寐以求的列寧格勒大學求學。生活的颶風讓她在很多年內都不敢再麵對這個夢想,然而童年的夙願又奇跡般變成了現實,柳德米拉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就這樣,柳德米拉離開了有著許多辛酸許多甜蜜回憶的利沃夫,離開了她深愛的卡爾波娃。這個改變了她命運的人成了她一生的朋友,直到2000年卡爾波娃去世。正是這個人讓她懂得了“善良”這個詞的真正含義,也讓她明白了普通人身上蘊藏的非凡勇氣。為了紀念卡爾波娃,維爾比茨卡婭為小女兒取名“維克托麗婭”。

已經成年的柳德米拉終於重新有了家,重新開始在熟悉的北方首都生活,也開始了她在列寧格勒大學的學習生涯。從此,她的學習、工作、生活就與這座古老的大學緊緊地聯係在一起了。

名師熏陶

列寧格勒大學,即今天的聖彼得堡大學坐落在涅瓦河畔。大學的建築本身就是其悠久曆史的記錄。可以想見,當柳德米拉第一次走進那座建於1724年的古老的教學樓,走進31號教室,看到窗外聖伊薩克教堂金色圓頂時,該是多麼激動。

在她的童年、少年時代,家園分別因為戰爭和政治鬥爭而遭受毀滅性打擊,她飽嚐了顛沛流離之苦,深切體驗到了無依無靠的可怕處境,因此,她無比珍視重新獲得的一切。她珍視的方式就是努力學習,以給自己創造一個美好的家園。柳德米拉出生於一個求知氛圍頗為濃厚的家庭,自幼好學,打下了相當紮實的基礎。進入大學後,柳德米拉得以真正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中,如饑似渴地吸取著語言學界前輩們留下的寶貴財富。當時許多優秀的學者執教於列寧格勒大學語文係,包括維克多·馬克西莫維奇·日爾蒙斯基、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維奇·普洛普、列夫·弗拉基米洛維奇·謝爾巴、列夫·拉法伊洛維奇·津傑爾、尤裏·謝爾蓋耶維奇·馬斯洛夫等等。其中那些傑出的語言學家對維爾比茨卡婭走上學術道路更是有著直接的影響,他們的語言學理論對維爾比茨卡婭的學術觀點的形成和日後所取得的傑出成就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深深地影響著她。

維爾比茨卡婭常常回憶起自己的大學生活,回憶起自己的老師們。

學者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循循善誘都讓柳德米拉印象深刻,他們也深刻影響了她的教育理念。列夫·弗拉基米洛維奇·謝爾巴是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他的學術理論揭示了語言現象的本質。有一次,列夫·弗拉基米洛維奇給學生講“名詞”。首先他講解了自己對“名詞”這個概念的理解,之後他問學生們:“有誰知道,名詞究竟是什麼?”他之所以那樣問,是因為他明白,語言是多麼複雜。後來甚至有學生到係主任那裏告他的狀:還是教授呢,怎麼連什麼是“名詞”都不知道。

然而柳德米拉最終理解了老師的苦心,對此事記憶深刻。科學探索是沒有止境的,而對司空見慣的東西人們往往並不真正理解,真知灼見恰恰始於對它們的觀察、思考。後來維爾比茨卡婭寫了一篇紀念謝爾巴的文章,她在分析了現代俄語教科書的現狀後認為,謝爾巴於1935年出版的教科書仍然是最好的,並建議教育部再版這本教材。

格裏高裏·阿布拉莫維奇·比亞雷主講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專題課程。他的每一堂課都像一場精彩的戲劇演出,他的課上總是擠滿了從城市各處湧來的學生,過道、窗台、講台上都坐滿了人。比亞雷認真備好每一節課,甚至在鏡子前排練每一個動作、表情、眼神。他個子不高,平時講話聲音很小,可一講起課來就完全不一樣了,聲音洪亮,精神飽滿。

還有一位教師給柳德米拉留下的印象很深,那就是文學老師費奧多爾·亞曆山大洛維奇·阿布拉莫夫。阿布拉莫夫曾是一名前線戰士,後來開始寫農村題材的小說。他深入農村,親眼看到農民的艱難處境和農村的困頓。他最初試圖通過與州黨委鬥爭將農村現狀真實地反映上去,但失敗了,於是他開始寫小說,成為學者與作家兼於一身的人物,對包括柳德米拉在內的青年學生們極具吸引力。

維爾比茨卡婭對那些傳授她知識的老師、前輩學者總是不吝讚譽之辭,他們的敬業精神和嚴謹治學的態度深深地感染著她。鮑裏斯·阿列克桑德洛維奇·拉林是位狂熱的善辯者,在課上表現得就像是在進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戰,總是奮力攻擊自己的“學術敵人”,捍衛自己的語言學理論。還有削瘦的鮑裏斯·維克托洛維奇·托馬舍夫斯基,正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開創了“文本學”,創造了新的學術奇跡。維爾比茨卡婭盛讚他像一位魔術師,在自己的衣服褶子裏藏著開啟普希金詩歌世界之門的鑰匙。還有那位小個子、有些駝背的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維奇·普羅普,維爾比茨卡婭稱他本人就像是從童話世界裏走出的魔法師,具有敏銳的眼光,揭開了俄羅斯民間創作中那數個世代中成長起來的神奇世界。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柳德米拉選定了自己後來學術研究的主攻方向。當時她寫了一篇關於俄語重音的論文,顯露出她對語音學的濃厚興趣,也得到了老師的認可。薇拉·菲多羅夫娜·伊萬諾娃對她說:“你應該到語音教研室去。”柳德米拉聽從了她的建議,轉到了語音教研室,開始在那裏聽課,從此她對語音學越來越感興趣了。她參加各種討論會,聽各種相關講座。柳德米拉的大學畢業論文題目定為“祈使句語調”,指導老師是瑪爾加麗塔·伊萬諾夫娜·馬杜謝維奇。她是維爾比茨卡婭學術道路上的領路人,在她的指引下,柳德米拉開始了在語言學領域的不斷探索。

學者與教師

1958年柳德米拉·布勃諾娃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留在大學語言係語音與外語教學教研室工作。她從一名實驗員幹起,開始了她在大學裏的職業曆程:研究生——初級研究員——助教——副教授——博士——教授,沿著這個軌跡,她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前行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65年,維爾比茨卡婭順利地通過了副博士論文答辯,1977年完成題為《現代俄語標準發音——實驗語音研究》的博士論文。1979年晉升為教授。

在語音與外語教學教研室工作的這段日子,維爾比茨卡婭和她的同事們工作得很投入,研究了音的收音特點、音節及重音問題。這項工作非常有利於發展聽力,維爾比茨卡婭舉例說,在開會時,如有人在下麵竊竊私語,她有能力“聽到”他們都在議論什麼。

1985年,維爾比茨卡婭被調到普通語言學教研室工作,任教研室主任。

在學術研究上維爾比茨卡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發表了300多篇(部)科研及教學方麵的論文、論著,涉及俄語語言學、普通語言學、語音學、俄語教學法等領域。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她關於現代發音的學術成果為新的語言學研究方向“現代俄語標準語發音標準”及“語音體係中的發音幹擾”奠定了基礎。

此外,維爾比茨卡婭還涉足語言文化、修辭學、現代俄語詞彙與語義學等多個領域,相關的論文、研究報告、演講在她的學術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們更關注維爾比茨卡婭在教育和學校管理工作中的作為和成就。

維爾比茨卡婭首先是一個盡職盡責且要求嚴格的教師。走上學校領導崗位且有眾多國內外兼職之後,維爾比茨卡婭的事務非常繁雜,且經常出差。然而,無論行政事務有多忙,她總是堅持按時給學生授課,盡量把各種活動、公差與自己上課的時間錯開。另外,多年來她一直堅持每周與學生交流三次。維爾比茨卡婭非常珍惜這些時間,因為講課時她可以感覺到自己是一個真正的教師,能夠直接為學生服務。而學校所有工作最終都是為了服務學生的。

有一次,維爾比茨卡婭去莫斯科出差,周三晚上仍沒有回來。而周四早上8:50就有她的課。盡管沒有接到課程暫停的通知,許多學生還是認為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夫娜不可能趕回來,當天的課程肯定要被取消,自然很高興有了一次睡懶覺的機會。於是隻有少數最守紀律的同學去了教室。他們沒有白去,柳德米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準時出現在課堂上,並且決定不因為聽課的人少而中斷課程,為那些坐在教室裏的同學正常授課。

需要說明的是,多年如一日堅守教師的崗位,努力不讓公務影響教學,維爾比茨卡婭做到這一點並非僅僅出於責任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維爾比茨卡婭衷心喜愛教師這一職業,甚至可以說是欣賞這一職業。盡管當了多年的校長,但她至今最引以為豪的還是自己的教授身份。她強調說,大學裏所有擔任行政職務的學者都應該在從事科研的同時擔任教學工作。談到堅持授課的重要性時,維爾比茨卡婭強調的也並非是教師的責任這一點,而要特別說明,教學是自己“智力和心靈的雙重需要”。教學上升成為她個人的一種精神需求,顯然,她認為在教學活動中教師本身獲益一點兒都不比學生少。

這樣,學生在維爾比茨卡婭的治校理念中始終處於中心位置也就毫不奇怪了。她總是首先以一名教育工作者的眼光來麵對學生、認識學生。作為一名語言學家,維爾比茨卡婭對語言學習和接受有深入研究和認識,深諳外語教學的規律。即使在經費高度緊張的20世紀90年代,聖彼得堡大學基礎語音階段的語言教學班也沒有超過10人之限,這當然離不開身兼普通語言學教研室主任的維爾比茨卡婭的支持。事實上,維爾比茨卡婭本人也把這一點看作聖彼得堡大學語言教學先進性的一個表現。當聖彼得堡大學語文係一批學生遊學德國歸來後,告訴她那裏的德語語音課程班上有40個人時,維爾比茨卡婭的驕傲溢於言表。

維爾比茨卡婭任校長期間,聖彼得堡大學的師生比基本上保持在4:1。考慮到聖彼得堡大學當時經費上的困難,這樣不遺餘力地維持科學的教育條件就顯得更加不易了,這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胸襟,更離不開學校領導者對教育規律深刻的理解。

因為相關學術成果豐碩,貢獻卓著,1995年,維爾比茨卡婭入選俄羅斯教育科學院正式院士,並成為教科院西北分院主席團成員。

勇挑重擔

維爾比茨卡婭能出任聖彼得堡大學的校長並不容易,因為在俄羅斯女性走上任何高級領導崗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必備素質之外,女性還需要克服男權社會的偏見。在俄羅斯的科學、教育史上,除了達什科娃公爵夫人在特殊的時代得以進入高級領導層之外,直到蘇聯時代結束都再沒有出現第二例。因此,維爾比茨卡婭成為聖彼得堡大學曆史上第一位女校長,這不僅是聖彼得堡大學校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當時也是俄羅斯全國備受矚目的事件。障礙當然很大。維爾比茨卡婭回憶,第一次參選校長時,她甚至聽到過這樣侮辱性的質疑:“難道你們真的要把大學交給一個婆娘嗎?”

維爾比茨卡婭還是成功當選了,而且連任三屆。這當然與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開。她成功了,也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不僅僅因為她是女性,還因為她恰恰是在大學最艱難的時期接任了校長一職。

維爾比茨卡婭開始執掌聖彼得堡大學的時間,恰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高等教育遭受致命打擊的時候,這所古老的大學同樣陷入了深層的危機中,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可以說,維爾比茨卡婭接手的聖彼得堡大學實際上是一個燙手的山芋,任何人於此時出任校長都會舉步維艱,障礙重重。實際上,她主政聖彼得堡大學的15年也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社會激烈動蕩、轉型的時期,聖彼得堡大學不僅受到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遭遇了種種困難,自身也處於激烈轉型的進程中。如何讓這艘古老的大船適應新時代的條件,同時又保存大學優秀的傳統,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擺在了女校長的麵前,考驗著她的治校智慧和掌舵能力。事實證明,俄羅斯這所最古老高等學府有史以來的首位女校長不僅經受住了考驗,帶領全校師生成功渡過了經費嚴重不足等難關,而且讓這個時期成為了該校曆史上發展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維爾比茨卡婭首先要麵對的是財政危機。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高校在經費上普遍陷入困境,聖彼得堡大學也未能幸免。因為國家撥款不到位,校舍年久失修,實驗設備得不到更新,教師員工工資低得可憐,士氣低落,人才流失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學校發展難以為繼,甚至日常運轉都成了問題。因為債台高築,學校無力支付供暖費,為了不讓全校師生在冬季“挨凍”,身為校長的她甚至親自出麵跟熱力公司求情。憶及當年的艱辛和為籌錢而付出的努力,柳德米拉甚至用了“殘酷之極的戰役”這樣的詞。

我們從維爾比茨卡婭的資料中發現了一個簡短的總結,是她在擔任校長幾年後寫的。我們編譯出其中幾段,讓讀者直麵這位女校長的艱苦努力和成效。

春季就開始的大學城鋪設瀝青工程結束了。共鋪了4000平方米的瀝青。整個夏天都在修理房頂:自去年11月份到現在共修繕了6500平方米金屬屋頂。

正在更換熱力管道。那些隻有5年使用期的破舊管道被更換成了符合國際標準的新管道,有塑料外層,可用半個世紀。至新學年初這種管道已鋪設500米。首批可以用上這種管道供熱的地方,是東方係的圖書館和大禮堂。

為生物係同仁們修複了1997年被焚毀的動物生理學教研室,而涼水也終於可以用上銅管輸送了。完成了一座新鍋爐房的設計。學校現有6座地下鍋爐房(5座在主校區)。每年啟動這些鍋爐房都要費盡周折,簽發各種公函、請求函,因為曆經40年的歲月之後它們已經徹底老化磨損了。計劃建一座采用標準模數的新鍋爐房,它將足可以給整個大學城供暖。那樣我們的新管道就都可以輸送上熱水了,這是我們應有的。此外,我們將能夠獨立於市供熱係統,根據我們的實際需要開啟或者停止供暖。這樣,冷的時候我們就不至於挨凍,5月份又不至於熱得喘不過氣。

彼得霍夫校區將建成一個化學肥料收集庫,而瓦西裏耶夫島上那堆放射物將在今夏被清除,它們自1945年起就堆在我們植物園後麵。

十二委員會大樓前搭起了腳手架:大樓的正麵正在維修。維修工作是8月份開始的,將於秋季結束。

有些工程(清除放射物、鋪瀝青)是根據“生態清潔城市”計劃完成的,由市財政撥款。保護國家文物的專項撥款我們用來修繕建築的正麵牆體了。而其他所有工程費用都是我們自行承擔的,用學校基金庫的錢,今天有賺錢能力的各個係都在不斷為這個基金作貢獻……

維爾比茨卡婭沒有詳述學校是如何千方百計爭取相關撥款、經費的,也沒有具體談學校本身是如何開源的,不過解決這些問題顯然絕不輕鬆。那個時期學校可謂百廢待興,首先得想盡各種辦法籌措經費,然後還要把錢花在刀刃上。作為當家人的校長要操心的事之繁雜可想而知。

維爾比茨卡婭交出的答卷讓人們不得不對這位女校長刮目相看。

經費問題

前麵已經提到,解決經費問題是維爾比茨卡婭任校長期間最為嘔心瀝血的工作之一。維爾比茨卡婭不止一次談到學校曾經麵臨的經費窘境,也透露過學校管理團隊及其本人為擺脫困境付出的巨大努力,采取的務實措施。事實上,在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校長職務的15年間,維爾比茨卡婭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解決學校捉襟見肘的經費問題。俄羅斯一名記者曾經記錄了一個事實(《共青團真理報》,2003年11月),作為校長的柳德米拉要親自向市能源公司求情,不要因為學校積欠公司的債務而切斷給學校的供暖。學校經費之窘迫可見一斑。

維爾比茨卡婭的努力卓有成效。她主政期間,聖彼得堡大學不僅逐步走出了困境,而且擴大了規模和影響,新建了國際關係係和醫學係,與世界上許多著名高校建立了合作關係,並積極參與到促進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的博洛尼亞進程中去。

然而,通讀維爾比茨卡婭的回憶錄,我們發現:對相關情況維爾比茨卡婭並未詳細敘述,往往隻是在談論其他話題時一帶而過。這一點耐人尋味。

有意輕忽這個曾經如此困擾自己的問題,淡化自己曾經付出的巨大努力,這個事實隻能說明一點,那就是回憶錄作者認為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談。我們不僅要理解回憶錄、自傳作者強調什麼,更要留心她(他)忽略了什麼、淡化了什麼,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就不可能全麵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和價值觀。

顯然,盡管學校經濟上一度非常困難,甚至可以說是麵臨嚴重的危機,擔任校長期間一直為經費問題所困擾,維爾比茨卡婭卻並沒有將經費問題視作根本威脅,而是非常樂觀地把它看作是暫時的、積極麵對就可以逐步解決的問題。維爾比茨卡婭承認,在當代追求市場價值的大潮下,她必須盡力開辟多種可能的經費來源渠道來支撐學校。但有一個條件:不能損害大學的威望,不能以犧牲教學、科研為代價。維爾比茨卡婭強調,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全校上下必須每時每刻都要用實際行動來鞏固本校作為國家主要科研、教育中心的地位。

維爾比茨卡婭認為,國家有責任為大學提供充裕的經費,以免除學校的後顧之憂。但是,當國家因種種原因對大學支持不夠時,大學也並沒有理由蛻變。維爾比茨卡婭對社會資助的使用充分體現了她的理念。在取得資助者的支持後,維爾比茨卡婭堅持從社會捐助中劃出部分經費,專門用於支持科研。比如弗拉基米爾·波塔寧創新基金,是專門用來獎勵那些真正具有天才的青年精英的。最初這一基金涵蓋的是包括聖彼得堡大學在內的聖彼得堡市和部分西北地區高校,後來又納入了阿爾漢格爾斯克、彼得羅紮沃茨克、摩爾曼斯克、普斯科夫等地,惠及這些地區的60餘所高校,並且還在進一步擴大範圍。

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維爾比茨卡婭一直在盡力把握工作的方向,引導大學不至於偏離“正道”。她試圖把大學發展的兩種趨向結合起來:一方麵,大學每時每刻都應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科研、教育中心的地位,並為此盡力挖掘一切潛力;另一方麵,也要在不喪失大學威望的情況下努力尋找開源之道。

毫不奇怪,與經費問題相比,維爾比茨卡婭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更多談的是大學的定位和社會責任問題。在自己的大學發展藍圖裏維爾比茨卡婭特別強調兩點:其一是聖彼得堡大學應該完善科研經費體製,在吸引國內外項目、投資的同時,大學應提供專門經費或尋求其他渠道,對傑出學者和優秀青年科研工作者進行資助;其二,聖彼得堡大學不僅應該成為保持俄羅斯國家科技潛力的重鎮,更應該成為重塑俄羅斯社會精神麵貌的中堅,努力改變俄羅斯社會精神崩潰的現實,引導社會和個人重建價值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