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既然是人學，就要寫人。生活中的人是立體的，具有多麵性，但大都有一個主導的性格方麵，並都打著時代的烙印。沒有哪一個人是平麵的，單一的。就是神經病人，也知道吃喝，而且也有時代特征。文化大革命中，我就看到過幾個神經病人，他們在街頭義務宣傳“就是好”和“語錄”，有的甚至在胸前的肉上別一枚像章，唾沫四濺地高呼“萬壽無疆”、“永遠健康”之類。雖然聲嘶力竭，顛三倒四，卻很少不符合當時的氣氛。可見，一個人隻要生活在人群中，生活在社會上，就不可避免地受周圍環境和那個時代的影響。就說大腦吧，隨著人類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人的智力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這本來是好事，是一種進步。但不幸逢上前些年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把這種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引入了畸形發展。例如愚笨的人學會了耍小聰明，聰明的人反顯得大智若愚；卑鄙的人也能做些堂而皇之的事，誠實的人有時反要騙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總之，人們的精神世界，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複雜狀況。
我們在表現這一段社會生活的時候，如果把人物都寫得那麼簡簡單單，那麼單一透明，就很難令人信服了。我在拙作《“狐仙”擇偶記》中，就力圖把其中的幾個人物，寫成具有時代特征的活生生的人。主人公黑嫂不是叱吒風雲的英雄，隻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村青年婦女，是一位在生活的教科書麵前，不斷成熟起來的人物。沒有出嫁前，她“原是個天真活潑的共青團員”，“學雷鋒做好事”，“幹什麼都是熱熱火火的”。但她把生活看得太純淨了，十八歲介紹對象時，讓漂漂亮亮、能說會道的小夥子玉泉迷住了。不料，新婚宴席上，一場鬧劇暴露了丈夫卑下的靈魂，頭一夜就鬧翻了，在後來的相處中，她越來越感到玉泉不是一個本份的莊稼人。文化大革命開始，玉泉造反武鬥，一命身亡，撇下老母、妻子和遺腹女。對玉泉假如僅用“這是他應得的下場”一句話來了結此案，是欠公允和準確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錯？丈夫玉泉在入黨問題上雖有不良動機，如果在正常情況下，是完全可能經過教育轉變過來的。但文化大革命卻為他這種不良思想的發展和惡性膨脹，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因此，他的悲劇不能不帶有時代的特征。
血的教訓，使黑嫂在愛情問題上成熟起來了。她開始重新設計未來的丈夫：“男人嘛，她想象著，應當是強壯有力的，能夠保護自己的女人；應當本份正直，沒有非份的要求；應當頂天立地，不要彎著腰生活；應當……”按照這個標準，她審視著周圍的光棍漢子們，結果都沒有一個人打動她的心。最後幾經曲折，經過十多年的觀察和相處，終於選中了老彎做丈夫，使自己的愛情有了圓滿的歸宿。這篇小說，用一個“擇”字貫穿始終，意在表現黑嫂在愛情問題上執著的追求和嚴肅的態度，以及對生活的信心。她有一句話：“命，命，我倒要看看，這命是方的還是圓的！”因此是否可以說，這種對命運不屈不撓的進擊者的姿態，是黑嫂性格中最主要的一麵。
這樣一個無依無靠，年輕貌美的寡婦，盡管在精神上是個強者，但在力量上畢竟是個弱者。母女三人，以她為舵手，駕著生活的小船，要在風波浪尖中到達彼岸，又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情！且不說丈夫看病欠下的債務，一老一少的拖累，家庭生活的窘迫，長夜的難熬，僅就一群光棍漢子的追求，也夠她招架的了！小夥子們有的向她獻媚討好，有的借各種機會討她的小便宜，還有的欺她無人，悄悄追到家裏耍流氓。對這樣一個難以應付的局麵，怎麼辦呢？黑嫂區別不同情況，巧於周旋，機智勇敢地保護了自己。在感到實在支持不下去時，她經過一番痛苦的思想鬥爭，毅然以一個家庭主婦的身份，一天數次地出入於左鄰大隊支書老石家，從而給外界造成一個假象，似乎她要做“候補太太了”。此舉很快引來許多流言蜚語，以至白眼咒罵。這使黑嫂發抖，戰栗、流淚，但她卻咬著牙沒有分辯。而是忍辱負重，不惜用犧牲自己名譽的巨大代價，保住自身實質上的清白，換得一份救濟糧款，以維持全家艱難的生活。老石對她抱有非分的幻想，黑嫂是早就知道的。但她確信“對付一隻螳螂，比對付一群黃蜂要容易些”，到底利用權勢者的力量，震住了那些圍著她胡來的光棍漢子們。在這之前還有一個細節。有一次，黑嫂在僻靜處被人攔住無法擺脫，於是裝出神秘的樣子，悄聲說：“這兒不行！晚上在河邊上等我。”把小夥子騙走了。事後，她當然不會去赴約。於是有人指責說，這個細節表現了黑嫂的“輕浮”，既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別人。我以為，這裏首先要弄清楚，黑嫂麵臨的是一種流氓行為，而且在“逃脫不了時”，才施以“騙”術。這裏除了機智，哪裏有一點“輕浮”可言呢？至於那位想入非非的小夥子白等一夜，飽嚐風霜之苦，是由於他不“尊重”別人而自討苦吃，實在不值得同情。黑嫂在這件事上的“騙”，和前麵提到的屈身於大隊支書家裏，給人以假象，都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生活使然，命運使然，是一個弱者獨特的抗爭。這些行為也許算不得英雄行為，但卻表現了黑嫂的大智大勇和駕馭生活的能力。如果沒有這些細節，“狐仙”便不成其為“狐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