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魯迅文學院，一位作家朋友突然問我：“你們江蘇有個丁帆？”
我說：“是的。咋？犯案子啦？”
那位朋友笑了：“別搗！他是搞評論的？”
“嗯！”
“你認識他？”
“當然。哥們！”
我順口答曰，借了個詞。因為在北京常聽到這話。賣青菜的稱“哥們”，文學圈子裏的朋友也稱“哥們”。咱客居北京，別壞了人家的規矩。
其實，我和丁帆總共也沒見過幾麵。我常住蘇北，不大到南京去。他常住揚州，也不大到南京去。隻偶爾開會碰到一起，作過幾次深談。我們很快成為知己。人們常說，看透一個人需要長期觀察和接觸。可我沒那個耐性。那樣太累人。我想，一個人可交不可交，接觸一二次也就夠了。看來，丁帆也是這樣交朋友的。他視我為知己，什麼話都敢對我說，並不設防。我當然也一樣。其實，江蘇文壇上的年輕人都這樣。這不是毛病。
丁帆。年齡和我相仿。我想他是男性。但有一張白淨麵孔，一臉善相，還有點兒靦腆。隻在爭論問題時張牙舞爪，快語如珠，表現出他的機敏和智慧。
丁帆對批評的嚴肅追求，是令人佩服的。
而一個嚴肅的批評家，首先是他的獨立性。他認為，批評家就是批評家，既不要做政治的工具，也不要當作家的附庸。批評家在批評的過程中，完成對自己的塑造。
應當說，如今“工具批評家”是越來越少了。那種專愛打棍子、扣帽子的批評家已近乎絕跡（偶有個把，倒是應當作為珍禽加以保護）。但某一圈子裏庸俗的吹抬現象還是時有所見。比如某一作家，當然是某一名家，發出一篇作品。這篇作品大家有目共睹，也就那個樣。並不怎麼出色，也不複雜，更不深奧。發了也就發了。誰也不能要求名家的作品篇篇都是名篇。這誰也做不到。但偏偏關於這篇作品的頌揚文章一篇連一篇出現。張三說好，我聞出有花香；李四說不，還有麝香；王五說我又嗅出一味，還有奶香……於是弄得天花亂墜，不著邊際。大家看了傳為笑談，以至連那位作家也難為情起來。在這裏，嚴肅的批評不見了。
而丁帆偏安揚州，圈子意識是沒有的。據我所知，他是為賈平凹寫評較早的一位。那時，他還不認識賈平凹。平凹也沒有今天這麼大的名氣。但他看出他的作品好，看出他的才氣，於是欣然命筆。這就需要勇氣和慧眼。
丁帆和江蘇的一群青年作家關係是極好的。可他沒有廉價吹捧過任何一個人。倒是常有些不同意見。而且坦率地說出來。老實說，對他那些批評意見，大家也很少接受。於是就發生爭執。爭執的結果，仍然是你談你的，我寫我的。或者叫你寫你的，我談我的。誰也不可改變誰。正是這種坦誠的交鋒，使大家坐在一起感到開心。文學這東西，原本說不清。每一個作家的情況都不一樣，都應當而且也隻能依照自己的個性進行創作。批評家也是如此，可以是社會學的批評，可以是曆史學的批評，也可以是美學的批評。在如此眾多的個性選擇中，要求作家和評論家“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
對此，江蘇的青年評論家丁帆、王幹、費振鍾，都是清醒的。在一篇題為《建設獨立的批評價值觀念》的文章中，三人有這樣的對話：
費振鍾：一切都是平等的，作家和批評家，創作和批評都在對等位置上交流，這正是建設獨立的批評價值觀念的理想氣氛。
王幹：我鼓吹創作和批評、作家和批評家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不是感情上和理念上的對立，而是指在審美創造上的對立。
丁帆：事實上，批評家與作家之間不可能沒有距離，企圖消滅距離是愚蠢的。
但作家和批評家之間，也會有視角的交合點，出現共同的審美愉悅。我的一個中篇《涸轍》在《鍾山》發表後，丁帆看到了，居然激動得一夜沒睡覺，寫出一篇評論來。又寫來信，他說這篇作品有“精靈般的藝術感覺”，無論從內容到寫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我回了他一封信，說你對我的評論，好像從來沒有這般慷慨過。犯神經了怎麼的？
事實是，丁帆過去對我作品的評論，其實對我的創作是起了“滲透”作用的。而我的創作也在改變著他的批評。正是在這種各自獨立的精神活動中，我們互相之間加深了理解，而達到“神交”。我所說的“哥們”，也就是指這個。
丁帆不是所謂的“新潮派”，更不是所謂的“傳統派”。他的知識結構，他的研究方法，是融會了古今，貫穿了東西的。我想他是對的。這是一條厚實的路。
但丁帆仍需再多一點鋒芒。那種咄咄逼人的鋒芒。
眼下，批評界似乎整個兒都有點瘟頭瘟腦。豈止丁帆個人？
198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