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徐一驚，坐起身來，瞪著兩隻黑葡萄珠兒似的眼睛問：“燒啦？八年抗戰，您這奶媽就白幹啦？”
“那是民國三十五年的事兒啦，從重慶坐上民生公司的輪船出川，在船上，先生和現在這位太太一起對我說：彭彭，今後我們兩個人教書，再也不會拖欠你的工錢了！”
“現在的太太，比先生小二十歲，她肯嫁給一個窮老頭子？”
“先生是她的老師，她屋裏是自貢市的鹽巴商人，富得很。她讀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就成心往先生家裏跑，今天送廣柑，明天送龍眼，討先生的好。剛畢業，聽說先生要回北平，就自己提出來非嫁給老師不可，不答應就跳嘉陵江！”
“先生當然答應啦，白賺個大姑娘！”
“你猜先生講啥子嘛？他講，川女多情。”
“怪，從前的女人怪得很！”小徐又躺下了，望著黑糊糊的天花板，自言自語般地說，“嫁窮老頭子的大學生，不要工錢的奶媽……你們究竟為什麼呢？”
彭彭也答不上來了，喃喃地說：“太太好像講過一句半句的，為了出川。”
這話小徐當然聽不懂。她不知道，從郭沫若到巴金，從朱德到陳毅，多少有誌氣的巴蜀青年，為了求學，為了進步，當年都是毅然決然走出那交通閉鎖的四川盆地的，而且還給後生們造成一種“出川”的風氣。其實，福建人去台灣和新加坡；廣東人下南洋；廣西人去越南、緬甸；山東人闖關東；山西人到處經商；江浙人去東瀛北美……也都在我中華民族的遷徙史上寫下了勤勞勇敢的篇章。就連八十年代的“安徽幫”小保姆進北京，不也是經濟開放帶來的曆史契機麼。
小徐打嗬欠了，慢吞吞地問：“到了北京，總該按月給你發工錢了吧？”
“錢，你們年輕人就認識錢！”這次是彭彭坐了起來，像布道般地說，“我在重慶的兒孫是萬元戶。我老太婆不缺錢花。你就沒看見，我手上戴的金戒指、金鐲子，都是這幾年先生太太給我彭彭買的嘛！”
小徐想了一會兒才說：“給你買金首飾，還給不給工錢呢？彭彭，我聽說京油子油得很，您要當心啊，那首飾可別是鍍金的呀！”
彭彭生氣了：“‘文革’十年，這一家人散了攤子，住牛棚的，上幹校的，插隊落戶的，家裏隻剩下我彭彭帶著兩個孩子--尿床的小二和吃奶的小妹。我朝哪個去要工錢？這一次先生連欠條也不寫了。人家說他是反動權威。我彭彭可是紅五類！我為啥不丟下這兩個小狗崽子回重慶去？就因為人心都是肉長的！”
小徐對這些話絲毫不感興趣。彭彭還沒說完，對麵床上已經響起了中等水平的呼嚕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