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普遍都認為離婚嚴重煎熬受牽連的是小孩，但有關離婚對小孩的具體影響卻為社會所不知。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分辨離婚與無法和睦相處的雙親兩者對小孩的影響到底哪種更惡劣。所有利他性雙親會因考慮到小孩的利益而不采取離婚的辦法來解決夫妻之間的問題，除了問題確實隻有訴諸離婚才能得以解決。但有一點卻是明顯的，那就是離婚可能會對擁有許多小孩而又在勞動力市場上賺得不多的妻子造成很大的傷害，特別是當她的前夫無法履行他對子女在財務上和其他的義務時。這個結果即使在離婚需征得雙方同意時也會發生，因為在許多社會裏，做丈夫的可以威脅妻子在不利於她們的條件下同意離婚。
家庭的演進
離婚率、生育率、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及家庭的行為，在最近數十年都已發生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人們認識到，在原始社會與農業社會，家庭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組織。
在大多數傳統社會，家庭——或更精確地說，親屬群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具有兩個功能，一是保護家庭成員對抗不確定性，在許多原始社會裏，禮尚往來是很普遍的，但主要是在有血緣關係之間流動，而處於困境的人可向他們的親戚求助。一個親屬群是一個很合理的有效的“保險公司”。家庭(亦即親屬群)的第二個功能是知識傳承功能。年長者在傳統社會中受到尊重，是因為他們擁有累積的知識，這在靜態環境裏對年輕者特別有價值。因為在這種社會環境裏，知識是透過家庭傳遞給年輕一代，主要是經由子女、侄甥和其他年輕親戚繼承文化。正由於這樣的社會環境，婚姻成為傳統社會裏最重要的大事，家庭都想避免與名聲不好或理財不善的家庭聯姻，因為他們會常常在經濟上求助或破壞家庭原有的聲譽。許多婚姻是由家庭或相關的親戚安排的，很少考慮到當事人的感覺，因為“人是與一個家庭結婚而不是與一位單獨的婚姻伴侶”。在這種環境下，為愛情結婚是不被認可的，除非這類婚姻對家庭的利益也有所貢獻。在這種社會裏的怨偶，隻要他們的家庭繼續從聯姻中得到，不會鼓勵他們離婚。取而代之的是允許藉姘頭與婚外情來尋求慰藉。
在現代社會裏，市場調節取代了貿易和生產，動態的經濟環境也快速地改變技術、收入和機會。家庭中年長成員所累積的知識，對年輕成員已不像傳統社會那樣有用，因為年輕一代麵對一個不同的經濟場景，市場學校取代了家庭學校，考試和契約替代了家庭檢定。家庭的親屬保險功能也日益為市場保險所取代，個人可以在不如意時向資本市場借貸，或在條件好時先儲蓄，以進行“自我保險”。而且這種基於成千上萬家庭的經驗而形成的市場保險，所提供的保護以對抗火災、死亡、年老、體弱多病及其他災難，比任何個別家庭所能提供的更為有效。隨著商業化程度加深，血統間的聯係不再是必要的，親屬之間的交往日漸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原有的功能日益削弱，重要性逐漸降低。家庭的重要性降低後，在婚姻方麵的表現是：年輕人開始有權拒絕父母所選定的配偶，然後在雙親的否決權下選擇配偶，最後有權不考慮雙親的反對來選擇配偶。在現代社會裏約會，是十幾歲的年輕人就可以享有的權利。但是很不幸的是，愛情和其他個人性格不像家庭名聲和地位那樣容易在婚前就能確認，而後者是傳統社會重要的考慮因素。許多已婚人士發現他們的婚姻生活被日常瑣事磨得黯淡無光，夫妻已不再相愛，有些人就離婚並在婚姻市場上重新尋覓。於是現代社會擁有許多看起來很矛盾的組合：因愛而結婚和高離婚率。步入中年的男性往往由於自身“資源”(財富與地位)增加，大多數都成為婚姻市場中“有效率的尋覓者”，並往往能透支下一代乃至下兩、三代女性(以10年為一代)；而中年女性則剛好相反，由於性別角色的分工，她們往往需要花大部分精力打理家務，為之付出的代價則是放棄事業，而她們的青春期又遠較男子短暫，一旦離婚後重入婚姻市場，往往是不具效率的尋覓者。這也是許多婦女寧可忍受質量不高的婚姻而不願意訴諸離婚的原因所在。
許多曆史學家已注意到在現代社會裏，家庭的核心成員比傳統社會裏要親密且更具深情，而堂表和遠親則日益疏遠。許多人感歎傳統家庭的消失，其實對傳統家庭中那種虛擬親密關係的懷念，完全忽視了其在隱私和自由選擇上的限製、不幸事件的不完全保護以及超越家庭背景的有限機會。
不管怎樣，曾使中國人心向往之，並在《詩經》中歌之詠之的“生死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相約偕老”，已成為農業社會中的一幅曆史畫卷，等待中國人的將是什麼樣的婚姻狀態，任何人心中都沒有數。僅從婚姻家庭這一社會基本單元的變遷來說，5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幾乎濃縮了一個世紀的煩惱：從極端的性封閉走向性開放，從家庭的超穩定狀態直接步入了烽煙四起的“春秋戰國時期”。這場“戰爭”的結局對社會的影響目前尚難定論，但想想老子在《道德經》中那句千古名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許對那些急於重入婚姻市場中尋覓的人有點幫助。
“灰色女性”及其他
——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眾生相
何清漣
一
所謂“灰色女性”這一頗有點學術化的名詞，是近年來研究者用來稱呼那些從事色情行業的女性，包括以謀取金錢為目的作人情婦、小妾(即深圳與廣東謂之為“包妹”、“小婆”，香港稱為“二奶”，北京呼為“小蜜”，上海名之為“金絲鳥”者)，以及按摩女、三陪女等一切與色情行業有關的女性。她們的“職業”即謀生方式和正常社會不一樣，故此她們被社會視為“灰色”的。但她們的生存卻恰恰與正常社會，亦即“白色世界”裏的許多頭麵人物有密切關係，甚至可以說沒有那些人千金買笑或萬金藏嬌，這個世界也就沒有她們這一類人的存在。
寫這些人並不稀奇，這些年她們的存在已成為不少人的創作題材，但是卻很少有人通過寫這些“灰色女性”去展示當代中國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眾生相：那利用權勢吃喝嫖賭、大把貪汙受賄者，如已先後被“曝光”的王寶森、向明序之流，那些利用體製漏洞大發橫財的國營公司“老總”們如管誌誠、文石興之類，那些依附於這些權勢者、暴富者，甚至以“拉皮條”為手段來討好主子的“馬仔”之輩，以及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二奶”們，這些社會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一、職業各異的人，浸泡在一種畸型的生活氛圍中，但卻沒有任何人因他們的生活和賺錢方式而產生半點道德羞恥感。因此可以說，這些人的生活方式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當代一個被大多數研究者忽視的一個方麵：社會倫理道德的畸變。通過對這些人生活方式的解讀，不難直觀地體察到這一點：中國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已被扭曲到了何種可怕的程度。
二
8年前來S城之初，筆者就已知道“灰色女性”這個階層的大量存在。不過真正引起我注意她們的，倒不是她們那種亙古常新的謀生方式和她們刻意表現出的性魅力，而是她們的價值觀念。記得有一次筆者與幾位朋友去某渡假村小聚，座中一位朋友與該村經理熟悉，那經理來座中聊了幾句，不料竟引起了經理女伴的十分不滿。那位時髦女子(據座中朋友判定“是搞那一行的”)竟嬌聲喝叱該經理：“你理這班農民幹什麼?”經理向其女伴解釋：“他們不是農民，是記者，都是有文化的……”，話未說完，就被那女子打斷：“沒有錢，就是農民!”這位風塵女子對金錢意義的如此張揚，從此使筆者特別注意觀察這一階層的價值觀念。好在S城觀察這類女子的機會很多，因其中不少人還具有總經理秘書、助理、文員之類的身份，在各種社交場合均能碰到這些人。
S城雲集了全國的“靚女”。無論是自古以來就產美女的蘇杭地區，還是在本世紀30年代曾經紙醉金迷過的上海，或是寶相莊嚴的北京，每年都有大批美女如過江之鯽般來到此地，其情景正如美國的美女到好萊塢尋夢一樣熱鬧。這些從各地飛到S城來的女子，走上這條道的原因雖各有不同，但除了一部分人確實是在逼良為娼的環境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多半都是一開始就已抱定“舍身賺錢”的想法。說“逼良為娼”，在這裏是指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們，確實是將在其公司工作的年青貌美小姐們視之為情婦或權錢交易中的特殊供品的預備隊伍，君不見那些招聘廣告上，對女員工的要求往往是23歲以下、未婚。這種不正常的用工方式，說明不少“老板”在聘用人時便已有了那麼一些不便公之於世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白領麗人”，往往用不了多久就或被迫或主動地成為“老板”們的情婦。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孩最初可能會感受辱憤而辭職，但往往在另一家公司又會遇到相同的事情。如此幾次下來，為了生存，這些女孩便會在“到處楊梅一樣花”的想法下就範。其中一些智力超群者更會成為利用本身青春美貌的“高手”。筆者曾親眼見過一位在大學學企業管理的女孩如何走上這一條墮落的“不歸路”。開始滿懷壯誌要靠自己的專業知識一展宏圖，但等到在幾家公司“炒”過老板或被老板“炒”過以後，便學“乖”了，最後進化到能發表如此“宏論”：男人利用權勢和關係，女人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在本質上均是一樣，都是對自身資源的合理利用。女人嫁一個老公，隻是將肉體一次性地賣給了一個人，到丈夫功成名就，自己人老珠黃時還有被拋棄之虞；而被人“包養”隻是將肉體零售給多個男人，從效益上來說比賣給一個人更好。更何況，青春這資源，你讓它閑置幾年以後，就自然消失，沒有利用價值。
做性交易竟總結出如此高論，真令“煙花界”的前輩高人歎服。婚姻所受到的嘲弄再也莫過於此。但如果這些信念竟成了不少人的人生誡條，那這社會“禮崩樂壞”之嚴重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三
這類“灰色女性”中的“上品”，是那些利用本身青春做為交易籌碼，先後結識得一些在某方麵有權有勢的“腕”，然後其傍上的“腕”揮動手中的權力魔杖，便可以使這位“灰姑娘”成為公主。現實中的史燕青(王建業貪汙受賄案女主角)就是這類人。隻是大多數女人沒有史燕青那般幸運，竟在風月場兼商場中遇到一位用情專一的“腕級情人”，多數是彩雲易散，恩寵難固。僅是這一條，就足以讓許多女人羨慕史燕青，尤其當女人們獲悉王的落網是因為要搭救史燕青，更讓見慣了男人涼薄，常在男人新鮮感過了後就被棄如敝履的鶯鶯燕燕們感動莫名。這就是王、史這一段貪汙受賄加姘居婚外情竟能落一個“較好口碑”的內中緣故——“較好口碑”一語是北京朋友們不解之下問的，並非作者杜撰。
在今年廣州某調查機構進行的一次關於社會地位的調查中，隻有S城將青春美貌列為社會地位的象征之一，這絕不是深圳人異想天開信筆塗鴉，而是現實生活中確實有大量的史燕青之類存在。這些女子利用成功的性交易使自己脫離寒微，一飛衝天，住有豪宅，出有小車，成了萬人仰視的“金鳳凰”。筆者曾認識一位姓劉的小姐，東北人，這位小姐在美女如林的S城，算不上美豔動人者，但其“媚功”卻堪稱一流。她高明之處在於不專作某一人的情婦，而是以色相勾引了幾位權傾一地的事務官。在房地產高潮時期，這幾位官們都利用權力給自己轄地上的房地產公司打招呼，按五或六折的價格給這位小姐謀了十幾套位於黃金地段的高級住宅，劉小姐轉手以八或九折的價格售出，成了擁資數百萬的富姐，爾後相繼開了幾家酒樓，也都是這些官們給其帶食客，保證客源。至於“黑白”兩道的勢力，也早已被這位劉小姐打點周到，在眾人的“幫襯”下，這位劉小姐財源滾滾不盡而來。
但是史、劉這種作法，已算是這一行中的翹楚了。大多數女子並無這等頭腦和本事，不少女子即便在公司做“白領麗人”，也隻是作為擺設的花瓶，其價值體現在作為老總們的情人和候補情人。這些小姐們一旦被老板“收”了後，大多數隻會“用青春賭明天”，將她們的未來本係於她們“老公”(南邊女子對丈夫的稱呼，但風塵女子大都用來稱她們的包養人或較穩定的嫖客)對她們的情意或“老公”的運氣了。生了小孩，為女方買了房，算是這類關係中最穩定者。這種模式多是這樣：妻子“開明”，默認丈夫養妾；小妾溫柔可人且有“旺夫”之相，養者可常帶出去在朋友圈中露麵(和文明社會習俗不同的是：這裏的暴發戶男人出去應酬帶“包妹”“小婆”被視為正常，倒是帶了“黃臉婆”太太被視為不正常，易被人家譏為“怕老婆”)。但大多數女人對未來所抱的希望之微渺，簡直有如遊絲。因為南邊舊習是男人在外可以今日一個，明日一個找“小婆”，家中長輩不以為不該，做老婆的隻要能生個兒子，便能保持“正統”地位，對丈夫找“小婆”的事一般不聞不問，此謂之為“識做”和“賢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