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快就趨於明朗了。喬冠華受到公開批判，外交部部長的職務也撤銷了，所有支持過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評幫助。指定了國際司的三個人專門來“幫助”我。其中一個人那時在外地，從未到場，他後任駐外大使，我們仍是朋友。另兩個人在國際司召集大會、小會批判我，不斷對我施壓，要我坦白和喬冠華一起“搞陰謀”的“罪行”。這時我還是國際司副司長，我的職務也沒變。很快他們告訴我暫時不能參加和外國官員的會見和外交事務，緊接著他們又不準我參加部裏和司裏的會議。
在這些對我的鬥爭和“幫助”會上，除了這兩個人，幾乎沒什麼人發言批判我。實際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兩位當時的處長，楊虎昌同誌與後來成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和駐美大使的李道豫同誌，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提醒我注意那兩個家夥下一步幹什麼。一些年輕同事知道我單獨在辦公室時，就借口給我送報紙或問有關工作的事兒，到我這兒來安慰我，肯定地說他們不相信那兩個家夥能把我怎麼樣，用不著擔心。
當外交部組織批判喬冠華時，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還在繼續。當時我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鄧小平是否會複出，什麼時候複出。1977年7月的一個大熱天，我和同事們正在地裏幹活兒，看見留在家裏收聽廣播的同事又笑又喊地揮手向我們跑來，我們趕快跑到他麵前，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鄧小平徹底解放了！”所有人都跳起來歡呼，我們衝到五七幹校的總部好好慶祝了一番。
在1977年末至1978年初的冬天，我被正式召回外交部。我作為國際司副司長的職務都恢複了。王炳南、黃鎮和外交部其他高級官員與鄧小平進行了多次深入討論。
在一年的時間裏，外交部那些曾經“通天”的人以及國際司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長和那兩個“幫助”過我的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派到別處去了。這樣，隨著打倒“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正式宣布結束，外交部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清理整頓，澄清事實。
就全國而言，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也並不意味著在那個動亂年代中發生的一切錯亂立即結束，還需要兩三年的時間撥亂反正。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曆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舉行，不僅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最終被埋葬以及對那個年代的種種錯誤的徹底糾正，還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一個新紀元。
（摘自《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冀朝鑄口述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