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平等問題，除了階級統治，還有男權統治，而這亦可溯源至廁所之中。
弗洛伊德曾經說：“早熟的撤尿便暢者野心勃勃。尿床與野心的性格特征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撒尿可以成就野心等雄性氣質，撒尿還可以成就男人。“陰莖嫉妒”理論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中的一個主要理論。它的觀點是，女性在幼年期，在偶然觀看男孩小便中發現自己沒有陰莖，於是對男性的陰莖產生嫉妒心理，而這種心理在女性主體的形成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於男女小便方式的不同，女孩開始認識是男性女性器官的不同，並產生了強烈的陰莖羨慕和陰莖忌妒。由於缺少男性生殖器官使她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她們會由此發展出永久性的自卑感和低劣感。女性成年以後的許多心理特點都是陰莖忌妒的直接後果，如女性的嫉妒心、缺乏公正性（由嫉妒男性而導致的）、虛榮心（對性器官劣勢的補償）、羞怯心（對性器官缺陷的掩飾）等等。
弗洛伊德這個說法後來引起了包括阿德勒等學者在內的激烈爭論。特別在一些女權主義者中，這個理論受到了很多的關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經引用一個叫弗洛莉的女孩的自述，這個女孩認為：“兩性的最明顯界線，兩性的一個重要差別，就是男孩子可以站著撤尿，而女孩子則必須蹲著撒尿。”
陰莖嫉妒理論實際上是在暗示：女性所擁有的隻是一個“缺失”、“萎縮”和“衰退”的性器官，隻有陰莖才是唯一有價值的性器官。波伏娃提到，陰莖的優越似乎首先通過排尿的方式體現出來，陰莖“自由自在，突於身體之外，就像個天然的小玩物和小木偶似的”。大人們通過賦予陰莖以價值，提高男孩子的身價，好像站著撒尿比蹲著是有天然的優越。
擁有陰莖對男孩而言是一種特權，特別是在兒童對它的排泄功能失去興趣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處是，由於有一個既能看得見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確認他自己。因為有一個可以看到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膽表明主觀態度，而那個他把自身投射進去的客體，則變成了自主、超越和權力的象征。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為她自己的化身。就這樣，在童年時代，女性就開始被塑造成“第二性”了。
《第二性》提到過，和小夥伴們比賽誰尿得更遠，是男人的遊戲，女孩隻能在一邊羨慕。而男人老去的表征，也正在於這個功能的喪失，一句流行的網絡簽名檔曾經寫道：當年迎風尿千丈，而今順風打濕鞋！
搞笑之中，流露英雄落寞的蒼涼，與眾芳蕪穢、美人遲暮，同樣令人唏噓。
女性平等如廁權
女人在男權社會中的弱勢地位，當然不僅僅體現在與生俱來的方便姿勢上，更多的是社會方麵的原因。女士排隊如廁，是現代都市鬧市區常見一景，很多媒體都對此有過報道，女廁擁堵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女性如廁比男性更加費時，但男女廁所容量卻男多女少。香港大學社會學係學者周華山作過測算，男女耗時比例是一比三左右，但由於男廁有小便器，使得男廁的容量遠大於女廁，而大部分公共男女廁所的麵積卻相等，這一形式上的相等，卻遮蔽了男女如廁權實質的不平等。
其實，除常常要排隊等候之外，女性如廁的困難還有很多。《上海寶貝》是一本引起過不少爭議的小說，出自所謂的“美女作家”之手，這自然是一本很“女性”的小說。小說裏，主角是這樣如廁的：
走進洗手間，在鏡子裏看到一個蒼白的自己。我跨在抽水馬桶上方，像男人那樣小便，在公共廁所我總是這樣解決問題。馬桶圈墊被數不清的人使用過，有數不清的體液、細菌、氣息、回憶、見證和曆史。這馬桶看上去就像一隻巨大的潔白的蒼蠅，哀而不怨地棲息在各色女人的胯下。
現代坐便器的發明，本是基於人體科學原理，使人得以在輕鬆舒適狀態下方便。但是，由於公共廁所的衛生原因，在女性如廁時，坐便器往往成為負累。男女關係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關係。公共廁所是一個以性別劃分的公共空間，廁所以其獨特的方式折射著社會男女關係的狀況。我們看到，廁所設計有意無意以男性經驗為依歸，漠視女性的入廁頻率、入廁方式和入廁用時、生理結構等等有異於男性的因素，而缺少對女性的人本關懷，這些都體現著男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支配與抑壓。
葉兆言有一中篇先鋒小說《關於廁所》，說的是一群工人到上海遊玩，其中一個漂亮的姑娘因為一直找不到廁所，在一個大百貨公司裏當眾尿了褲子，從而在一天之間改變了性格，活潑開朗的她變得自閉起來。看來，憋尿和堵車、等電梯一樣，都是現代都市人的典型焦慮。
（章益國文，原載《書屋》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