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千年以前，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上遊地區就存在著一支與中原文化有別的、地方特色濃厚的文化——巴蜀文化。在中國上古三大文化體係中，巴蜀文化與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構成了輝煌燦爛的中國文明。由於生態環境、風俗習慣等方麵的特殊性，巴蜀文化在不斷發展、積累和變異中，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文化特質，並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傳統。比如，封閉中有開放，開放之中有封閉，開放與封閉並存，這是巴蜀文化的突出特點之一。“自然條件對人和文學當然有重大的意義，尤其在初民時代。但是，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僅止於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曆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這些文化特質和文化傳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蜀中文人的文化心理，並通過他們的性格、心理及創作反映出來。李劼人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川籍作家。21歲時，他在成都《晨鍾報》上公開發表了第一篇文學作品《遊園會》，受到了讀者的好評，由此邁出了文學生涯的第一步。到71歲辭世，在50年的文學生涯裏，李前人一共發表了4部長篇小說、4部中篇小說以及三十餘篇短篇小說，還寫作了劇本和大量地方誌類文章。但除了中篇小說《同情》是描寫法國留學生之外，李劼人幾乎全部的文學作品都是以成都為中心的巴蜀地區為背景，講述巴蜀人的故事。特別是《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辛亥三部曲被郭沫若譽為“小說的近代《華陽國誌》”。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位重量級作家，李劼人的創作體現了濃鬱的巴蜀地方色彩，即便是在現代川籍作家中，他也是最為突出和鮮明的作家之一。巴蜀大地是李劼人文學創作的深厚土壤，他的整個生命也植根於這片土地。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巴蜀文化是李劼人的“文化母親”。那麼，我們從巴蜀文化的視野來考察李韻人獨具個性的文學思想和見解就顯得意義非凡。值得注意的是，李劼人沒有係統地表述和闡釋過其獨特的體驗、感悟與認識。因此，從其作品及創作行為中尋找其最具個性、最為突出而又相對穩定的文學思想和見解，是李劼人研究的突破口。
一
秦漢以來，巴蜀地區水源充足，氣候宜人，物產豐富，農業、手工業都很發達。到唐代商貿繁榮，成都與揚州齊名，史稱“揚一益二”。宋代在巴蜀大地上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這裏不但物產豐富，富甲天下，而且人傑地靈，人才輩出，是聞名天下的“天府之國”。蜀中人陶醉其中，他們為身在“天府之國”而倍感驕傲，一代代自信自豪的文人應運而生。李劼人就是帶著這種特有的優越感打量著巴蜀，欣賞蜀中人的日常生活。他津津樂道這裏的名勝、寺院、茶鋪、戲園、商號、酒店、客棧、大街小巷，饒有興致地一一記錄其時的各種交通工具、娛樂活動、家常飯、節日餐、市井狀況、衣著服飾……四川人熱衷於坐茶館，成都茶館的數量居全國之最。李劼人就不惜筆墨描寫成都茶館如何從“黑油而，紅油腳的高桌子”變成了“一色的大餐椅子和鋪有台布的大餐桌”，真實地反映了成都茶館如何從陳設簡陋發展到茶品、設備齊全，從小茶館發展到備有雅座包廂的大茶樓。為了記錄四川的婚嫁習俗，他用整整一節來講述舊式婚禮的全過程：邀媒，向女家求八字，看人，下定，擇期，報期，過劄，拜堂，撒張，吃交杯茶、合巹酒，拜祖先，拜父母。小至麻婆豆腐、擔擔麵、冒結子、涼拌白肉這些最普通的小吃，李劼人都會如數家珍般地娓娓道來。即便是對成都西北道的豬，他也頗有研究。這種豬“比任何地方的豬肉都要來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將它白煮到剛好，切成薄片，少蘸一點白醬油，放入口中細嚼，你就察得出它帶有一種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獨步”。經過一番渲染，這些看似最平常的小吃在他的筆下大放異彩。還有成都人歡度春節、元宵節和端午節的盛況，花燈、龍燈、火炮、禮花，川流不息的人群交相輝映，熱鬧非凡。在不遺餘力的敘述和描寫之中，李劼人洋洋得意地告訴讀者四川人是如何地懂得享受生活，他們尚滋味，好吃喝，喜遊樂，將生活休閑化，把休閑生活化。其闖透露出來的自豪和驕傲溢於言表。
在現代川籍作家中，李劼人是最鍾情於巴蜀日常生活的人。1985年巴金還在寫給女兒的信中說：“隻有他（李劼人）才是成都的曆史家，過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筆下。”李劼人傾盡了一生的心血來講述故鄉成都，可謂是老成都的代言人。另一方麵，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葉，中國社會岌岌可危，四川更是印證了那句古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川內各路軍閥妄想割據一方，瘋狂地挑起戰爭。混戰愈演愈烈，整個巴蜀社會都處於一種無序狀態。袍哥勢力趁此發展壯大了起來，匪患也日益嚴重，這些又反過來加劇了巴蜀社會的動蕩不安。而且隨著基督教在川勢力的膨脹，四川各地發生了多起反基督教鬥爭。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鐵路國有”，強行取消由人民自行籌款修路的定案，將集股商辦的川漢鐵路路權拱手讓給外國列強，四川人民的血汗集股化為了烏有。反清情緒頓時高漲，演變成了燎原之烈火。李劼人積極投身於保路運動，還冒著被學校開除的危險寫了一篇近五百字的作文來支持革命。
作為一個由巴蜀文化養育起來的知識分子，蜀無寧日的殘酷現實極大地衝擊著李劼人，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在他心頭悄然滋生。中國的知識分子曆來以天下為己任，特別是在曆史巨變時期，感時傷國的憂患意識愈加深重。而在巴蜀地區，關注現實、重視生存的人文精神尤為突出。巴蜀學者大多腳踏實地，不好高騖遠，不少人還具有政治、經濟方麵的才能。宋朝時，盛極一時的“蜀學”就主張重實際而黜玄想，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與現實聯係緊密，表現出明顯的經世致用傾向。關注現實、重視生存的人文精神是巴蜀文化最重要和最鮮明的特點。這種人文精神首先根源於四川發達的農耕文明。在傳統的農耕社會裏，人們不能依靠捷徑來致富，形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務實精神，反對僥幸心理，不做與實際生活無關的空想。在巴蜀地區，這種務實精神尤為突出。與外部聯係困難，又反過來激起了巴蜀先民向外開拓、努力改善自身環境的決心和勇氣。所以，四川人崇尚的是自強不息、勤勞樸實、腳踏實地的性格，很少生發那種超出實際生活之外的欲求與願望，甚至鄙視那些好高騖遠和想入非非的行為。其二，巴蜀的地理位置也很獨特。它背靠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北有秦嶺阻隔，東有夔門封鎖，是一個“四塞之國”。四川盆地為高山和高原所環抱，一方麵阻擋了北方中原民族的南侵和荊楚民族的西入，但同時也阻隔了巴蜀地區與外界特別是與中央政權的聯係。長期以來，由於遠離政治中心，巴蜀地區一直處於邊緣地帶，而與主流的文化形態疏離。巴蜀文人重視對自身的關注，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巴蜀大地懷有深摯執著的桑梓之情。這種關注自我、重視生存的文化心理在盆地的嗬護下滋生並成長起來。其三，盆地四周高山的庇護不僅使川人躲避了不少戰亂之苦，更削弱了封建正統文化的影響。最明顯的表現是，儒家學說及其思想在巴蜀地區傳播甚晚，至漢景帝末年文翁治蜀時，始開風氣之先。儒家否定將物質生活層麵的幸福作為人生的終極價值目標，並且認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會危及社會的穩定。它傾向形而上的追求，主張人應該追求高尚的道德理念，完善自己的理想人格，以便最終實現自覺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與中原地區、江浙地區相比，正統儒家文化對巴蜀地區的規範相對較弱，這就為重現實、重生存的人文精神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寬鬆的生存空間。
秉承了這種人文精神的李劼人樹立了救國救民的宏偉誌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不安局勢造成了四川地區民生凋敝，經濟蕭條。在經濟發展方麵，當時的巴蜀地區還十分落後。據資料顯示，巴蜀地區民族工業的出現和發展比沿海和長江中下遊城市約晚20年。因此，李劼人一直憧憬著能推動四川實業的發展。從法國回來不久，為了實現這一心願，他籌集資金開辦了萬基造紙公司，後又出任了民生實業公司民生機器廠廠長，積極投身於中國民族工業。另一方麵，他看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並沒有打破愚昧、落後的現狀，巴蜀大地仍舊被死氣沉沉的陰雲籠罩著。於是他開辟新文化陣地，通過傳播新思想來啟發民智。在進步刊物《星期日》發刊詞中，他說：“因為貪汙黑暗的老世界是過去的了。今後便是光明的世界，是要人人自覺的世界。可是這裏還有許多人困於眼前的拘束，一時擺脫不開，尚不能走到自覺的地步上。如其竟沒有幾個人來大聲呼喚一下，那是不好的。因此我們才敢本著自家幾個少數少年人的精神，來略說一點容易懂的道理。”由此觀之，雖然李劼人做出一種欣賞的姿態來看待巴蜀社會的日常生活，但並沒有滿足於單純的欣賞，而是以深邃的目光冷靜地打量著那些生活在他周圍的四川人。
幾乎從開始創作起，李劼人就懷著憂患意識和批判意識來關注四川社會尤其是川西壩子的人生原貌。為了全麵展示四川人的生存狀態，他刻畫了巴蜀社會裏的各色人物：軍官、兵痞、土匪、官紳、知識分子、革命黨人、商人、太太、小姐、妓女、農民、小市民……就軍閥而畝，他勾勒了大大小小軍官的醜惡嘴臉：或玩弄陰謀詭計逮捕革命黨人；或滿口新道德、新文化，實則妻妾成群，道德敗壞的好色之徒，盡管已有八房姨太太，但還想乘人之危，再奪取另一個女性；或殘忍毒辣，玩弄了良家婦女還不夠，還將其賣到妓院；或燒、殺、搶、淫，無所不施。李劼人還不滿足於此。他透過這些表象，向著四川人根深蒂固的現實哲學開掘。在他眼中，四川人是那麼地執著於現實，在屈從中，他們反抗著，而反抗中，他們也妥協著。現實哲學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論是如火如荼的革命，還是帝國主義的入侵，都不能對其產生絲毫的影響。《大波》中果敢幹練的黃瀾生太太在辛亥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冷靜自若，抓住革命的機遇，借勢而上。她運籌帷幄，扶持吳鳳梧做了標統，丈夫黃瀾生做了軍需官，還順便向吳風梧要個書記官給情人孫雅堂。她的出格行為是對“三從”、“四德”等禮教束縛的反抗，是對自由、幸福、符合人性生活的向往和渴望，更是對現實生活的牢牢把握。進而，李劼人揭示了現實哲學對人是非觀念的歪曲。因為當軍官不僅吃香喝辣，而且權大無比，寫張“二指寬的條子，就是一個縣知事”，所以書香子弟選擇棄文從武（《隻有這條路》）。讀書人尚且如此，本是勤勞轎夫的陳振武，當兵後自甘墮落，做了一個“爛兵”（《兵大伯陳振武的月譜》）。軍閥社會中人的扭曲、變異以及被歪曲的是非觀念使得光榮成了恥辱，恥辱卻變成了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