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細細領略現代四川作家那豐富的情感世界，我們不難發現，以《激流三部曲》為代表的巴金早期創作與郭沫若的浪漫型創作一樣，始終流濫著青春式的熱情、熾熱燃燒的至情和江河般的酣暢，這種帶有鮮明“青春期”印跡的寫作，隻求與青年讀者情緒溝通，不求深刻雋永，傾向單純、熱情、坦率，以情動人，情感汪洋恣肆，語言行雲流水，雖然有時少錘煉，不耐咀嚼，但整體上卻有一種衝擊力，所以特別能喚起處在那個苦難煎熬著覺醒、毀滅孕育著新生的時代中的青年人的共鳴。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現代四川青春激情型作家的典型代表，屬於青年文化的表現。如果說老年回憶著過去，中年著眼於現在，那麼青年則幻想著未來，他們由於一無所有，因而敢於而對一切，走向一切，對他們來講，生活本身的過程遠比生活的實質來得更為重要，因此，他們總是憑著一腔熱血去擁抱生活、享受生活，又運用對未來的幻想補償人生的挫折。這種青年人特有的膽識和勇氣賦予了他們的創作特別強烈的浪漫精神和青春激情。在前麵（本章第一節）我們已提及奔放的激情是郭洙若所有創作的底蘊，同樣，這種青春激情也溢滿了早期巴金的心靈，可以說，激情始終貫穿於巴金的早期創作之中，直到20世紀40年代才有所收斂。我們知道，文學自“五四”以來，就噴湧著奔放不羈的激情。如果說這股激情於一二十年代淬礪出了詩壇上郭沫若的汪洋恣肆，那麼，在二三十年代則成就了小說界巴金的波瀾壯闊。楊義先生指出：“巴金的激情是有廣闊的幅度的，上承‘五四’思潮的遺風，西取美國坡士頓監獄電椅上的火花，法國啟蒙主義和山嶽黨人餘波，北納俄羅斯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的狂浪，形成一股勢不可遏的巨流，衝擊著舊中國黑暗腐朽的政治製度、家族製度和倫理觀念。他的小說是‘五四’以後二三十年間時代激情和青年情緒的曆史結晶，因此他的小說成了新文學中最為進步青年嗜讀的作品之一，成了一代熱血青年的文學火炬。”
一
被激情裹挾的巴金自己曾反複聲明，他“不是一個冷靜的作者”，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心上燃燒的火”的噴發，因而處於創作狀態的他總是無法壓抑內在的激情（參見本章第二節）。在1980年談到自己創作小說的緣由時，巴金聲稱是為了尋找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但最真實的原因還是為了將自己從煉獄般的苦痛激情中解放出來，進而拯救自己。從巴金的創作體驗中可以看出，他的早期創作與郭沫若一樣，那種青春氣息背後充沛的激情均仰賴於對生命自發性衝動的倚侍和自信。這種自發性的生命激情一方麵來自力圖將自己的人格從社會的陳舊習俗和僵化道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熱切企望。作為“五四”詩壇“霹靂手”的郭沫若，就在“任我一己的衝動”之激蕩中，麵對著社會的動亂、民旗的危亡和傳統的失落，迅速地發出自己激越的呼喊，在《女神》等詩歌篇什中，他以雄渾的、豪放的、宏朗的男性音調掀起了緊張、激動、奮發的情感風暴，猛烈地衝決封建羅網，以“藥石的猛和鞭策的力”，衝破東方古典文學溫軟、憂鬱的“中和”美，也衝破了西方世紀末文學感傷、頹廢的情緒。
同樣，承繼了“五四”精神衣缽的巴金也仰賴主體生命的自發性衝動，與處於創作狀態的郭沫若一樣，內在的情感像滔滔江水一般傾瀉而出，常常不能自已，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寫文章好像是順從一種衝動。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筆寫。”“拿起筆，就像扭開了龍頭，水荷荷地流個不停，等到我把龍頭關上，水已經流了那麼一大灘。”這種生命內在的情感衝動自然會衝決傳統世俗生活中理性化的規範、信條和習俗的束縛，反之，外在陳舊的傳統道德律令、僵硬的藩籬習俗的阻遏叉會激發起自我自由意誌膨脹和情緒上的極端高揚，因此，巴金前期的作品大都寫舊家庭的崩潰以及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這些作品帶有濃厚的無政府豐義色彩，但其中更吸引人的是在反封建、反專製激勵下的熱血青年或革命者那種叛逆與追求的躁動情緒。就這樣，作家將一位青年無政府主義獻身理想的滿腔熱血傾灑在一個又一個藝術的幻境當中，《滅亡》、《新生》、《愛情三部曲》都是巴金以近乎偏激的熱忱營造起來的鬥爭的幻景。相對而言，《激流三部曲》可能是早期創作中最“寫實”的作品，但它仍然是為了傾吐“積憤”，讓讀者“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和受苦所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動蕩”。這種充沛的激情雖然一方麵使他的部分小說情感衝擊著形象和哲理，導致人物形象也顯得較為粗糙、單純，但另一方麵，這種不注重結構布局、細節選擇等技術性問題的激情化寫作，卻能夠直接闖人到人物動蕩不寧的內心情緒之中，把它們起伏顛簸的種種姿態和盤托出。在這種豐富多彩的酣暢文筆下，巴金的小說幾乎成了情感，尤其是青年情感的百科全書。正如楊義先生所指出的，“這裏既有激越的政治憤慨，又有深沉的人生懺悔；既有執著的信仰追求，又有溫柔的兩性吸引；既有瑣屑的家庭怨懟，又有偉大的民族愛憎；既有沉落的文化皈依，又有神秘的宗教麻醉。總之，大凡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倫理的、直至民族的和人類共同的種種感情層次和角落，他都涉足過、審視過、展現過了”。
從區域文化的角度來看，充沛的激情之所以成為了早期巴金創作的底色，是與他從小身受巴蜀文化源遠流長的豪情傳統影響分不開的。跟郭沫若一樣，他們兩人都體現出居於長江上遊荒遠地域的巴蜀這樣一個文化負輕地區所特有的放拓和自由氣質。這種精神品性一方麵來源於遠離儒家正統文化權威的“西僻之鄉”所特有的“盆地型文化”，另一方麵則跟興盛於巴蜀的道教文化密不可分（具體論析可參看本章第一節）。不過，我們做更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郭沫若的生命激情一方而來自對異域文化的好奇和發現的驚喜，他憑借著這些新穎的外來文化開掘自我生命和對抗陳舊觀念習俗，進而超越巴蜀鄉土生活“回水沱”式的停滯和保守；但另一方麵還源於作家對巴蜀雄大自然精神的主動攝取，本來放拓和自由的區域精神就給了巴蜀文人更多的自信和自足，這樣的自信和自足經由巴蜀山川“雄大”之貌的擴展和充實，最終轉化成郭沫若內在生命中一股豪邁奔放的激情。這就是說，不管郭沫若漂泊何處，他仍然揮之不去來自鄉土的刻骨銘心的記憶，這種記憶既有批判和憤懣的聲浪，又有讚賞和眷顧的情愫。
相對郭沫若而言，在巴金的故鄉記憶中更多的是封建的舊式大家族裏所發生的種種殘忍、痛苦的事件，因而在他那裏，流露出的幾乎總是對自己家族的批判和對封建製度不公正的抗議和呼喊，基本上沒有透顯出哪怕半點讚賞的口吻。缺少了郭沫若身上那種巴蜀文人的自信和自得，這就使得本來性情偏於憂鬱的巴金，其文本中迸射出來的激情負載著更多的苦痛記憶，少了些許奔放和豪情。年輕時父母雙亡的沉痛打擊，連同封建舊大家族中那些創傷記憶像一個個幽靈緊緊糾纏著他，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過去像一個可怖的陰影壓在我的靈魂上，我的記憶像一根鐵鏈絆住我的腳。我屢次鼓起勇氣邁著大步往前麵跑時，它總抓住我，使我退後，使我遲疑，使我留戀，使我憂鬱”。這種苦痛記憶一方而成了激勵他不斷寫作的內在源泉，“許多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著，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住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但另一方麵，對於像他那樣自少年時代起就有“一顆飛向廣闊的天空去的雄心”的人來說，又逼迫其力圖從這些創痛中掙紮躍出。但這些已經滲入了他的骨髓的回憶並不那麼輕易地就能祛除，“然而我的力氣拖不動記憶的鐵鏈。我不能忍受這遲鈍的步履，我好幾次求助於感情，但是我的感情自身被夾在記憶的鉗子裏也失掉了它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作家非常害怕沉溺於這種不健康的脆弱的情感，因為他倘若完全信賴它，就會被過去所毀滅。於是為前途計，他必須拋棄為苦痛記憶所毒害的感情。但這“又是勢所不能。所以我這樣永久地顛簸於理智與感情之間，找不到一個解決的辦法。我的一切矛盾都是從這裏來的”。這種理智與情感、過往記憶的糾纏和對光明未來的幻想之間的矛盾衝突可以說伴隨了巴金整個的一生。
雖然封建舊大家族中那些創傷記憶成了他長久揮之不去的夢魘，但無論從巴金創作的初衷，還是從他作品的實際而貌來看，我們都不大能夠找到像郭沫若那樣描繪、讚賞四川風物的語句，更不用說對巴蜀社會人情世俗的直接呈現了。《家》寫了成都高公館，但巴金又說：“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曆史。我要寫的應該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曆史。”因此，成都高公館並不具有多少地域性印記，我們在全國各地都可以找到這樣類似的家庭來。巴金顯然更強調創作的普遍意義，他突出的是一種超越地域的價值。盡管他也要寫他非常熟悉的人和事，但這些隻不過為他批判舊的封建製度提供一個機緣罷了。李怡先生指出，從近現代之交的成都大家庭到戰雲密布下混亂而敗落的大後方，巴金鄉土回顧的終極意義不在鄉土本身，而在整個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是對傳統中國社會和傳統中國人生存方式的基本概括。這種以外來先進文明來審視傳統中國封建家族製度的批判眼光，使巴金不能像李劼人那樣以近乎欣賞的態度來打量巴蜀的風物民俗、人情世態，而是有意識地以一個旁觀者的姿態，冷漠地打量著這塊土地上頹喪的粗野的人們，打量著他們瑟瑟縮縮又吵吵鬧鬧的人生：“我偶然回到家鄉，聽到了一個家庭敗落的故事，又匆匆離去”；“雖說這是我生長的地方，可是這裏的一切都帶著不歡迎的樣子”；“我好像一個異鄉人”。如果說郭沫若身上那種天性活潑愛闖蕩、耽於幻想、追新求異、自由浪漫、奔放不拘的個性特征，與巴蜀文化開放冒險的精神、靈活多變的通脫心態和自由浪漫的藝術氣質具有內在共通性與契合感，那麼，作為“異鄉人”的巴金又與巴蜀區域精神氣脈之間有著怎樣的纏繞糾結？
事實上，巴金與郭沫若一樣，都是巴蜀文化離析出來的自由精靈，“哈立希島上的燈火”已不能喚回他遠去的腳步，他高興的是終於走向了“廣大的世界中”。不過，郭沫若這個奔放不拘、自由浪漫的精靈由於放土文化所給予他的自信和自足，以及耽於對新思潮的追新求異，他的詩文更多地透射出雄健、明麗和爽朗、單純的色調；而巴金不一樣，雖然他也很憧憬完全突進到巴蜀之外“廣大的世界中”去，但過去那些創傷記憶總是緊緊糾纏住他，使他無法徹底釋懷，巴蜀不但沒有給予他像郭沫著那樣的自信和豪情，反而時時牽絆著他，讓他遲疑、留戀和憂鬱。因此，巴金小說中的情感雖然也有像郭沫若詩文中偏激、外露的一麵，但其中還有郭沫若詩文所沒有的深沉、凝重的另一而，前麵我們已提及，就情感所涉及的幅度而言，巴金小說中情感世界的疆域顯然較郭辣若來得寬廣，同時其傾吐情感的方法也是多姿多彩的，“時或憤中含恨，時或哀中帶怨，時或鄙視中散發著憐憫，時或詛咒中充滿決絕，他的筆端流瀉出來的是一個層出不窮的感情領域”。此外，與郭沫若那種馬不停蹄地追趕最新時代風尚的焦灼相比，巴金的矛盾和苦痛更多地來自如何運用外來先進文明來改造以巴蜀為代表的停滯、封閉的中國社會，想大步跨進光明的“廣大的世界中”去與過往創痛記憶的糾纏一直在巴金的心靈中搏擊、爭鬥，他不像郭沫若那樣能夠輕鬆地放浪於時代風潮之巔，而是時時不忘那些無數可愛的年輕生命受苦、掙紮而慘痛的而容，不忘那些封建倫理秩序傾軋下無數生靈的絕望呼救。因此，他的小說缺少郭沫若詩文中的自由歡暢，而於熱烈中抹上了一層滯重的陰影。
不難看出，這種於熱烈中央雜著灰暗的色調源於巴金內心一直化解不開的矛盾，這種矛盾使他在另一個層而上實現了與巴蜀文化的溝通。正是由於他以冷峻的批判眼光來注目巴蜀社會的種種風波，於是作為旁觀者的巴金能夠超越巴蜀區域之上，開始用另一種尺度認識世界，而巴蜀本身的鄉土景象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一旦巴蜀被置放到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普遍性的價值標準上來進行權衡、讀解，實際上也就是其他地域的生存模式和生存取向進入巴蜀的開始。正是通過外來先進文明的燭照，以成都高公館為典型的封建大家族對人性的壓製和扼殺才顯得格外驚心觸目。同樣，從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婆媳矛盾及兩性隔膜的角度讀解汪文宣一家的“寒夜”生活，我們也就突破了李前人筆下巴蜀對於入際耗鬥的狹窄觀念，從而獲得了對生存和生命的更深一層的認識。李怡先生指出，“當巴金將故土的人生納入到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範疇內加以認識，這在現階段的接受者看來，似乎會感到鄉土特色不足，但從巴蜀文化的長遠發展來分析，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其實這未嚐就不是推動巴蜀精神自我演進的一種方式”。以一種動態的眼光來審視地域文化，我們完全可以認定“異鄉人”的巴金同樣對現代巴蜀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從《激流三部曲》到《寒夜》等作品中所高揚的文化批判意識扭轉了巴蜀區域文化的既定軌跡，在更高的層而上改造、推動和提升了現代巴蜀文化的精神和品格，反過來，巴蜀社會和文化也由此增添了新的創造性因子，進而獲得了自我更新和現代性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