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四川文學的成熟與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進程是基本同步的，那麼，重慶文學的成熟則反映出了現代中國文學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發展狀態，這樣的狀態值得我們分析。
北京和上海是我們談論中國現代文學時無法繞開的兩座城市。北京自明清以來就為帝王都，曆史的積澱注定北京必將成為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龍頭，早期的高等學府、作家流派、文藝社團多聚於此。對於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第一個10年來說，北京無可爭議地居於中心地位。上海自近代以來為西方列強之租界，經濟較中國其他城市要發達得多，到了20世紀，上海不僅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而且也已邁入世界頂級大都市的行列。上海繁榮的經濟為文學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報紙、雜誌、出版業、印刷業都顯得比較成熟和完善，這也預示從新文學誕生之初，上海就有和北京爭鋒的可能性。30年代，由於政治的、經濟的原因，很多作家和文化機構開始向上海遷移，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二個10年來說，上海逐漸居於中心地位，至少已經成為和北京相對峙的另一個現代文學的中心。
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打破了中國現代文學固有的格局和自然發展的態勢，中國現代文學隨著社會曆史被迫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不僅包含著時間上的變化，更體現在空間上的轉移。北京、上海在日軍的鐵蹄下仍然生發著不屈的、抗爭的文學，但淪陷的疆土上注定無法豎起中國現代文學的主令旗。現代文學和中國軍民一樣不得不完成一次空間大轉移。曆史的機遇造就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西南來延續中國現代文學的輝煌。重慶，在40年代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心。
上海和北京文學中心的陷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民族的災難使得無數作家個體不得不傲出痛苦的選擇。戰前，很多作家經過多年的努力和奮鬥，已經在京滬及其周邊地區紮穩腳跟，習慣了享受著自己的人生成功，過著優越幸福的生活。然而在戰亂中，他們既定的生活被徹底打碎，那些生活不盡如意的作家則陷入更加不幸的深淵。唯有這種前後生活的巨大反差才彰顯出重慶替代京、滬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心的獨特意義，在時空轉變的背後，我們更可以看出現代文學所昭示的“渝派”特征。
還是先讓我們看看上海和北京的作家們如何在幸福的生活中麵對走與留的痛苦選擇。
戰前，葉聖陶住在蘇州，並已在開明書店身居要位。1935年，他在蘇州建造了新居，用他自己的話說，“講究雖然說不上，但是還清爽，屋前種有十幾棵樹木，四時不斷的有花葉可玩”。戰前葉聖陶一家老老少少其樂融融，可見一斑。因此，當戰爭來臨時，走與留不能不讓他和家人費勁思量。他們最終選擇了舉家搬遷，“葉聖陶舉家西遷，是下了一番決心的。那時候，葉聖陶一家老老小小八口人：老母、妹妹、妻子、至善、夏滿子（夏丐尊的女兒，葉至善的未婚妻）、至美、至誠。老的老，小的小，一家人搬遷，談何容易？何況，在抗戰前不久，1935年，葉聖陶在蘇州青石弄5號新置了四間小屋”。
與葉聖陶一樣難以割舍往日幸福生活的還有豐子愷。豐子愷在他的緣緣堂度過了他人生和藝術的黃金時代，戰事進逼，豐子愷不得不走。離開熟悉的緣緣堂，舍親別友，這個決定需要多大的勇氣啊。豐子愷一家先到桐廬暫避，日軍入侵杭州，他們全家又不得不為走與留的問題展開辯論。一向平和的藝術家豐子愷卻展示丁過人的膽魄：“寧做流浪者，不當亡國奴。”他繼續舉家遷徙。從1937年11月豐子愷攜一家十餘口離開緣緣堂到1942年抵達重慶，途經五省，行程達六千餘裏。
在上海取得成就的左翼作家們也在戰爭爆發後選擇了離開上海。胡風從日本回國後定居上海，在魯迅的提攜下，胡風迅速在文藝界站穩腳跟，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麵抗戰爆發後不久，胡風創辦了對後來產生很大影響的《七月：》周刊。但日軍圍逼上海，“商業聯係和郵路都受到阻礙，上海刊物很難發到外地去，作者又紛紛離開上海”，胡風不得不作出決定，離開上海，將《七月》遷到武漢出版。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的茅盾幾經思慮，多費周折，也依依不舍地選擇了離開。茅盾後來曾深情地回憶到：“1937年除夕，我和德沚登上了去香港的輪船，離別了曾經生活、工作和戰鬥了二十年的上海。上海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這裏我開始了對人生真諦的探索，也是在這裏我選擇了莊嚴的工作。”
在海派文人和流落上海的作家撤離上海的同時，北方那些學院裏的作家也不得不麵對著新的人生抉擇。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這被後來稱之為全麵抗戰爆發的標誌。事實上，事變當時並未在北方造成多大的震動，如果不是後來日軍繼續進攻上海和南京，這次事件很可能被認為是華北眾多事變中的又一摩擦。因而當時北京的各大高校並沒有什麼動作，北方的文人和作家們仍然靜待事態變化，他們估計當局政府可能會盡快與日本簽訂停戰協議。
隨著日本繼續增兵華北並不斷南下，北京的高校奉命搬遷，北京的文人和作家們才感到事態嚴重，紛紛想方設法逃離北京。沈從文決定離開北京是很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的，當時他的大孩子不滿三歲，而二兒子又剛滿兩個月，攜家出走，顯然不可能。他和妻子張兆和商議，與其一家人相互拖累陷入絕境，不如暫時分開，沈從文先期離開北京，張兆和隨後再帶孩子南下。1937年8月12日，也就是淞滬大戰爆發的前一天，沈從文和楊振聲、朱光潛、錢端升、粱宗岱、趙太侔夫婦、馮文炳夫婦等一批清華、北大兩校的熟人、朋友，化裝成平民百姓乘坐平津列車向天津出發。到了天津，他們才得知上海戰事已經爆發，按原定計劃前往上海已無可能，呆在天津也隻有在日軍刺刀下坐以待斃。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他們一行搭上了開往煙台的外國商船，隻能走一步看一步。到山東不久又被迫逃往南京，南京失陷前，沈從文一行或逃離到武漢，或趕赴三校合並的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底，時局已經很險惡，老舍依然沒有離開狼煙彌漫的濟南。跟沈從文一樣，老舍舍不得他的妻兒，他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老舍回憶說：“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還沒有離開濟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裏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淪陷敵手，我曾函勸諸友逃出來，我自己又怎能去自投羅網呢？到上海去吧，滬上的友人告訴我不要去，我隻好按兵不動。第二，從泰安到徐州，火車時常遭受敵機的轟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滿三個月，大的孩子也不過四歲，實在不便去冒險。第三，我獨自逃亡吧，把家屬留在濟南，於心不忍；全家走吧，麻煩又危險。這是最淒涼的日子。齊魯大學的學生已都走完，教員也走了多一半。那麼大的院子，隻剩下我們幾家人。隻要是晴天，必有警報：上午八點開始，下午四點才解除。院裏靜得可怕：賣青菜的、賣果子的都已不再來，而一群群失去了主人的貓狗都跑來乞食吃。”老舍雖然十分不忍，但還是下定決心獨自離開。“幾次我把一隻小皮箱打點好，幾次又把它打開。看看癡兒弱女，我實不忍獨自逃開……可是，我終於提起了小皮箱，走出了家門。”這情形，老舍一直難以忘記，後來寫了一首詩：“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爿？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留定是灰。已見鄉關淪水火，更堪江海逐風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聲低切切催。”最終，老舍曆盡艱險和苦難，逃到當時文化人雲集的大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