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碚，因為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因為抗日戰爭，與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民國時期一個典型的文化個案。
就像鄉土作家們描繪的遠離都市的落後的地方實力派們作威作福的種種鄉場社會一樣，1927年以前的北碚也是如此。民國時期的北碚與其他內陸邊遠社會不一樣的是，它經曆了1927-1949年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運動，以及1938-1946年作為陪都重慶的遷建區的文化繁榮，使它在中國民國時期文化史上頗具可圈可點之處，尤其是作為抗戰時期大後方新生的文化圈，它和昆明、桂林、延安等地一起成為抗戰文化與文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長期以來，我們不缺乏以政治、陣營等為經緯的文化與文學研究，缺乏的是以文人的活動、文化（圈）的位移與變遷等為經緯的研究。從這個角度講，北碚等地是抗戰文化與文學研究的良好個案。縷析它們的生成、繁榮、衍化、消歇等過程也許可以觸摸到抗戰以來的文學與文化更為深致、複雜的脈絡。
作為文化圈的北碚，首先得助於實業家盧作孚領銜的北碚鄉建運動的實業與文化奠基口北碚鄉村建設實驗根據行政建製的變更可以分作三個階段：1927-1936年，北碚峽防團務局時期；1936-1942，年，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時期；1942-1949年，北碚管理局時期（北碚成為省轄一等縣級單位，“鄉村建設實驗區”的地位和性質不變）。其中，1938-1946年北碚被劃為陪都政府的遷建區（或雲疏建區），內遷機構雲集，形成新的繁複交彙的文化景觀。所有這些使得北碚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有不同文化因子融會、交流、消長、變遷的內外交並的文化圈。沒有本土的鄉建運動，北碚文化圈的繁榮會失卻不少光芒；沒有內遷機構到來所形成的文化交融，北碚又將失去敞露自己、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的文化襟懷，以及載入民國時期中國文化史冊的應有分量。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1927-1949年間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的北碚統稱為“實驗區”（或“峽區”，因北碚位於嘉陵江小三峽之中），而將1927-1949年的北碚文化繁衍一起納入北碚文化圈的論述中來。
一
1927年是北碚從前現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分水嶺。此前的北碚盜匪橫行、商旅不通、迷信重重、人民愚昧，雖在1918年由地方人士成立過峽防營、峽防司令部，1923年成立江、巴、璧、合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地跨4縣39個鄉鎮），地方仍不安寧，無大改觀。自1927年2月15日民族實業家、民生公司創始人盧作孚出任峽防局長始，北碚才算正式步入中國現代意義的曆史當中，並成為民國社會變遷史上的一個典型個案。作為一個文化個案，小小的北碚身上折射出20世紀前期中國社會文化衍化的種種特征，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具有現代實業思想和教育思想的盧作孚，上任伊始就著手組建峽防常備隊、特務隊、手槍隊等，肅清匪患，整頓市場，使北碚這一土匪嘯聚之地逐漸歸於安寧。接著開始培訓青年，先後訓練多期學生隊、少年義勇隊、警察學生隊，為峽區事業服務。然後大興市政建設，興辦地方醫院、平民公園、民眾體育場、溫泉公園等，填窪清汙，整擴街道，設置路牌，打破神廟，建立博物館，成立西部科學院，設立民教處，成立民眾夜校，修築民眾會場，創辦峽區圖書館、實用小學、兼善中學，成立石印社，興辦刊物《學生周刊》、《工作周刊》、《嘉陵江日報》、《北碚月刊》等。盧作孚還以“化匪為民，寓兵於工，建設三峽”為宗旨，大興實業，創辦天府煤礦、三峽染織廠，興修北川鐵路等等。“十年生聚，銳意開拓，北碚市政麵貌煥然一新，社會秩序井井有條，經濟、文化事業蒸蒸日上。”
1936年，在北碚峽防團務局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轄巴縣屬北碚鄉、江北縣屬文星鎮、江北縣屬二岩鎮、江北縣屬黃葛鎮、璧山縣屬澄江鎮，盧作孚之弟盧子英任區長。盧作孚立足於北碚的鄉村建設實驗，在今天看來，類似於西方現代社區建設：提倡集團生活，營造公共空間，建構公共理想；人為事業服務，事業為社會服務，改變一盤散沙的社會格局。北碚的鄉村建設實驗通向盧作孚極為宏闊的文化理想：鄉村現代化——國家現代化。即“在這一鄉村裏為中華民國做小小的實驗，供中華民國裏小至於鄉村大到國家的經營的參考，其經營止於一點，其幫助則願意到各方麵”。10年鄉村建設，北碚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各項事業初具規模，為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劃北碚為遷建區準備了頗具實力的社會基礎。盧作孚的北碚鄉村建設實驗並不同於其後到此間辦學興教、開展鄉村建設運動和民眾教育活動的鄉村建設運動家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的文化教育事業。前者盧作孚是從整體人手，觸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互相倚重；後者諸君走的是興辦教育、移風易俗一途，尤其是采取學校教育的方式。因此盧氏事業是真正社會化的鄉村建設，非同於後者的鄉村教育和民眾教育。換句話說，盧作孚的北碚實驗是在地方高度自治的前提下，在整體提高社會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的過程中進行現代文化啟蒙，因此北碚現代文化生長的方式和態勢都與此期其他鄉村建設實驗區的文化傳播、接受及其效能大不相同，細節容後詳述。總體看來，以北碚為中心的鄉村建設運動使本地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切變化中最根本的莫過於人的變化。北碚所轄之10萬民眾變了：
這十萬人的行動都變了，變成：（一）都有新的技術去工作，都有新的組織去工作；（二）都能識字，都好求學，由不讀書變成好讀書，由無知識變成有知識；（三）不僅懂得油鹽柴米，尤要懂得本鄉本土的公共事情，要進而明白這個國家，認識這個世界。
民國時期全國範圍內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到1937年紛紛終止，北碚鄉村建設則一直持續至1949年12月解放，從現代文化啟蒙的角度看，實現了移風易俗的巨大變遷。比如從《嘉陵江日報》上有關婚姻、婦女問題的報道可以發現十分明顯的觀念的躍遷，該報第三期登有《愈出愈奇的誘拐案：棺材內現出女郎》一則“本省新聞”，講的是男女戀愛後想出女的躺進棺材、男的押棺的奇特辦法私奔而被扣留的事情。隻以“那裏地方的首人，以拐帶婦女是犯法的事，就將男女一並扣留，結果如何，探明後再登出來”的新聞語言披露事實，不事評論，情與理與法的是非曲直由讀者去裁定；有意思的是本報並未作跟蹤報道，更未作隻言片語的“深度分析”，這樣，這則新聞就有一種獵奇獵豔的噱頭之嫌了！換句話說，本則新聞對婦女的漠視與輕慢從標題到內容到用詞（比如“私約起”、“又恐怕”、“這宗事”等）都是可以窺見的，而報道者的觀念、文風顯然又與地方人情教化的程度有著較為緊密的關聯。而經過短短不到一年，該報另一則“省內新聞”便登了《夫妻爭吵自由權》一文，以妻子振振有辭的自我辯護凸現出樸實而鮮明的女權意識：
那妻子說：“男子主外，女子主內，接得起婆娘供得起飯，扁擔挑水平肩人，你回家的時候，要怎麼便怎麼，我坐倒吃乃是天負（賦）我的特別職權。”
報道者的“婦女意識”轉向顯然是與北碚此時正如火如荼開展的民眾文化啟蒙活動密切相關的。如果說鄉村建設運動一開始表現出新知識、新觀念的輸入，民眾的轉變尚待時日的話，那麼經曆了抗戰到來後內遷機構攜帶而來的異質文化的洗禮，以及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本土文化啟蒙之積累，北碚文化完成了自我的現代性蛻變，成為聞名於四川乃至全國的“文化新村”。雖然我們從住在北碚寫北碚的路翎筆下總是讀到北碚鄉場社會在古老的宗法製度下，生活裏觸目驚心的鄙賤與不公，但可以理解的是，作家與具體的文化工作者的視野、思想的不同是天然存在的：作家更多地看到生活的暗流與傷痛，尤其是個體的悲酸，並將其某種程度地放大；具體的文化工作者則更多地看到生活的整體與整體中的主流。北碚的各種公共服務機構就是把老百姓吸引至一種現代文化的“包圍”之中，慢慢地革除陋習，普及新知。難怪自鄉村建設運動一展開，參觀遊覽北碚者便絡繹不絕，好評如潮，杜重遠評北碚“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並對這一切的設計施行者盧作孚至為推崇：“以一人之力，不數年間而經營如此，孰謂中國事業之難辦？”黃炎培則讚歎北碚“人傑地靈”，由“殺人放火的匪巢變成安居樂業的福地”；連來北碚的新聞記者也以散文式的筆調流露出對北碚的欣賞和敬意：“北碚歸來，心理上隻覺到一種輕鬆和愉快……整個北碚民眾的情緒是沉著的，剛毅的。大家都分別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十二分努力地在工作。我們感覺到北碚是處處都透露著新生的光芒。這種光芒的透露，我們更感到我們民族複興前途的燦爛光輝。”而美國人則將北碚稱為不可思議的“沙漠中的海市蜃樓”。可以說，北碚現代文明的生長與整體的現代化變遷已經如明珠一般為世所矚目。
二
抗戰爆發，重慶被定為陪都，為避日軍空襲，確保軍政文化各機關安全，陪都政府劃重慶西郊位於嘉陵江小三峽中的北碚為遷建區。北碚水陸交通便利，城鎮建設初具規模，山多林茂，利於防範空襲。一時大專院校、行政機關、文化團體、工礦企業等大量湧入，專家學者雲集，北碚被喻為“陪都的陪都”。北碚在抗戰時期的繁榮僅從人口變化即可見一斑：1937年北碚實驗區五鄉共12000多戶計66000餘人，到1940年增至19000多戶計97000餘人，三年間淨增7000餘戶計31000餘人！“其中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的15個月時間裏，就淨增了30106人。這還不包括當時不屬於實驗區署範圍的歇馬鎮、蔡家崗鎮等地方。”小小的北碚名流薈萃，呈一時之盛。此時盧氏兄弟所開創的北碚事業繼續發展；而“外來的和尚”們則以大量的、經常的演講、演劇、晚會等社會活動和文化宣傳，給不斷生長中的北碚現代文明注入新鮮血液。北碚生活方式因此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北碚文化圈因為都市精英的雲集而得以最終形成。如果說盧氏兄弟所領導和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為北碚奠定了最初的文化與實業根基，打破了北碚前現代文明的愚昧狀態，同時這裏封閉靜止的傳統農耕生活，也因工、商、教育等現代經濟、文化等的衍生和參與而勃生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的話，那麼，抗戰時期隨著內遷機構的湧入，都市精英們攜帶來的思想觀念、文化習尚、生活方式，以及在北碚開展的層出不窮的文化教育活動等等，則在與本土的現代文化啟蒙運動的碰撞和融會中完成了北碚文化圈的繁榮與鼎盛。
北碚文化圈的獨特性首先表現為，它具有應時性與臨時性特征，其文化角色因抗戰機綠而生成，隨抗戰結束而終結。其次，北碚文化圈具有民間性與“廣場性”特征。如果說重慶是國民黨政府在大後方的“政治新村”，是作為抗戰最高指揮中心而存在的話，那麼北碚則是陪都之側的一個“文化新村”，政治邊緣性與文化雜合性是其重要特點。進駐機構與本土政權不發生隸屬關係，本土政權叉因實業家盧作孚以實業為支撐的北碚鄉村建設實驗而在所屬的巴縣乃至四川保持了高度的自治性、獨立性，因此北碚政治的邊緣性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土壤。在北碚的文人主要以大中學校教師學生群體、各官方與民間機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左翼知識分子為主。國民黨的文化管理是以政策法規的形式掌控此地，文化官員也是以工作名義來北碚視察、遊覽，與在北碚的文人並無日常的交往與衝突。盡管國、共兩黨也在此或明或暗地爭奪地盤，但北碚絕非就是一個政治跑馬場，其文化的民間性質與廣場性質是毋庸置疑的。在這個兼容並包的大圈子裏，不同思想傾向、職業和好尚的人自然形成許多小圈子，或詩酒唱和，煮茗論道；或棚戶篾屋，感歎時艱。北碚文化圈固然因此而裏一時之盛，但文人們眼裏的北碚又有作為“文化他者”的邊緣性與文人作家感受中的流寓性特征。來自“中心文化”的文人作家對重慶的感受首先是並不如所宣傳的“大後方”那樣安全舒適、物資富足，從描繪當地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社會觀念極盡鄙陋封閉的文字中，我們更多地體會到“大西南”荒僻滯後的社會形態、野性不羈的生命狀態。倉促的政治性集結並不能使重慶從原本的邊緣文化格局中立刻發生脫胎換骨的改變。有別於北平、南京、上海那些“中心文化”曆經曆史淘洗與沉澱之後的雍容氣象，新的“文化中心”重慶成為異質文化來不及過濾、消化的斑斕刺目的雜台地帶，到來者們在大西南文化的異質性生存中獲得了不同尋常的生命體驗。北碚，作為許多作家在重慶的輾轉落腳之地成為文人們邊緣性文化體驗的載體和承載亂離、流寓之感的具體物象。如果說盧作孚推行鄉村建設實驗的“北碚模式”主要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典範和奇跡，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被吸引到北碚搞鄉村建設和民眾教育同樣出於對盧氏的“鄉村現代化”模式的認同，北碚體驗是發展的、安居的、由舊而新的；那麼，流寓至此的文人墨客們的北碚體驗、陪都體驗乃至抗戰體驗則是“流動”的，作為抗戰時期流寓文學與文化個案的北碚與抗戰文人的所有異鄉棲地並無二致，都是由主而客、變動不居、記錄著他們流寓之史的流徙之地。臨時性、民間性、政治邊緣性與文化雜合性、流寓性，是北碚文化圈最為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