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像路翎這樣的年輕的“精英”作家在40年代中國文學重心的轉換過程獲得了創造的新機，就是像張恨水這樣成熟的“通俗”的作家也充分感受到了戰爭生活的特殊意義。
眾所周知，張恨水的小說風格在4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前期蜚聲文壇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緣》、《金粉世家》一類，或者帶有濃重的新聞性、獵奇性，或者纏綿悱惻、充滿詩意的社會小說、社會言情小說在40年代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巴山夜雨》、《紙醉金迷》、《魑魅世界》、《傲霜花》、《八十一夢》一類更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這類小說多帶有平易淺近的風格，注重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摹寫和描繪反映大時代下的中國人民，尤其是重慶國統區人民的苦難生活。在這個“抗戰司令台”裏，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為抗戰、為救國、為生存奔波勞碌，這裏還有巨大的貧富差距，官吏們的巧取豪奪，國難商人的大發國難財，以及“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醜惡現象，這使張恨水40年代的作品在現實主義風格以外又充滿了濃鬱的諷刺意味。這裏麵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八十一夢》。張恨水小說風格的變化是中國40年代文學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於這種變化，評論者多是從張恨水小說自身的發展、張恨水創作思想的變化以及抗戰的時代背景三個角度來分析理解，往往忽視了重慶——40年代張恨水生活的地域對於張恨水小說創作的影響。
關於地域文化與作家、作品的關係，早在19世紀法國的文學家、史學家丹納就在他的《英國文學史》引言中有集中、具體的闡釋。丹納明確地把地理環境與種族、時代並列，認為它們是決定文學的三大因素。文學品格、風格的形成是與地域條件掛鉤的，考察地域帶給文學的影響，能夠揭示文學發展的某種客觀真理。丹納認為這些自然的、人文的因素綜合作用於作家，影響其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藝術風格、表現手法，最終孕育出具有濃鬱地域色彩的作家作品和文學流派。可以說，丹納對於地域和文學關係的闡釋很好地揭示了地域文學的產生，指出了地域之於作家、作品的影響。
考察張恨水40年代的小說可以發現，張恨水小說發生巨大變化和張恨水生存地域的遷徙在時間上幾乎是同步的，這表明二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係，因此在研究張恨水40年代小說風格變化這一文學現象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忽視重慶地域環境對於作家性格氣質、審美情趣、思維方式、表現形式的影響。同時，我們還應該特別注意，張恨水是以“漂泊者”的身份進入重慶的，他是為了躲避戰爭而以“遷入”的方式被迫和重慶發生關係的，這種特殊的方式決定了張恨水不可能像本地作家一樣融入到重慶的生活中去，成為丹納所說的帶有“濃鬱地域色彩的作家”。他對於這個地域的一切，無論是自然地理條件還是區域文化，一開始就是以“外來者”的角度來審視的，他不停地把重慶與之前生存的地域作比較，在比較中主動地、有選擇地接受這個地域的一切，而不像本地作家那樣無選擇地被動承受地域影響。習慣了北京和南京開放、新鮮的文化氣息和溫文爾雅的生活態度，張恨水本能地排斥重慶封閉保守的內地文化，因此，張恨水感受到的重慶以及重慶文化更多的是外在的、表象的重慶，來自於重慶的山川地貌、風土人情，而不是重慶文化的精神本質。外來者的身份決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融入到重慶的地域文化中。於是，在分析重慶對於張恨水小說創作的影響的時候，應該更重視在張恨水小說中出現的有關重慶自然條件的意象，側重重慶的山川地貌、氣候自然、社會現實對於張恨水的影響，考察在這種影響下40年代重慶的生活賦予了張恨水哪些新鮮的生命體驗，這種生活體驗給張恨水的小說創作帶來了哪些新的特質，以及這種特質對於張恨水小說創作、小說整體風格的影響。
一
40年代，張恨水由水路自漢口進入重慶，重慶給予他的印象是：“且其地為嘉陵揚子二江中之半島，依山建市，秀乃至奇，民風頗有異千江河南北。”初到重慶的張恨水敏銳地覺察到了重慶不同於江河南北的“民風”，地處中國南北交接地帶的重慶文化是一種既有江南文化的清秀，同時也有北方文化的粗獷的兼容並包的地域文化類型。但這還不是張恨水對於重慶最深刻的印象，張恨水記憶中重慶給予他最初的、最強烈的印象是“山”，山之高聳，山之秀麗奇峻，“客子過蜀者，雖走馬看花，亦必有二點印象，不可磨滅。其一為山”，“冬季水枯，長江一線，深陷山底，而兩岸乃益拔峭”。久居平原的張恨水，看慣了北方地區的地廣人稀和天寬地闊，初入山城的他比重慶本地人更強烈地感受到山城拔地而起、層巒疊嶂中營造出的“山”的威勢，覺察到“山”的高聳給予城中“人”的擠壓，他分明體會到山城給予他的從肉體到精神的切實折磨：“街道投錯落之能事。舊街巷坡道高低，行路頻頻上下。新街道則大度迂回，行路又展轉需時。”這種行路上的輾轉反側、迂回需時、頻頻上下給為了生活不得不奔波於市區和郊縣的張恨水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張恨水曾經詳細地描述了“爬坡”的痛苦：“蓋川中山地，取石至易，大道小徑，均疊長石為坡，無險不可登，惟丘陵起伏，往往十裏短途，上下石坡數千級，令人氣喘耳。”“登則汗出氣結，數十級即不可耐；降則腳跟頓動，全身震顫。”大概正是源於這種刻骨銘心的痛苦，“山城”成為了張恨水小說中最顯著的重慶意象。
“山城”生活的苦不堪言，張恨水小說中往往是通過對當地人力車夫和轎夫的著力描繪來表現的，由“山城”這個意象又延伸出人力車夫和轎夫的意象。由於職業的關係，人力車夫和轎夫每天不得不在這陡直的街道上曲折上下，他們確實是“山城”痛苦最直接、最深重的感受者。作家以同情的筆觸描繪著他們的生存的艱辛：“山城多坡，馬路亦鮮有半裏平坦者，設不轎而車，深令人感覺上下艱難。如其上也，人力車夫身弓如落湯之蝦，顱與車把，俯伏及地，輪如膠粘，作蝸牛之移動……見車夫喘氣如待斃之牛馬，設有人心，實不忍端坐車上也。反之，車疾馳下滑，輪轉如飛，車夫勢處建瓴，不能控製其車，則高提車把於肩，全車鬥上仰，客則臥而行，幾可摔出車外。”而在山城抬轎的狀況同樣也是非常辛苦的：“前麵的人蹲在地上，肩扛著轎杠，橫擋後而的人，將轎杠扶起，站著放在肩上。另一個人站在轎邊。主人泰然的坐在轎上，旁邊那人兩手捧著轎杠，讓前麵的轎夫伸直了腰。於是轎子四平八穩地放在兩個轎夫的肩上，立刻抬了走……喘著氣，也在‘轎子’邊上跑，在褲帶上扯下粗布手巾，擦著胸脯和須子上的汗，他一而擦還一麵跑。他聽到抬前杠的，也在喘氣，正和轎上的人鼾聲相應和。”
關於人力車夫和轎夫的描寫還有很多，幾乎遍及張恨水以重慶為背景的所有小說，一方麵是因為人力車和轎子是重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因此小說對它們的描寫非常頻繁。其次，通過這種描寫，張恨水表達出自己在重慶爬坡上坎的痛苦，同時也寄寓著他對於生活在底層的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和關懷。但這些都還不是張恨水描寫人力車夫的全部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張恨水是拿人力車夫和轎夫來自比，人力車夫和轎夫這個意象包含了作家自我的生命體驗。在重慶國統區的艱苦生活，讓張恨水時常感到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樣清貧的知識分子和普通公務員活得就像人力車夫和轎夫們一樣——如牛馬一般地拚命，艱難地掙紮著，每一天為了最起碼的溫飽在山城高高低低、迂回不已的街道上奔波。在抗戰期間，他們的形象時常被定格“在長途汽車邊，在輪船碼頭上”，“穿破爛西服或中山服的人，身邊帶著一個米袋子”，“為了吃飯”，他們不得不“背著幾十斤重的平價米，翻山過江，行走於陡峭險峻的山道上”，徒步回家。並且，他們的前途或許比車夫、轎夫更加灰暗：“轎夫不過是抬著人家走一截路，我們是抬著上司走一輩子的路，轎夫是抬著人家走眼前看得見的路，我們是抬著上司走那升官發財看不見的路。轎夫自然是苦，可是他隨時可以丟下轎杠不抬。我們要不抬，還不是那麼容易！”他們和車夫、轎夫一樣被別人利用和踐踏，而且這種被利用還帶著一種明知如此，但也無可奈何、別無選擇的意味。如果說，初到山城，作家還隻是模糊地感覺到“山”城巍然聳立給予人的威壓，那麼張恨水在重慶定居以後，經過不斷的親身體驗，模糊的不適感變成了具體深刻的痛苦。在張恨水對重慶“山城”以及“山城”特異的人力車夫和轎夫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家在山城生活的艱苦與辛酸。在“山城”延綿不斷、不知終點的穿梭迂回中，作家第一次感到了“如螻蟻穿珠，終日在山縫中覓路”般前途未卜的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