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文學格局，不斷蔓延的戰火使整個中國處於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動蕩之中。蔣介石在1938年作的《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報告中提出：“為堅持長期抗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四川作為抗敵大後方。”隨即，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各級政府部門以及大學、商業機構等紛紛內遷。大後方一時人文薈萃，形成了重慶、昆明、桂林等抗戰文化中心。由此也形成了包括西南聯大文學群體在內的特殊的戰爭年代文學景觀，如何在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總體發展的格局中來認識出現於大後方的種種文學現象，深入總結它們在“文學史”上的特殊價值，並且探究其各自獨立的貢獻，是我們今天麵臨的任務。
一
抗戰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這已經成為了學術界的共識。在今天看來，這一價值集中體現在兩個大的方麵，一是促使我們的文學大麵積地走向對於現實生存的關注和表現；二是形成了一係列各具特色的區域性文學分野，從而推動中國現代文學在各自的空間形態中獨立前進。
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經受了嚴峻的生存考驗。戰爭打破了書齋的和諧寧靜，將他們從象牙塔拋入了奔向大後方的洪流之中，讓他們和生活在中國最底層的人民一起，經曆著戰爭和貧窮帶來的磨難。在走向戰場、返回民間、走進大後方的過程中，文學家們的精神世界經曆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實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格外分明地凸現了出來。
眾所周知，在20世紀中國文化與文學轉型的過程中，現代知識分子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實際上沿著兩個重要方向展開。其一是尋找和確立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價值，其二是重新定位文學與社會的相互關係。前者將知識分子從政治操作的巨大係統中解放出來，使之以對知識本身的探求介入社會，在現代社會中營造和培育屬於知識分子自己的精神天地。由於現代知識的生產、保存和傳播主要是在大學中進行的，因此，沿著這一方向努力的知識分子也就構成了引人注目的現代派學院知識分子隊伍，學院派知識分子中的文學家也就屬於學院派作家。一般來說，學院派知識分子（作家）居於現代文化知識的生產之地，有著相對較高的現實社會地位和相對穩定的生活來源，因而他們基本上屬於知識界的“上層”，他們性格趨於理性，比較看重知識和學養，對藝術自身目標的執著追求和對中外文化、藝術經典的譯介、繼承構成了這一流派之於現代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巨大貢獻。他們當然不是不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的實際生存狀況，然而這種關注主要還是從學院派自身的地位、處境和心態出發的，他們對生存現實采取著更多的抽象、概括和提純，這樣的抽象、概括和提純顯然要重於他們對熱烘烘、血淋淋的生存實景的生動呈現。後者則是對中國傳統儒家的“文以載道”，道家的“虛境空靈”文學觀念的一種反撥。在傳統中國，無論是“文以載道”，還是“虛境空靈”，都將文學拉離了血肉鬱勃的社會現實，我們的文學對中國人的實際生存境況一直缺少真實有力的表現，而持久地關注和思考人的生存境況無疑又是文學的重要目標之一，至少在多災多難的20世紀的中國，這一目標是經常性地牽動著中國作家的感情和思維。其中的一些現代作家，由於他們的人生經曆較多地烙上了社會底層生存的記憶，由於他們的情感與更多實際生存中的具體問題纏繞在了一起，所以在對文學的理解上便與學院派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分歧，他們對於“為藝術而藝術”的取向有較多的批評，而更著重開掘文學所包含的重要的社會生存意義，而對生存的苦難和鬥爭，他們更願意投入其中做激情的擁抱和呈現，而不是老成持重、隔岸觀火。
在抗戰文學的區域分野中，大後方常常被我們視作一個整體而與延安、淪陷區劃分開來，其實，在這一區域內部，也存在著相當的不同。
在全民族抗日的時代背景下，大後方文學有著共同的愛國主義主題和共同的思想追求：“表現民族解放戰爭中新人的誕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與形成。甚至情緒與風格上也彼此相同，無不在熱誠地渲染昂奮的民族心理與時代氣氛，英雄主義的調子貫穿一切創作，表現出來的統一的色彩，鮮明而單純。”然而，大後方畢竟是一個廣闊的地域，據重慶出版社編撰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係》，“大後方”包括“重慶、成都、昆明、貴陽、西安、迪化（今烏魯木齊）、蘭州和淪陷前的上海、武漢、桂林以及福建、廣東省的部分地區”。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不同的地緣政治、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地域文化都對大後方文學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當來自不同地域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湧向各自的大後方，在不同的生存空間繼續他們各自的思考的時候，除了服從抗戰這一宏大的主題之外，其內部必然存在著一係列重要的差異。
在大後方已經存在的這種區域差異中，以昆明為中心的文學活動與以重慶為中心的文學活動之分野最值得我們注意，它們分別屬於大後方不同的政治環境與文學環境的“典型”，代表著大後方文學兩個風格迥異的端點。下麵的分析主要是選取了作為這兩個區域的代表的大學校園文學，即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大的校園文學活動與重慶複旦大學的校園文學活動，因為，它們各自生動地體現了曾經生活於穩定校園的中國作家如何因為戰爭而“自新”，又因為所在區域政治文化環境的差異而各具特色。
“八一三”事件後不久，上海複旦大學就按照南京教育部的指示，於1937年12月遷抵重慶。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中國的陪都，國民黨政府的中樞機構設在重慶，是當時中國政治活動的中心之一，也是國民黨專製文化的中心。不僅如此，重慶也是國共兩黨爭取支持、爭取人心的重要戰場。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設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民主力量開展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激烈的政治鬥爭滲透進了學校。就高校而言，當時的重慶複旦大學師生成了國共兩黨爭取的主要對象。他們采用不同的手法在人才薈萃的大學校園展開鬥爭。中共地下黨在學生中間積極開展活動，支持學生們抗日救國；國民黨的特務分子、“三青團”成員也在學生中出沒，監視進步學生的一言一行。1938年7月，國民黨當局重新提出要對圖書雜誌進行原稿審查，言論壓製日益嚴酷。身處鬥爭激烈的政治敏感中心，文學創作者們直接麵臨著國民黨文化專製的壓力。因此，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明確自己的政治立場，是文學創作者首先必須而對的問題。而在抗日戰爭的時代大潮中，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日，因此有關抗日戰爭、有關民族精神的題材就構成了抗戰文學的主要部分。
從1937年底到1946年10月左右返回上海，複旦大學在重慶前後曆時八年多，在這八年裏，複旦大學師生們在艱難的環境中仍沒有放棄對文學的執著追求。為宣傳抗日，為爭取民主和自由，他們展開了各種各樣聲勢浩大的文學活動，其校園文學明顯體現了政治鬥爭的色彩。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在胡風影響下的青年作家群。
1939年胡風來到了重慶。作為文藝批評家的胡風這個時候仍在不斷營造和充實他的精神世界，繼續著他對於文學的思考。他認為與其抽象的空談文藝，不如從文藝的實質來揣摩它與生活的關係。“沒有了人生就沒有文藝批評，離開了服務人生，文藝批評存在價值也就失去了。”胡風的文藝標準十分明確，那就是應該“努力從社會生活的地盤上去接近文藝”，應該“手觸生活”，表現人生。他認為，創作中隻要表現了真實人生的喜怒哀樂，便必然有值得重視和肯定的東西，相反，故作超脫和墮入空洞的理想卻是文學創作的最大弊端。
到了重慶之後，胡風的文藝思想進一步向前探進。1940年3月，重慶文藝界發生了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麵對這場熱鬧的討論，胡風卻分外冷靜，他在冷靜中全盤思考這場論爭背後的思想基礎以及這種思想基礎對於新文學發展的實質意義。他用了三個月時間寫成的五萬餘言的宏論《論民族形式問題》，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對於“五四”新文學傳統，胡風充滿感情地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胡風所捍衛的是中國新文學賴以生存和引以自豪的啟蒙傳統和麵向世界的開放性格，是中國新文學發展中最可寶貴的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不屈個性——盡管同許多現代作家相比較，胡風是極具平民特征也最反對文學創作的貴族趣味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要以農民的思想境界來代替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胡風從中國的最底層提取了一種難能可貴的“現實關懷”，並以此作為反駁傳統士大夫貴族趣味的有力武器。正是胡風的這些思考構成了他與《七月》同人互相認同和溝通的基礎。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彙聚、發展起來的七月派作家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五四”新文學精神堅定的追隨者、承襲者和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