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蜀文化為視角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就不得不麵對一個“巴”與“蜀”的文化關係與曆史存在的問題。在抗戰時期的文化曆史與文學曆史當中，人們常常得出的結論是“巴有將，蜀有相”。這裏除了肯定以重慶為中心的巴地在“武功”上的顯赫外，也同時認可了以成都為中心的蜀地在文化上的實績，所謂“巴不如蜀”的傳言就這樣被運用於文化現象當中。當然，這樣的判斷也許過分簡潔了，因為簡潔而喪失了曆史本身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於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追問：“巴”與“蜀”在現代的文化史與文學史中究竟有過怎樣不同的機遇與表現，而它們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又是怎樣的？
在由多種區域文化構成的多元共生的中國現代文化中，巴蜀文化無疑是一個特色鮮明的重要板塊。之所以說它特色鮮明，至少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巴蜀地區地處內陸腹地，地理險要，交通不便，正統中原文明對它的滲透和影響顯得鞭長奠及，因此，巴蜀人士受到的儒家傳統禮教的壓抑相對薄弱，追求生命自由的道家文化在此獲得天獨厚的發展。巴蜀多奇才，多大才，或者與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另一方麵，是接納與突圍的文化心態。巴蜀地區地形閉塞而文化心態開放，巴蜀地區曆史上經曆了數次人口大遷移，移民比土著還多，二者既能相安無事，外來移民也能對巴蜀文化認同，這表現了巴蜀文化的謙和與大氣。至近代，地處內陸腹地的巴蜀地區在國門洞開、西方近現代文化思想紛至遝來的文化背景中，顯得格外的閉塞落後，兼容並包的文化心態進一步演化為對本土文化進行積極批判與反思的突圍意識，為巴蜀地區的現代文化覺醒敞開了一扇心靈的窗口。
在這種特色鮮明的巴蜀文化的浸潤下，現代巴蜀文學成就斐然，這也可以從兩方麵證實，首先是作家的數量，在現代文學研究館主編的《中國現代作家大詞典》中，收錄作家數量由高到低分別是：浙江77人，江蘇66人，四川44人，四川作家的數量排名第三。巴蜀之人才濟濟由此可見一斑。其次，從創作質量看，傳統的“魯郭茅巴老曹”的文學大師座次中，四川就占有兩個席位。雖然這種排序本身已經遭到學界的質疑，但至今也沒有比之更有說服力的文學座次被學界認可，這足以證實它所反映的文學基本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並未被徹底顛覆，仍然有生命力。
“區域文化不僅影響了作者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內容、藝術風格、表現手法，麵且還孕育了一些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群體。”如果說東北作家群在家園淪亡時期以哀痛憤懣的筆調追思縈繞難忘的故土，其作品中的家國破亡之感、身世飄零之痛在抗戰前後引起人們的普遍注意，那麼巴蜀作家則以其率真的人格魅力、奇異的藝術才能、濃鬱的地域風情、辛辣與溫情相間雜的文體風格受到文學史家的廣泛關注。不過，在學界，除了曆史研究注重對巴蜀兩地的行政區域演變、民族遷移、文化淵源進行追根溯源以外，“巴蜀”常常被人們視為文化共同體，也就是說，在中華民族的區域文學格局中，巴蜀兩地很少被人加以細致甄別，人們更多注重的是其共性而非其具體而微的差別。20世紀30年代，魯迅曾經這樣評價淺草社成員的創作：“玄發朱顏，低唱著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凡這些，似乎多出於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見了。”這段話不僅言說了淺草作家群體的感傷氣質，也點出了這種感傷氣質的現實根源和題材特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以“蜀中作家”涵蓋了巴蜀作家（淺草社裏的重要成員陳翔鶴為重慶人，魯迅在他主編的《新文學大係》裏還選編了他的兩篇小說），可見，在異鄉人看來，巴蜀不僅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而且還是一個以蜀文化為中心的文化共同體。
其實，巴蜀是指巴和蜀；所謂巴蜀文化，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結合體。巴文化和蜀文化各有特色。巴地江流湍急，地勢險要，民風強悍；蜀地沃野千裏，物產豐饒，民多機敏。“巴出將，蜀出相”，這不同的文化特質往往帶來不同的文學景觀。
“巴不如蜀”是人們對巴蜀兩地文化水平對比的簡單總結，然而這種結論在現代文學發展曆程中顯得過於粗疏，因為巴蜀兩地的文學格局不僅不是靜態的僵化的模式，而且也涉及兩地的互動交流對作家精神結構的影響及其在文本中的具體體現等多種層次，從這個角度講，巴、蜀文學至少可以從兩方麵進行比較：一，巴、蜀作家在巴蜀現代文學中的總體格局，亦即兩地在文學力量與文學地位方而的比較；二，巴蜀兩地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就前者而言，“巴不如蜀”是一個客觀的事實，然而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抗戰時期，眾多文人因為戰爭原因紛紛遷居重慶、成都，巴蜀地域以其“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天險不僅於危難之中保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有生力量，也在兼容並包中獲得一次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有力地改變了巴蜀內部“巴不如蜀”的文學格局。而就後者而言，巴蜀兩地緊密接壤，而且都處於四川盆地這一共同的地域環境之中，人員往來相對頻繁，其生活習慣、趣味愛好、語言特色也就相互影響，巴蜀兩地內部的文化互動就更為頻繁和密集，這種文化互動，尤其是巴蜀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使得巴、蜀文化內部的和諧性實在多於衝突性與差異性，所以在巴蜀文人創作的富有濃鬱巴蜀風情的文本中，我們實在很難在巴、蜀特色之間進行一個非此即彼的歸納，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過於精細的區別不僅難以符合實際，而且容易故步自封，直接影響研究視野的開闊。在以上提到的兩方麵中，如果說前者是巴蜀現代文學總的基本的格局，後者則是巴蜀現代文學動態發展、相互聯係的過程，它們互相補充，構成了相對完整的巴蜀兩地現代文學的生態景觀。
一
蜀文學的優勢
“巴不如蜀”是人們對比巴蜀兩地現代文學力量之後獲得的普遍共識，這種說法大致符合客觀事實。這首先可以在作家的數量上表現出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大辭典》0中，收錄的巴蜀作家共51人，其中蜀地作家39人，重慶一帶的作家為12人，四川作家的數量優勢是極為明顯的；其次也可以就巴蜀兩地文學藝術水平的高低進行比較，在“魯郭茅巴老曹”的文學座次中，郭沫若是四川樂山人，巴金是四川成都人，像這樣大師級的作家重慶沒有；第三，就作品中體現的濃鬱的巴蜀風情而言，更引人注目的也是四川作家，李劼人對川西壩子的風土人情的精細雕鏤，沙汀對橫行於四川鄉鎮的實力派人士描寫的人木三分，羅淑筆下充滿原始生命力與質樸情愛的四川女性，郭沫若式的才子性情的恣意抒發，都讓人由衷地體會到巴蜀大地在近代經曆的曆史滄桑，巴蜀人民在死水微瀾時期文化心理的變遷，以及巴蜀才子率真犀利的奇思妙想。在重慶作家中，劉盛亞的某些作品（比如《兩代》）也能傳達出巴蜀民眾在民族戰爭背景中的心態變遷，不過，總體而言，重慶作家中具有濃鬱的巴蜀特色的作品還是不多見的。從以上幾方麵看來，“巴不如蜀”正是對近現代巴蜀兩地文學水平的簡要而基本正確的總結。
當然，“巴不如蜀”不是自近代始，它有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從古至今，蜀人的文化意識和學養就普遍優於巴人。據統計，西漢蜀郡士人達39人，巴郡卻僅有13人，且集中在涪江流域的閬中、南充一帶，屬如今重慶直轄市境內的竟無一人。東漢蜀郡士人達45人，巴郡士人也增加到35人，但多集中在涪江地區，屬如今重慶市境內的僅有7人，無法與蜀郡相提並論。同樣，蜀郡的私人著作也多見稱於世，武帝以後共有15部之多，僅次於京兆尹，居全國第二位，而巴郡在今重慶直轄市地沒有一個五經博士，更無著作問世。唐代，蜀文化繁榮，兩《唐書》中蜀人達到18位，而巴人無一人人傳。此外，漢賦中的大家諸如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揚雄等人都是蜀郡人，開一代詩風的陳子昂、走出夔門的詩仙李白、西蜀的“花間詞派”以及集巴蜀文學之大成的蘇氏三父子等，也是蜀地人士，蜀地文化積澱之深厚可想而知。盡管在漫長的曆史發展時期，隨著兩地交流的日益頻繁，其文化特色日趨接近，巴文學也在努力謀求崛起，但是“巴不如蜀”的整體文化格局由來已久且基本穩定，即使在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時期也不例外，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麵加以剖析：
其一，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巴蜀有平原，有丘陵，有高山，自然條件差異很大，經濟和人文狀況也不同。條件最好的是成都平原，《華陽國誌·蜀誌》雲：“蜀沃野千裏，號為陸海，早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日，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蜀地自然條件優越，加之蜀王杜宇教民務農，宰相開明鑿山以除水害，使蜀先於巴而開始農業生產，成都平原在曆史上富足殷實。倉廩實而知禮節，雄厚的經濟基礎為成都的文化發展提供丁強有力的保證。而重慶一帶環山繞水，地形險惡，耕種不便。《華陽國誌·巴誌》記載巴地的疆域：“其地東至魚複，西至夔道，北接漢中，南接黔涪。”其間有30多條山脈與河流相間分布，許多地方山高穀險，江流湍急，地勢險要，交通閉塞，農業文明的發展受到很大限製。在以農業文明為主的曆史發展中，其物質經濟是遠遠及不上錦城之樂的。唐代，長孫無忌流放黔州，李賢遷巴州，顏真卿貶蓬州，白居易遷忠州，劉禹錫遷夔州，這些地方主要集中在巴地。至於近現代，中國工業文明並未充分發展，交通運輸也不發達，巴蜀一帶主要還是以農耕經濟作為支撐，致使巴蜀兩地這種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的不平衡，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從而直接導致其人文方麵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