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現代文學發展中的政治中心傾向——大後方文學遺產的“重慶現象”(1 / 3)

正如前麵我們已經論述過韻那樣,以重慶為中心的巴文化地區,其文化與文學上的成就主要得自於抗戰,更準確地說,是得自於抗戰時期重慶作為中國政治中心地位的確立,是這一大後方的政治中心重新調動和安排了各方麵的文化資源。

1937年7月,全麵抗戰爆發,國民黨正麵抗擊日本侵略者。但是,由於日本準備充分,武器裝備遠勝於中國軍隊。國都南京很快成為日本人圍攻的目標,尋找新首都迫在眉睫。重慶地理位置獨特,坐擁兩江,四麵環山,易守難攻,巴蜀之地物產資源豐富,可保障戰時供給。因此,重慶自然成為戰時理想的首都。1937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遷到重慶辦公,爾後國民黨黨政機關及其直屬結構也隨之遷入。考察整個20世紀乃至更久遠的曆史時代,在文化水平和文學成就上,巴不如蜀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至少有一段時期是例外的,那就是抗戰時期。自然,抗戰時期巴渝大地的文學輝煌不是自身發展和演化的結果,而更多的是依賴外力的推動。確切地說,這個外力就是重慶在戰時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過去,我們通常這樣闡釋政治、經濟和文學韻關係:文學和政治作為上層建築共同由經濟基礎決定,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和製約。盡管過去常常存在把此種觀點不加區分而作為不變之真理的流弊,但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和發展事實來看,政治經濟中心傾向則非常明顯,北京和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相繼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中心就是很好的例證。

1940年9月,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明令重慶為國民政府陪都。由此,抗戰期間中國的政治中心完全轉移到重慶。國民政府在西遷的同時,也決定盡可能把沿海地段的工礦企業一並遷往內地。而陪都重慶自然也成了內遷企業的集聚地,加之同遷的各大銀行,重慶成了當時名副其實的經濟中心。

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也使重慶文化和文學中心地位的形成成為可能,並為之提供了製度保障和物質保障。

那些依附體製的文化機構和文化人自然選擇了與政治中心同往重慶。例如,1938年4月,成立於武漢的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簡稱“第三廳”)於同年12月遷往陪都重慶,“第三廳”可謂容納了當時文化界和文藝界的名流,廳長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陽翰笙擔任主任秘書,田漢則是主管藝術宣傳工作的第六處處長。盡管它於1940年11月被迫解散,但隨之而起的“文工會”,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基本上替代了“第三廳”的職能,甚至較前者有更廣泛的包容性,除了有知名作家郭沫若、茅盾、陽翰笙、田漢、洪深、鄭伯奇、胡風等之外,還有包括陶行知、翦伯讚、馬宗融等在內的著名哲學家、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家、經濟學家、自然科學家等各個文化行業的代表人物。當時全國最大的文藝界聯合組織——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同樣也是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遷到陪都重慶,這一組織為重慶帶來了包括老舍在內的大量的作家和文化人。成立於1941年2月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文化運動委員會,簡稱“文運會”也吸引了文化領域眾多知名人士的參與,當時在渝的文藝界知名人士幾乎都被列人。此外,還有諸如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中蘇文化協會、東方文化協會等機構團體,文藝界除了“文協”外,“劇協”、“影協”、“音協”、“美協”、“木協”等也相繼遷入重慶。這些內遷的文藝機構和文學團體為重慶帶來大量的文藝刊物,有《抗戰文藝》、《文藝陣地》、《七月》、《中原》、《文學月報》、《天下文章》、《中國詩藝》、《戲劇崗位》等;在渝的報紙則有《中央日報》、《掃蕩報》、《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大公報》、《國民公報》、《新民報》、《中蘇文化》等。據統計,抗戰期間在渝的報紙期刊超過一千多種,是上海的3-4倍,桂林的10倍。眾多的文化機構、文藝團體、文藝刊物自然也就會吸引和培養更多的作家,產生更多優秀的作品。

作為國家體製附屬下的各級各類學校自然也隨同國家政治中心一同遷移。我們主要來看看高校的遷移變化。戰前,重慶的高等教育極不發達,隻有三個體係並不完善的高校,分別是西南美術專科學校、重慶大學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抗戰爆發後,北方和沿海的高校同樣不能免於兵火,不得已也隨機關、團體、企業一同內遷,重慶及周邊地區成了高校內遷最為集中的地方。據統計,抗戰期間遷入重慶的高校有複旦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院、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等39所,與此同時,抗戰期間重慶還新增了國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國立體育師範專科學校等12所高等學校。這樣,重慶在戰時高校的總數達到驚人的54所,幾乎囊括了當時全國高校的九成。同時,重慶的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成為當時全國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最發達的地區。高速發展的重慶教育自然會為重慶的文學繁榮提供很大的支持。首先,戰時僅靠稿酬不能維持生存的作家可以選擇在學校裏教書。例如,武漢受到威脅時,胡風不知道何去何從,這時,胡風收到了老舍和伍蠡甫打來的電報,約他去已經遷往重慶的複旦大學教書,月薪有100元。胡風的反應是:“看來隻有同意去那兒教書了。”由此可見,胡風並不十分情願,但他畢竟還是選擇了前往重慶,因為至少去重慶教書可以暫時解決生存問題。曹禺、洪深等來到重慶都是因為在重慶的學校中可以比較容易地謀到教書的職位。第二,教育的發展自然可以促進文學接受群體的壯大,同時也就促進了文學的繁榮。此外,學校尤其是高校裏的文學社團是文學發展的一支生力軍,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和校園文化相輔相成的關係,不少研究者已經論述很多,具體到戰時,可以參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戰時複旦大學與中國現代文學》。

重慶的經濟中心地位也為作家提供了文學生產必要的物質保證。抗戰爆發後,出版機構和印刷企業也大都西遷重慶。據統計,戰時重慶的出版印刷機構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獨立出版社、作家書屋等130多家。

當我們在考察政治中心和重慶文學繁榮的關係時,除了上述政治中心為作家和文學創作所提供的種種硬件外,它對於作家的心理情感還有一定的吸引力。盡管國民黨在早些時候對日決戰的態度並不明朗,但在日本擴大對華侵略並以滅亡中國為最終目的時,國民黨最終決定組織正麵抵抗。蔣介石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報告中講道:“為堅持長期抗戰,國民政府將遷都重慶,以四川作為抗敵大後方。”國民政府也發表宣言電告前方將士,政府決定遷都重慶,繼續抗戰,以爭取最後勝利。可見當時國民黨遷都重慶並不是慌不擇地的亡命逃跑,而是希望以此作為大後方繼續與日軍抗衡,把巴蜀作為民族複興的根據地。國民黨的這種姿態無疑對知識分子很具有吸引力。

葉聖陶就是個典型的例子。9月下旬,由於武漢受到日軍威脅,開明書店遂放棄在漢口建立書業基地的計劃,葉聖陶開始思索去向問題。這時,“夏丐尊和王伯祥寫信勸葉聖陶回滬。葉聖陶24日致王伯樣、夏丐尊書雲:‘承囑返滬,頗加考慮。滬如孤島,凶焰繞之,生活既艱,妖氛尤熾。並欲離漢,亦由斯故……近日所希,乃在渝地。渝非善地,故自知之。然為我都,國命所托,於焉餓死,差可慰心。幸得苟全,尚可奮勤,擇亦途徑,貢其微力。出版之業,實未途窮……設能人川,張一小肆,販賣書冊,間印書籍,夫妻子女,並為店夥,既以糊口,亦遣有涯……此想實現,亦新趣也,未知前途,究何如耳。’”

大多數作家和葉聖陶一樣,盡管從心底並不喜歡陌生的重慶及西南各城鎮,但是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是國命所托,是維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希望之地,是他們心中的聖地。當時,很多人都有和葉聖陶一樣的希望:“擇亦途徑,貢其微力。”老舍當時曾有一劇本《誰先到了重慶》,講述的就是在北京淪陷區的人民把為重慶做事當作無上的光榮,把能去重慶當作心中最神聖的目標,讚頌了即便身不去心早已往重慶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劇本中,淪陷區有良心和愛國心的人民都把重慶當成心中的“聖地”。

但是,現代知識分子和體製的關係雖不能完全疏離,但也無法徹底融進去,尤其這個政府縣由國民黨一黨專製。在知識分子們到達重慶並在重慶定居下來時,他們更多地發現重慶是一個烏煙瘴氣的城市,政治黑暗,貪汙腐敗,特務橫行,恐怖專製。尤其對於作家們來說,維持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問題,到處彌漫著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情緒,作家們的筆除了配合民族戰爭的宣傳外,更多地化作匕首直指國民黨的統治。盡管國民政府隻希望作家們承擔前者的功能,如我們前麵提到很多文化機構和文藝機構從設置目的上就是為政府的對日戰爭服務,而且國民黨也曾采取一些措施保障作家的生活,以便他們在民族戰爭的名義下成為政府的附庸。但是,當時的國民黨根本無法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改善作家的生存狀況,因為不隻作家,全民族的生存困境國民黨同樣無力應對。而且,即便作家們的生存真受到國民政府的保障,恐怕他們大多數也不會違心地寫那些一味歌功頌德的作品。

作為政治中心的重慶和生存在這個政治中心的作家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張力關係。作家們因傾向於政治中心而選擇來到重慶,但到重慶後,對重慶這個政治中心卻體現出一種疏遠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