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我們一直都在思考這樣一個題目：巴蜀學派存在的當代意義如何？或者說在我們的當代批評的語境中，討論巴蜀學派的問題有什麼特殊的價值？我以為，愈是在所謂的“全球化”的今天，一種深入的自我體認的需要也愈加清晰地凸顯了出來。“全球化”不是整個世界的混同，而是各個區域文化都獲得了自我展示的機會。我思考的是，作為身在四川地區（巴蜀）的知識分子，在當代批評的眾聲喧嘩中，究竟怎樣以自己的方式說話，而我們自己的思路與語言又如何才能不被別人的思路與語言所淹沒？上升到理性的層麵，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是對“巴蜀學派”的一種呼喚。
毛迅：是的，盡管我們的當代批評所指的對象是整個中國的文化問題，但是我們卻沒有生活在一個抽象的大中國裏，所謂的“全球化”也最終是以我們對周遭生活的體驗來呈現的，我們必須關注自己獨特的感受，挖掘和彰顯特殊地域文化中的文化體驗。
李怡：記得十年前你和四川大學的幾位學者曾經提出過一個“邊緣批評”的概念。
毛迅：當時提出“邊緣批評”的主要動因一是從“學術生態”的角度來思考的，認為多年來國內學界學派意識淡弱；二是基於我們當下文化行為的過於集約化和文化方式的過於單一化。眾所周知，由於政治中心地位的特殊原因，建國以來，京文化“話語形態”一枝獨秀，過度生長，以一種單一的聲音覆蓋各地，這顯然是很不正常的局麵。當時我們的思考就是想要增多現有的文化方式來表達自己，使中國的文化生態更加豐富，更趨合理。其實在20世紀的“五四”時期，中國文化的話語形態是相對多樣的，北京的、上海的、南京的、粵港的、蘇杭的、武漢的、成渝的、東北的等等，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多聲部合唱”，而到了後來，卻越來越趨向單一文化區域的“獨唱”。今天，大家都在奢談“文化多元”，但又常常是以相似的立場、相似的視角、相似的姿態、相似的文化性格來建構“多元”，以單一的聲音來呼喚“多元”，這樣的理路自然導向深度的邏輯紊亂。強調“邊緣”的價值就是為了豐富單一中心的尷尬格局，但現在看來，籠統的“邊緣”其實定位也不盡準確，還是有些大而無當。所以，我今天也趨向於跳出籠統、模糊、抽象的“邊緣”概念，代之以更富有本土色彩、更為具體的概念——“巴蜀”。
李怡：今天我們以自己生存的地域來命名作為學派意義的“巴蜀”，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想當然的批評策略的考慮，可以說，這一行為本身是建立在巴蜀地區相當豐富的文學沉澱與學術傳統的基礎之上的。當然，擁有這樣傳統的我們同時在今天又懷有一種強烈的新的表達願望。我們希望自己獨特的生存體驗與文化個性得以傳達，從而形成其他區域批評所不能替代的“巴蜀”的學派特點。
毛迅：眾所周知，巴蜀文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考古學上發現的三星堆、金沙遺址等殷商時代的大量遺跡，其文化形態之獨特、內容之豐富，與我們熟悉的中原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在這個意義上說，巴蜀文化的原初形態是與中原文化、河姆渡文化、楚湘文化等共生共榮的。
李怡：在後來中原文化對巴蜀地區的征服、同化後，有人曾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場上謬讀巴蜀，多有誤解，如斷定這裏是沒有文明的“西僻之國”，如《蜀王本紀》說“蜀左言，不曉文字”之類。其實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形態本身呈現出很大的異質性，有自身獨立發展的模式，如古代巴蜀人很早就使用一種表意的特殊符號，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石邊璋和成都十二橋遺址出土陶紡輪上的一些刻畫符號，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某種功能，它與戰國時期巴蜀青銅器上的圖語和文字有某種淵源關係，是與中原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同體係的另一種表意符號或文字。據說今天已經發現的巴蜀圖語的單體符文就有一百五十餘個，成組的有一定意義的排列組合更達兩百餘個。這些符號雖未破解，但表明古蜀國有相當發達的文明。到了秦漢，就是在彙人中原文化之後，巴蜀地區的文化也長期繁榮昌盛，所謂“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其學比於齊魯”。兩漢時期，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域是齊魯、關中、成都及東南吳會四大地區，巴蜀是其中之一。蜀學可與齊魯學派並駕齊驅，也是最早以地域命名的學派之一。
毛迅：巴蜀文化的異質性在今天依然可以從最普通、最日常的生活層麵顯現出來，如四川獨具特色的蜀錦、蜀繡、川戲以及享譽天下的酒文化、茶文化、演藝文化、遊樂文化、園藝文化、餐飲文化、民居文化等等。
李怡：一種能夠充分滲透到現實生存細節的文化本身就是它繁榮與發達的標誌。
毛迅：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提出的“巴蜀”文化的諸多問題都建立在一種相當深厚的文化淵源和相當鮮活的文化現場之中，絕非憑空臆想。
李怡：已經沉澱為日常生活細節的巴蜀文化實際上也就是當代四川知識分子感受世界、感受人生的重要方式。這自然就是我們學術建構的重要語境，所以說以“巴蜀的”方式感受世界，這是我們的一種“自然”（毛迅插話：本能）趨向。在當代批評中，如何領悟和體現巴蜀文化的氣質，這是一個不容我們回避的重要問題，如果回避了，反倒不正常。
毛迅：毋庸置疑的是，當下的學術研究在長期單一化的生長格局中已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北京情結”，似乎問題的提出、思路的確立、話語表達的方式以及大家讀什麼書、想什麼問題等，都得以北京學界的興趣、動向和評價體係為基準，於是舉國上下看相似的書，想相似的事，說相似的話，並按照同一的考評標準來運作文化，包括巴蜀學者在內的所有外省學人都自覺不自覺地以喪失自己的文化特征和身份為代價來適應中心文化話語的遊戲規則，否則就會擔心被排除在當代中國文化存在之外。
李怡：當我們放棄對地域的真實體驗，我們就放棄了獨立的思想，放棄了思想，也必然會放棄自己的語言，在這個時候，你對世界的真實理解也就無從談起。
毛迅：以語言學的立場看，普通話文化正在不同程度地稀釋其他的方言文化，相對於古人“和則生物”的文化生態理想，正在訴求“文化多元”的當代中國文化已經陷入了一種令人悲哀的悖論之中。站在普通話文化的立場上，有人認為阿來《塵埃落定》的成功得益於一種“詩一般輕是的語言”。其實，如果阿來沒有一種幾乎被漢語文化淹沒了的本土視角，沒有對土司文化的獨特發掘和體驗，《塵埃落定》被關注的價值還會剩下多少呢？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如果郭沫若丟棄了四川人特有的執拗、浪漫、超越感與靈性，也就不會有《鳳凰涅槃》、《天狗》這樣的火山爆發式的詩歌書寫。從本土的人和事，到本土的話語，再到本土的性格，直至本土的文化精神，這種層層深入的本土文化結構，在今天幾乎已被普通話方式削平到隻有本土的人和事這一個表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