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紅包，看病最熟悉的環節
給醫生送紅包，成為患者與醫生之間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不送紅包，似乎成了反例，一旦被媒體發現，還會被當作典型大肆宣傳。
2009年6月公布的《中國家庭育兒方式研究報告》顯示，在隨機訪問的1227位孕婦和0—6歲孩子的媽媽中，送紅包現象非常普遍。最高5000元，平均619元。全國每年有超過1000萬的新生兒，其中有249萬產婦派送紅包，以平均數619元計算，每年婦產科醫生、助產人員的紅包收受金額高達14.856億元，相當於2008年３個北京首鋼的利潤。
《金陵晚報》的一位記者在2010年通過明察暗訪大致了解了南京醫療界的紅包行情：腦外科、胸外科等大手術： 1000元起價，主任醫師2000元左右，知名專家3000—5000元；膽囊、闌尾等小型手術： 500—1000元；產科醫生：剖腹產400—2000元左右，順產500元左右；慢性疾病： 1000—5000元（根據疾病及醫生的不同，多半會在不同的時間分次送出，一般一次200—500元）。
明明醫生救死扶傷是職業操守，他們拿著工資，就應該遵守職業道德，履行醫生職責，盡心盡力治病救人，為什麼患者還要額外“嘉獎”醫生？
患者給醫生送紅包，不外乎兩種情形： 一是表示謝意，二是花錢買平安（醫德）。
醫生妙手回春挽救了家人的性命，即使在其職責範圍之內，表示感謝也無傷大雅。如果數目不算誇張，與去餐廳等服務場所裏給服務員的小費沒有太大區別。恐怕，沒有人會因為服務員以理所應當的表情收下小費而破口大罵，稱其敗壞社會風氣。而表達的意思也不過是“區區禮物，不成敬意，略表心意”罷了。此時的紅包，與古時敲鑼打鼓大肆聲張地送一塊“醫德高尚，妙手回春，醫術高明，華佗再世”的牌匾異曲同工。
第二個理由花錢買平安就複雜多了。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從眾效應，指的是個體迫於真實或臆想的群體壓力，在認知上或行動上以多數人或權威人物的行為為準則，進而在行為上努力與之趨向一致的現象，既包括思想上的從眾，也包括行為上的從眾。大家都送了，你送還是不送呢？你堅持“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拿身體健康做賭注。萬一你碰到的醫生見錢眼開，偏要給你這個“忤逆者”一個教訓，你還敢堅持你的原則嗎？
而且，時有耳聞的醫療事故，在某種程度上也降低了整個醫療群體的信譽度和美譽度。
5個月大的徐寶寶在南京市兒童醫院不治身亡，在其病情加重期間，值班醫生無視家長苦苦哀求，還玩遊戲；湖北通城中醫院給84歲的老人動手術時，陰差陽錯，右腿骨折，左腿動刀；四川內江張厚明車禍受傷，內江市中醫院醫生在其未死亡的情況下，倉促做出死亡、“就地處理”的病情判斷……
據國家衛生部門的統計顯示，全國遭遇“醫鬧”的醫療機構有80%；在醫療糾紛發生後，發生過患者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事件的醫院有70%以上；遭遇過患者死後家屬在醫院內擺花圈、拉橫幅、設靈堂等情況的醫院也有60%。
醫院與醫生的信譽嚴重縮水，誰也不能保證下一個醫療事故會不會再發生。提高醫院與醫生的責任感，顯然不能僅靠“醫德”，任何對道德的約束隻能依靠社會歧視，但社會歧視並不具備多大的殺傷力。用腳投票與吐口水，也很難促使醫生迫於社會歧視壓力，將自己拔高到“白衣天使”的道德高度上。
具體到個人，你軟硬兼施，給醫生戴道德帽子或進行製度、法律的“恐嚇”，到底有多少效力，你心裏沒有底。最直接也最可能有效果的“花錢買醫德”，成了一部分人最心安的選擇。送醫生紅包，他們就會在值班期間兢兢業業，不玩遊戲，在進行手術時也會更加謹慎，不會犯“左腿骨折，右腿動刀”的低級錯誤了。因為父親患冠心病住進三甲醫院實施心髒搭橋手術，“不送紅包會心不安”的兒子給每個與手術相關的醫生都送了紅包，主刀醫生2000元，副手1500元，普通醫生1500元，連當班護士也塞了600元。
拿人手短，一些習慣了以冷漠示人的醫生，在收了紅包後可能就不會理直氣壯地把慣常的冷臉拿出來，對患者的病情可能會多關注一些。但對於醫生來說，收取紅包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且拋開道德的拷問，如果手術不成功，患者病情沒有出現好轉，恐怕家屬就會和醫生撕破臉皮鬧了。一旦潛規則被曝光，不管眾人如何默認這個潛規則，醫生也難免被戴上“缺少醫德”的帽子在社會輿論中遊街，情節嚴重的還有可能被迫脫下白大褂。為一時紅包之利，丟人又丟職位，這就得不償失了。盡管收取患者紅包，也有風險，但紅包現象仍然大行其道，難道是因為部分醫生“錢迷心竅”？
醫生工資低，相對剝奪感嚴重是首要原因。在政府的價格管製下，醫生和護士等醫療工作者的工資很低。如果一個醫生向你抱怨，醫療行業也是個清水衙門，你大概會覺得他是無病呻吟。事實上，受製於政府價格管製框架的醫生工資，的確不盡如人意。“手術刀不如剃頭刀”並不是空穴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