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魏麗惠提供給我們這樣的工資數字：
比如說做闌尾炎手術，國家明文規定，一台闌尾炎手術費的技術費是155元（不包括藥品、紗布、一次性耗材）。但一台手術，不可能由一個醫生完成，至少需要兩個醫生完成，還需要麻醉醫生和護士。護士又是兩套班子，分為手術室護士和回病房的護士。真正癌瘤手術大概需要1200—1800元錢。心髒手術費貴，貴在導管錢。骨科手術貴，貴在釘子和人工關節的錢。所以大家老在外麵看醫院費用很貴，但醫生的價值沒有真正體現。
在一個高級理發店，理個發還需要50元甚至上百元，而且理發隻需要一個理發師和助理，無需動用更多的人力。即使做一個看起來不大的闌尾炎手術，也需要大動幹戈，155元技術費並沒有真正體現醫生的技術價值。公立醫院的價格管製，導致醫生的工資偏低。民間醫院十二分願意給醫生高工資，無奈民間醫院不景氣，數量少，品牌知名度不高，有些還有壞名聲，醫生也不會輕易去蹚民間醫院這個渾水。
如果是同行競爭者如雲，一片紅海，為在爭奪消費者來本院消費醫療服務中搏出位，倒也情有可原。相反，醫生處於絕對壟斷地位，由於信息不對稱，患者對自己得什麼病、怎樣治療，幾乎一無所知，隻有醫生才有話語權。同時，中國的醫療市場化不足，醫療資源供給匱乏，很少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患者哄搶專家的現象倒是屢見不鮮。這是醫生在賣方市場的獨家壟斷優勢。
“物稀”，卻不為貴，醫生的不平衡感加劇，免不了“曲線掙錢”，患者又對送紅包樂此不疲，於是醫生也樂得順水推舟，送個人情，讓送了紅包的患者安心，自己也能彌補低工資的缺憾。
一方麵，我們承認紅包現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另一方麵，我們也同樣相信，廣大的醫療隊伍中，還有一大批人與院士鍾南山的想法如出一轍，“收紅包現象極為醜惡，答謝醫生有很多方法。醫生最重要的是得到人們的尊重，而不是物質待遇”。他們一貫堅持醫生良知，卻不得不與業界收受患者紅包尤其是大紅包之人一起背負罵名，身心俱疲，這同樣是社會的無形損失。
老百姓還是喜歡往大醫院跑
對於醫院的感情，可能很奇怪。所以為了解大醫院現狀，記者約訪了江蘇南京鼓樓醫院的鄭明醫生，而周末約訪時就被告之，鄭醫生要參加會診，等到休息日又來了個深圳的患者，直到4天後抽出中午休息的兩個小時才與鄭黎明醫生碰上麵，采訪期間電話不斷，大部分都是患者打來的，詢問各類看病事宜。
中國的醫療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一直努力完善醫療保障製度，促進醫療發展。在1980年代，政府的投入占到30%～40%。在過去三年，做得最成功的事情當屬政府對新農村醫療保險的補助。
鼓樓醫院是南京市大型的公立醫院，2011年，這家醫院的南擴工程投入13個億，建築麵積達22萬餘平方米，是國內醫院中單體建築麵積最大的醫院。此前有數據顯示，國內90%以上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了公立醫院。誠如鄭醫生所說，在十年的行醫過程中，一直都很忙，老百姓還是喜歡往大醫院跑，找名大夫看病。醫保現在可以跨省報銷，加上交通也逐漸便捷，為什麼不去享受更好的醫療資源呢？但是隨著外地人口向大城市湧入，隨著社會老齡化，隨著人們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加，公立醫院依舊上演著門庭若市、不斷擴張住院大樓的好戲，醫療資源繼續過度地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導致公立醫院改革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在10年的時間內，江蘇省的GDP一直穩步上升。2009年，江蘇省召開了全省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工作會議，提出在今後三年，全省各級財政將新增投入418億元，主要用於五大重點項目。可見該省財政在醫療投入上還是積極投入，那麼這些錢砸下去，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否就得到緩解了呢？
2012年的2月16日，記者曾走訪了南京市5家大型的公立醫院，其中不乏江蘇省三級甲等醫院，某科室的專家門診號幾乎都被預約掉，其中一家醫院一天掛專家號的病人數竟高達200人，該醫院辦公室主任也證實，想找名醫看病還真得提前一周預約。
醫療係統內部的人士不止一次表示，關於醫改，不僅是中國，這個難題在經濟總量排名第一的美國也沒有真正解決。不過，中國醫療改革正在探索解決路徑，而這些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和醫療衛生事業的實踐已為此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背著“斂財”罵名的醫院
“救死扶傷”的醫院，很難冠冕堂皇地把“公益性”掛在嘴上了，除了醫生借著“公益性”的招牌，還一如既往地怠慢和給你一張麵無表情的臉，“公益性”打了很多折扣。絡繹不絕的患者，倒是聞到了越來越重的銅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