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京城九君子(1 / 1)

梅曾亮繼姚鼐之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桐城派古文得到進一步弘揚,“四方之士走京師談藝者,舍柏梘(梅的齋號)莫與歸”。京師而外,“桐城之宗被及江浙,而江右,而粵西,而湖湘,飆興雲起,蔚然相望”(張友桐《適適齋文集·序》),足見影響之大。

近代學者李祥於《論桐城派》文中說:“至道光中葉,姬傳弟子僅梅伯言郎中一人。當時好為古文者,群尊郎中為師,姚之薪火由是烈焉,複有朱伯韓、龍翰臣、王定甫、曾文正、馮魯川、邵位西、餘小坡之徒相與附麗,儼然各有一個桐城派在其胸中。”

梅曾亮居京師久,傳授桐古文,奠定了大師地位的同時,也造就了一批魁偉振奇人物;其中餘坤、朱琦、王拯、邵懿辰、張嶽峻、吳嘉賓、陳學受、劉椒雲、馮誌沂九人深得桐城嫡派的學問根底。

餘坤,有詩名而不以此自居,卻常向梅先生討教為文之法,且性格剛淩,疾惡如仇,梅曾亮稱賞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人文相映,使人肅然起敬。”

朱琦,與馮誌沂並門而居,相識最早,交誼尤深,是馮誌沂拜梅為師的引薦人。文章、詩詞、考據與何紹基、張穆齊名,理學修養深厚,持“漢宋兼采”的學術主張,被學界譽為通才。

王拯,崇尚桐城古文,從梅伯言遊,為桐城古文流衍廣西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朱琦、龍啟瑞、彭昱堯等人並稱“嶺西五大家”。王拯才華橫溢,文章“淬厲精潔”,詩詞卓有成就,與馮誌沂交最密,馮認為“少鶴功專力銳”“所業遠勝於餘”。

邵懿辰,道光十一年中舉,授內閣中書,後升刑部員外郎。文宗桐城派,對經學有獨到的見解,且精於目錄學。邵懿辰愛憎分明,不隨流俗,與馮誌沂交厚,又是最能爭論的一對,同仁們稱“位西(邵的字)真鐵人,而馮君乃足儷之”。

張嶽峻,字端甫,無錫人,舉人出身,梅先生親授業的弟子。馮誌沂與之始識於梅先生家,偶讀其科舉文“警歎為非今世人”。評曰:“作詩文,深鬱有奇氣,君齒稍長於餘,餘自謂不及君”。兩家同居下斜街,“暇輒談飲無虛日”。

吳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進士出身,授編修。精治經史,嗜書如命,學古文於梅曾亮,為江西倡導桐城古文的代表之一。時人評其文“博厚而密”,“思致甚幽”。兩人常相隨去梅先生家談藝問業。

陳學受,字藝叔,江西新城人,官禦史,抗直敢言。湛深經學,與陳廣溥並稱“新城二陳”。在梅先生家,馮、陳初見麵就“立談見肝隔”“詩酒亦同癖”,甚為投契。

劉椒雲,又名傳瑩,道光十九年舉孝廉,授國子監學正,馮誌沂的友人王拯讚其“始於文學、聲韻、訓詁,而因以求群經之義理,細及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製,曆代興衰,治亂之故……皆能舉之。”劉還喜藏書,資稟過人,學富五車,尤尚氣節,曾對拜望他的某位狀元說:“一朝可成個富貴財主,一生難養就君子之風”。

與師友們相較,馮誌沂最年輕,世人印象中的“魯川君”,“於財帛不苟取,聲色無所好,一意篤行攻經,肆力於詩、古文,且於刑律尤有心得”。梅先生以詩讚之曰:

清酒一升書一握,醒時即飲醉還讀。

吟安一字脫口難,百轉千繅絲在腹。

西台昔號白雲司,文藻聲塵各異時。

偶把官書似城旦,坐忘恐得大宗師。

——《贈馮魯川》

在同道們看來,馮誌沂自師從梅曾亮,“所業乃日進,用之日知名,世皆知為梅先生高第弟子也”。(清。吳桐雲《馮魯川詩序》)

九個人的共同特點,一是關心國家大事,顧念民間疾苦。二是都有“禁煙”的政治傾向,支持抵抗外敵入侵,反對“和戎”的愛國激情。三是崇尚桐城古文,熱衷學術研討。四是政聲清廉,雅負氣節。五則才華橫溢,學識廣博,為其時以學踐行桐城古文的九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