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道光帝深感妥協退讓帶來的恥辱。二月間，命令大學士奕經任揚威將軍，侍郎文蔚任參讚大臣，再與英軍打一仗，務求必勝，以雪心頭之恨。
毫無軍事常識的奕經，督兵三路，向駐守在浙江的寧波、鎮海、定海英軍發起反攻。結果，三路兵皆潰，奕經、文蔚各奔逃命。
皇帝沒轍了，隻得忍氣吞聲派耆英、伊裏布向英軍求和。英軍豈肯善罷甘休？為了達到侵略的目的，改從長江下遊進軍。當時，朝內以王鼎、潘世恩為代表的主戰派，強烈要求道光帝給林則徐、鄧廷楨複職，重整旗鼓，禦敵於國門之外。
當林則徐因禁煙獲罪，被遣戍伊犁途中，正值河南開封段的黃河決口，王鼎剛剛出署東河河道總督，負責堵塞潰堤，用人孔急之機，王鼎複上疏道光帝，奏留林則徐襄助河工。治河工竣後，又奏請林為河督。是時英國侵略軍正從海上北犯，道光帝怕得罪洋人，仍堅持林發往新疆。
王鼎從河南回到北京，再次向道光帝痛陳割讓香港簽訂協議對國家的危害，還當麵怒斥了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是秦檜、嚴嵩。
四月三十日，馮誌沂的座師，軍機大臣王鼎在屢屢上疏力主抗英，重新啟用林則徐不被采納的絕望中，決定懸梁自盡，以死相諫，於遺折中疾呼：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輕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
王鼎“暴斃”於圓明園的寓所，許多生前友好，同僚屬下紛紛去圓明園吊唁亡靈。
馮誌沂為座師吊喪的頭天，整整下了一夜雨，早上乘轎車去了圓明園，隻見“山樓雲慘淡，石路水喧”的景象，想到座師含恨辭世，林公遠戍伊犁時，心情沉重地發出了“趨走真違性，浮沉轉費才”的慨歎。
王鼎忠貞體國，愛才護才，不惜殺身成仁的烈舉著實令人感動，並激起人們的反省。事後，馮誌沂頻頻遊走於師友之間，指斥奸佞，揭露軍隊不堪一擊的現狀，聯名疏請改革弊政。
梅伯言先生針對沿海防衛暴露出來的問題，提出宜用“近戰接敵”的戰術，反對“築台用炮，以短攻長”。還指出“中國非兵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
餘小坡先生上書萬言，彈劾琦善十大罪狀，痛斥其誤國病民，苟且偷安。
名士張穆深惡政治之昏暗，每在朋友雅會的場合上，激言抨擊。認為清軍屢戰屢敗，不僅僅是本國的艦炮落後，主要因指揮的錯誤和軍隊腐朽造成的。
號稱“諫垣三直”的朱琦、蘇賡堂、陳慶鏞對主和派的一再退讓，英軍的步步緊逼，個個口誅筆伐，“一時文章、言論掉鞅京洛，甚至宰執亦畏其鋒”。（《嶺西五大家研究》）
慶霖同樣是個蒿目時艱的正義之士，鴉片戰爭開釁以來，該人“私憂竊歎”，寫出數百言的敘事詩，直指此戰開啟了大清國的厄運。某些士大夫明哲保身，不敢拋頭露麵，“而君獨大聲疾呼”，以至緣憂憤得病而死。
時至六月，英軍基本摸透了清政府腐敗無能的底細，悍然攻陷吳淞，提督陳化成血戰犧牲。七月陷鎮江，進犯南京。畏敵如虎的道光帝慌忙派耆英、伊裏布去南京與英人議和。
八月二十九日，中、英《南京條約》正式簽訂，主要內容是“割讓香港、五口通商”，並向英國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元。
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以喪權辱國的沉重代價畫上了句號。這年，馮誌沂虛歲二十七，素懷愛國情誌的他，首次遭到巨大的精神打擊，頹然悲歎道：“比來守口欲如瓶，廣坐群嘩常獨默”。意識到自己官卑職微，無論怎樣呼號，終究與事無權，隻能默默忍受著心靈深處的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