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受國恥的歲月，已經過去。馮誌沂仍覺得有不祥之兆在頭上縈繞，一度時期心神恍惚，噩夢連連。
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初，去京西的妙峰山過廟會。妙峰山地處門頭溝，山間怪石嶙峋，古鬆交柯，石徑蜿蜒可至峰巔，上建碧霞聖母廟，相傳康熙皇帝敕封為“金頂”。民間以此感應最靈，香火特盛。那天，他乘籃輿上了金頂，“入寺再拜”，默默祈禱說：聖母慈悲為懷，本人賦命窮簿，幸得護佑，安危無恙，如若以後在杳冥的人生道路上免遭顛越，順暢無虞，必來酬山還願。
朝山禮佛的用意，看似為自己消災免難；其實，他早已嗅到了異樣的政治氣味。
種種跡象表明，朝野內外湧動著一股“穆黨”的暗流，何謂“穆黨”？就是以軍機大臣穆章阿為首的反對“禁煙”的保守勢力。這些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的黨羽，聽不得反麵意見，仇視政見不合者，鴉片戰爭剛結束，便掄起“黨同伐異”的大棒，下狠手了。
是年五月間，文章契友，官任禦史的陳學受（字藝叔）因臧否權貴，指斥奸佞，被視為“狂狷之士”，貶出京外。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餘坤奉旨出守四川雅州，名義上看似風光，實則被排擠出京。臨走前，都中同仁設饌餞別於陶然亭，眾皆舉杯祝賀餘坤有了發揮吏才的機遇。馮誌沂卻意惹情牽，萬般揪心，幾杯苦酒下肚，竟致酩酊大醉。餘坤簡放雅州後，馮誌沂的心情極不痛快，他寫的《送餘小頗先生出守雅州序》中說：“顧自以業不加修而去其資以處者，惝然不能無悵悵。”秋九月，與同僚顧文彬、多山、雲笏遊覽翠微山，山中泉水淙淙，霜風颯颯，鬆桂陰翳，熟玩不厭。站在峻崖上，北眺昆明湖如半環，樓台如粟；俯瞰幽澗，深不見底。他獨坐靜對青山半日，鬱結許久的心結開始化解，乃至頓悟：人事變幻莫測，隻有情誼如青山永恒！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九日，摯友王拯邀請梅曾亮、魏源、朱琦、林昌彝、邵懿辰、馮誌沂集於來鶴山房（書齋名）展示殉國的陳化成的畫像，像為陳化成兒子進京向各界征詩帶來的。大家看了畫像，焚香齊拜，各自“書名卷上，以誌敬仰之意”。
自此以後，王拯屏居於南城的蕭寺內，很少露麵。客觀上，一因喪妻之慟，二因身體有病。其實，王拯是個有血性的愛國之士，麵對外敵入侵，英雄殉難的現實，官場汙濁的風氣，“動多怫鬱憂懣”之歎，產生了思親歸裏的念頭。
十月，王拯以寡姐年老，遠在廣州，不能接來京師贍養，托故開缺。打算先去河南續弦完婚後，南下廣州，接上老姐姐回柳州祖籍，侍奉以終。離京之前，王拯出示了為姐姐畫好的《砧課誦讀圖》囑馮誌沂題跋。當時在側的表外甥程鴻藻悄悄告訴他：“聽人說，王君這次出都，差不多歸隱了。”馮誌沂不太相信，認為王君正值方壯之年，論才氣，足可擔當大任，“伏處山澤為文人以終”，絕非老姐姐撫育其成才的本意，暫避幾年，還會回來的。
初冬，“諫垣三直”之一的陳慶鏞（字頌南），因性格耿直，上疏言事，悖逆了上意，被貶往嶺南。頌南雖為禦史，且工詩，亦精漢、宋之學。梅先生與諸位文友餞送那天，馮誌沂安慰陳頌南說：不要心存“耽隱”之念，聖上定會有想起“賈誼”的時候王拯、陳慶鏞出都不到二年，文友朱琦“便脫朝衫買釣槎”，南歸家鄉桂林。朱琦（字伯韓）性剛烈，有風裁，不畏權貴，更不折節依附。因“屢陳讜議”，惹惱了當軸者，被罷免。
僅僅三、四年的時間，文章契友們逐個遠離了廟堂之高，馮誌沂認為這是國家“懲明之弊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