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三十三歲，屈指已度過了十個春秋的京官生活，原本想公事之餘，努力學些知識，學到滿腹經綸，作為“據此輕王侯”的資本，以提高自己的身價；這些年反而覺得越來越“學非所用”“用非其才”，懷疑自己花費的氣力，是否用錯了地方？寫詩自嘲曰：
草滿空階雨沒扉，庭無車馬吏人稀。
文書映燭牛毛細，簾幕搖風豹腳飛。
閑托微詞聊自喜，靜思吾道豈終非？
十年但索長安米，漫與侏儒較飽饑。
——《夜直》
酒，是他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物，每每想到長期受困於案牘之勞，致使詩文荒疏的窘況，就借酒來消愁。
初秋，餞送出都遠遊的文友時，帶著幾分醉意寫了一首詩：
客至顏一開，客去憂千結。
微風下庭樹，感此初秋節。
退耕生計荒，進取吏才拙。
不及冥飛鴻，背人入寥。
——《初秋》
這首詩顯然帶有幻化的心理思維，而現實呢？是仕途的抑塞，使他不免有些惆悵。結症究竟在哪裏？恐怕他仍沒有參透“十年易一官”的潛規律。許多人認為，京官升遷難是不爭的事實。難道沒有例外嗎？有，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該人為官，十年七遷，青雲直上，與宰執穆章阿的提攜不無幹係。當年，曾國藩考進士，穆任大總裁，有師生之稱。穆官軍機大臣二十年，多次擔任會試大總裁，門生故吏遍布京城內外。
反觀他的那兩位座師王鼎和潘世恩，一稱“狀元宰相”，一稱“帝王師”，名望不在穆章阿之下。但在鴉片戰爭前後，都主張“禁煙”，力挺抗英，強烈要求起用林、鄧，甚至嚴彈穆章阿誤國，屢忤聖上旨意。
馮誌沂未必倚靠兩座師為進身的後台，但在穆黨的眼裏，他敢於反對妥協投降，夥同言官指斥時政，絕對與王、潘這兩個人的影響分不開。殺雞焉用宰牛刀？以後專挑你的毛病說事，阻滯你的仕進，下麵有個小插曲也許言中。
他一貫堅持勤政守職，廉潔自律的操行，主秋審必秉公執法，“持推論不肯唯阿”，贏得了好聲譽，卻也得罪了部分人。某上官曾陰沉著臉詰問：皇帝與上大夫說話都和顏悅色，你怎麼總是自恃才高與人頂嘴，能不能謙遜些？他回答：我為普通司員，怎敢與“孔子”比高明呢？（注：孔子做過魯司寇），況且，堂官也不是魯三家（指代專權），我執法隻知公事公論；上官聽了，越發惱火。接著他陽笑說：對不起，又忤逆您了。
當時有幾個同僚擔心他太耿介，不會承順上官，下來提醒他圓滑點，免遭打擊報複。他坦然講了兩個故事給同僚們聽，說：古時候，有個人丟了斧子，懷疑是鄰居的兒子所為，而在掘地時卻發現了，猛然想起是自己埋在地下的。此後，再看鄰居兒子的動作、言行都不像盜竊者了，實在可笑。我難道是那種目隨心亂，毫無主見，唯唯稱是的人嗎？
另一個是，某大國討伐鄰國，聲言不殺小孩，不抓頭發花白的老人，詭稱為“義舉”。如果現在評論這個問題，我認為，伐國就是侵略。非正義的戰爭，美其名曰“義舉”，何其荒謬？原則問題決不能讓步，假如法官不維護綱紀的嚴肅性，辦案馬馬虎虎，是非顛倒，豈不等於自毀天網。本人主秋審十年，敢說抱案冰立，不徇私情，多次平反冤獄，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如果檢察機關認為有問題，進行審查，隨他們的便。
清早期製定頒行的法律法規，距道光朝將近二百年，已不適應當時的社會現狀，漏洞百出，極易被老胥滑吏鑽法律的空子，嚴重的危害著國家的政治根基。馮誌沂在審閱、披覽案牘期間，守正不阿，杜絕通關節，說人情，拒收財禮，毫不退讓地與知法犯法的行為抗爭著，這方麵的棖觸太深了。給友人黃海華的贈詩中寫：“市中有虎洶可畏，田者傷鱗憤堪泣。我亦十年溷郎署，近覺行能愧官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