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怎麼解釋，也隻能是白費唇舌。
隻得無功而返。
當我又一次啟程趕往天津，還在路上心裏就七上八下，坐臥不安，生怕再有個什麼疏漏，又白跑一趟。於是我取出所有的材料，又一次仔細地檢查起來。
待一一過目了，全放心了，仍然又把結婚證單獨挑出來，準備最後再瞅上幾眼。
本來覺得這事已經過去了二十年，當時幫我們辦理結婚證的那位女同誌早該退休了，這次找上門去會很麻煩。誰知回到萍城，找到安源區民政局，向現在負責婚姻登記的同誌說明情況，人家二話沒說，就加蓋了他們的“婚姻登記專用章”。應該說，這次已是萬無一失，不會再有絲毫的問題了！
然而，就在我將結婚證裝回材料袋時，我的目光不經意地從這次加蓋的專用章上掠過的瞬間，又不由一怔。
我發現：結婚證上這次加蓋的公章，與原先的竟然不一樣！二十年前，我和老公去辦理結婚登記時，那時頒發證件的機關還叫“城關區”，所以，結婚證上蓋的是“城關區政府”的大印；十年前，城關區改成了安源區，這次蓋的大印自然就變成了“安源區民政局”；雖然“城關區”也就是“安源區”，現在的“安源區”就是過去的“城關區”，但是兩枚大印畢竟大不相同，到了天津的武清是否又會變成問題呢？
我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
我恨自己為什麼在出發之前就沒發現這一問題！武清方麵如果認可，當然好，萬一不認可，我豈不是又要白跑了一趟？
一路之上，我魂不守舍，不知所措，像生了一場大病。
到了武清公安局辦證大廳，這一次接待我的已是一位中年民警。他在檢查到我們的結婚證時，顯然並未注意到兩枚公章上的差異，看上一眼就通過了。
看見結婚證已被順利通過，我心上一塊沉重的石頭隨之落地。
我正暗自慶幸呢，中年民警卻提出了新問題。這就是，我與老公在年齡上相差很大，老公和小明的年齡相差更大，於是就懷疑到了小明的頭上。
他用狐疑的眼光打量著我：“孩子是你們的嗎？”
我說：“是的。開始我們夫妻都一心忙工作，沒想到要孩子，所以孩子現在還很小。你是懷疑我們在幫別人的孩子辦‘藍印’嗎？”
他說：“反正你們這種情況有點複雜，局裏可能還要調卷。”
我感覺受到了侮辱，語氣也變了：“需要單位來證明嗎？你們想調就調吧，沒人阻攔！”
他沒有理睬我。
在審查到戶口本時，又發現了一個問題，他問：“孩子的籍貫怎麼隨了母親呢？按規定必須要隨父親的！”
我一個愣怔。如果不是這位民警提到小明的“籍貫”，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這是個問題。盡管戶口本有時也是會用到的，可我對“籍貫”一欄卻是熟視無睹的，覺得它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並不重要。
我隻得耐心地向他說明：“孩子的籍貫你說應該隨父親，但生小明的時候，我還在江西萍城工作，他又是在萍城出生的，所以給他上戶口時，籍貫一欄就按照出生證填寫成了我工作的萍城。”
他不再聽我說明，明確指出：“你必須回原籍公安局把孩子的籍貫改過來，否則不行！”
天哪，這是多大的工程啊！我的頭皮一麻，覺得這事沒完沒了。我馬上意識到，這次不把事情鬧清楚，麻煩就大了，一旦拖將起來，兩地相隔一兩千裏，無休止地折騰下去，不說花銷，時間和精力也耗不起！
這時我想到了那句時尚的民謠：“公章蓋有碗口大，不如熟人一句話。”
無可奈何，我隻得離開辦證大廳，給北京的朋友們打電話，打聽誰有天津方麵的熟人。還別說，湊巧得很，一位朋友的朋友就曾經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過，於是在他的幫助下，我找到了武清公安局戶政科的黃科長。
有了黃科長的關照，再回到辦證大廳，一切都變得簡單了，也再沒有任何問題了。
終於，曆經艱辛，我們總算為小明鋪出了一條理想的“高考通道”，我和老公竟都覺得比自己完成任何一部作品還有成就感。
但是，有了天津的“藍印戶口”，是否就真的為小明鋪出了一條理想的“高考通道”呢？小明小學沒有畢業，離高考還太遙遠，我們也就沒去深究。即便想深究，在政府信息尚不完全透明的今天，誰又能做到萬無一失的預測呢？
總之，我們當時是十分樂觀的。
我發現小明原本清沏明亮的目光，在夜色中變得灰暗而又迷懞，我相信，在他的目光裏這個世界已經因為出現了傾斜而不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