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真要去看被砸壞的房子，那男人就顯得有點不太高興，對黃女士說：
“你的兒子膽子最大！警察來的時候那兩個孩子都嚇哭了，隻有你兒子一點不在乎！”
黃女士不理他，堅持要看砸壞的房子。
那男人隻得帶著大家來到一個水泥平台上，原來他說的所謂的“玻璃房子”，其實就是一處典型的違章建築。那是他在兩幢樓之間的空地上搭出的一間塑鋼廚房，頂部鋪的是透明瓦，頂篷上的透明瓦確實破了一個洞，但那洞也不像他說的有“鬥篷大”。
看了後，盡管感到事有蹊蹺，我還是對那男人說：“我們幾家會商量解決的，看看是請人過來維修，還是賠錢。”
那男人卻帶有威脅的口氣說道：“都已經驚動警察了，我有什麼不放心的？”
回來的路上，黃女士氣乎乎地對我說：“我老公下午就已經來看過了，並沒有發現砸壞了什麼東西。但這男人太凶，你們不知道，當時三個孩子被他嚇得腿直抖！”
我說：“他帶著警察找到我們家時，說有一個抱孩子的女人當時就在他家，差點挨了一磚頭，他都是逃出來的。我觀察了一下，東東和小明他們從樓上扔磚頭，不可能會扔到他家門口，他這不是當著警察說瞎話聳人聽聞嗎？”
鄧女士也對黃女士說：“看他那個樣子就不是省油燈，你既然和他熟，就先問問他要多少錢，把錢給他的同時要簽一份協議，以防他今後糾纏不休。”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三個孩子也沒閑著，他們跟在我們後麵也是爭辯不休。小明說，那塊給屋頂砸出一個洞的磚頭是丁大鵬丟的，自己隻扔了一些小石頭；丁大鵬卻說，磚頭是王東東扔的，自己不會砸得那麼遠；王東東也不承認自己砸了“玻璃房”，也說自己扔的幾塊碎磚都很小，不可能砸出什麼洞來。
黃女士說：“你們聽到孩子們的話了吧，這男人明明是在訛人！”
我說：“警察都被他找來了，你們不希望他鬧到學校去吧？”
鄧女士也說：“算了吧，咱們就當是花錢消災吧！”
第三天，黃女士給我打來電話，說現在的建材很貴，砸壞的地方沒有一千塊錢是修不好的。她和他討價還價，最後才降到六百塊錢，問我是否能夠接受？
我說：“肯定接受。這人不從我們這裏拿到一些錢，怎麼會善罷甘休呢？”
黃女士歎了口氣，道：“我家東東本來就被周老師劃進了‘差生’，我一直不服氣。這件事要是傳到學校，我不服氣也得服氣，東東不是‘差生’也就成了‘差生’了。”
她又說：“東東就是被丁大鵬這個痞孩子帶壞的。不過我想想也挺好笑，你們家小明是因為丁大鵬惹事生非，又跑到周老師那裏告狀，小明便被周老師罵成‘畜生’、‘不是人’的，現在兩人卻又玩到了一起。要我說，小明被劃成‘差生’，那還是周老師在打擊報複！”
黃女士突然提到“差生”二字，我的心緒一下就亂了。自從周小萍把班上的孩子分成“好生”和“差生”，它就像一個丟不開、斬不斷的惡夢，時時讓我想起，感到心悸，就如同一個傷口，使我即便在最高興、最忘情的時候，也會突然感到刺痛！
周小萍重新調整學生的座位，其後果的嚴重性看得越來越清楚了。被她認為是“好生”的學生家長，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和“差生”們接觸，這些所謂的“好生”也不願或不敢同“差生”們走得太近；而被列入“差生”的孩子們卻漸漸走到了一起，彼此間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多，有的甚至抱成了團。一句古話在此得到了驗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能說小明已經是破罐子破摔，但他確實已經變得不想再看書，不願做作業了，現在居然又同專愛惹是生非的丁大鵬成了“鐵哥們”。
我對黃女士說：“丁大鵬也不是壞孩子。現在小明和他又成了朋友，不僅僅因為兩人都被劃成了‘差生’，而是因為他們都是孩子。孩子不犯錯誤誰犯？
孩子犯再大的錯誤上帝都會原諒，但周小萍不是孩子，她卻在葬送我們的孩子！”
黃女士的手機出了點問題，她問我剛才都說了些什麼？我感到很累，實在不願再說一遍。黃女士仍在追問，我於是說道：“我和老公都不準備讓小明繼續在萍城讀書了，也不準備馬上把他轉到天津去，雖然買了天津的藍印戶口，那是為了他今後的高考；我們打算帶小明到北京去，讓他在北京重新找回自我，到一個不會給學生貼‘標簽’的地方去！”
想讓他在一個有“愛”的環境裏健康地成長，把學習的興趣重新找回來。我現在最關心的已不是他能否成“才”，而是希望他首先成“人”，將來做一個快樂、善良、正直而又能自食其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