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老師聽說我們很快要帶小明去外地讀書了，就約我們夫妻到左岸咖啡廳去坐坐。我去的時候，他早已到了，見隻來了我一人，便問：“你先生呢？”我說，不湊巧，他去北京開會了。
包間在二樓，臨窗，萍城引為驕傲的秋收起義廣場近在咫尺，一覽無餘。
那天，多雨的萍城又下起了小雨，高高聳立著的秋收起義紀念碑，在濛濛的細雨之中變得夢幻般的似有若無。
鄭老師開門見山地問我：“你們要帶小明回合肥讀初中？”
我說：“不，去北京。”
他顯然沒有想到，說：“那好啊！北京的教育環境肯定比任何地方都好。
北京又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小明去那樣的地方讀書，是太有福氣啦！”
不過，他沉吟了片刻，又說：“北京應該比較重視素質教育。但是我想，如果現在的這種高考製度不變，恐怕哪個地方的學校都離不開應試教育，最後還是要靠分數說話。”
我說：“我現在已經不去想那麼多了。小明小的時候，是個病秧子，大病小病不斷，我每天提心吊膽，生怕他會突然夭折，那時候，我對他沒有任何要求，隻希望他能夠平平安安地長大，活得健康快樂，我就知足了。後來他身體變好了，開始上學了，我也就身不由己地像所有的家長一樣望子成龍，成天盯著他的學習，關心他的考試成績。盡管對某些老師的一些做法非常反感，卻還是主動積極地配合，自覺不自覺地成了應試教育的‘幫凶’，結果既累了自己，也害了孩子！”
鄭老師不無感慨道：“我們當老師的，不少人其實也是心裏揣著明白，每天都在幹著糊塗事。我們知道對一個學生來說重要的不是掌握知識的多少，而是獲取知識的能力，學習的真正目的是完善自己的思維模式，而現有的教育顯然是不利於創造精神培養的。轉型期的中國教育理念的混亂是可想而知的，過去遵循蘇聯的那一套被拋棄了，西方開放式的教育又予以排斥，傳統的‘忠孝仁義’也受到批判，總之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教育係統究竟改變了什麼？
我們不知道，能夠看到的就隻有無處不在的應試教育，分數至上！”
我認同他的這種看法，於是說：“我和老公雖然為小明辦理了天津的‘藍印戶口’，將來他可以去天津參加高考，但我們還是決定讓他先去北京讀兩年書，看中的就是北京重視素質教育，想讓他在一個有‘愛’的環境裏健康地成長，把學習的興趣重新找回來。我現在最關心的已不是他能否成‘才’，而是希望他首先成‘人’，將來做一個快樂、善良、正直而又能自食其力的人。”
這時，鄭老師突然向我提了一個問題：“你覺得小明在南小的這幾年，是在浪費時間嗎？”
其實，這個問題我和老公已不止一次地討論過。想到這一點，就很痛苦，所以我肯定地說道：“問題恐怕比‘浪費時間’要嚴重得多。因為這幾年正是小明人生中可塑性最強的一個時期，對他今後人格與性格乃至品格的影響，都太重要了，但他卻在這段時間受到了不應有的傷害，我甚至不知道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夠使他完全康複。我這樣講，並不是因為小明是我的兒子，我就把問題的嚴重性誇大了，不，不是。最近我看了一本有關陶行知的書，看完之後心情很沉重。陶行知特別強調一個人小學教育階段的重要，在他看來，小學老師，小而言之，會影響一二十、一二百個孩子的成家立業或變成敗家子；大而言之，‘全民族的命運都操在小學老師手裏，所以小學老師的好壞，簡直可以影響到國家的存亡和世運治亂！’”
鄭老師聽了，望著窗外綿綿不斷的細雨，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教育本質上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事業。陶行知先生也是我尊祟的一位大教育家。他認為教育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真教育是心心相映的活動，惟有是從心裏發出來的，才能打到心的深處；教師的一言一行，都要修養到不愧為人師的地步，老師稍不檢點，就會對學生產生意想不到的不良影響！”
我想到小明同學的所有家長，以及小弟和弟媳，這些日子都在為能夠讓孩子進入一所重點初中而奔波，我說：“現在真正需要拯救的，不是小明，而是這種摧殘人性的反教育的教育體製！九中現在成了許多家長夢寐以求的重點初中，那裏的情況究竟怎麼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