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連連搖頭：“你想能怎樣？惟一的區別，它是初中，我們是小學，卻是一個模子出來的。教育計劃和教育方法基本上大同小異，學生都被培養成應對考試的機器。家長們都認為自己的孩子進了重點初中，將來的中考和高考就都有了希望，卻不知道，進了重點初中，哪怕就是今後進了重點高中的孩子，其中的絕大多數也不過是在‘陪讀’而已！”
“陪讀？”我心裏一動，不知鄭老師為何突然說出了這樣兩個字。
這兩個字，其實大家都不陌生。在古典文學和古代戲劇中，常常可以看到有錢人家的少爺、小姐，讀書的時候身邊總陪伴有書童或是丫環；現在有錢或有權人家的孩子或是夫妻的一方出國留學，其父母或是愛人陪同前往，都被稱作“陪讀”。
我問鄭老師他指的“陪讀”是什麼意思？
鄭老師說：“小學階段不允許學校分‘快班’和‘慢班’，但老師都會去抓班上那些學習成績突出的‘尖子生’。尖子生能有多少呢，一個班也就隻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這些孩子天生就愛讀書，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會是老師眼裏的‘好學生’；同時，一個班也會有同樣比例的學生，天生就不愛讀書，或不會讀書，被看作是‘差生’。處於中間狀態的學生總是占了大多數，這大多數‘不好不壞’的學生，老師的責任心如果強一點，愛心多一點，肯主動拉扯一把，有些人可能就上去了，不拉也就下去了。問題是，今天又有多少老師能夠像陶行知說的那樣，‘為了苦孩，甘為駱駝，於人有益，牛馬也做’，願意付出心血伸手去拉扯這部分學生呢？所以我說，被老師看重的‘尖子生’總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的學生其實都是在為他們‘陪讀’！”
我感到震驚。
但我又不得不承認，鄭老師的這種分析很有道理，而且很深刻。
鄭老師接著說：“這種情況到了中學階段就更為嚴重。為了抓出學習成績，萍城幾乎所有中學都分出重點班和普通班。學校也隻會重視重點班，重視少量的‘尖子生’，為他們配備最好的老師，讓他們享受最優惠的教育資源，而普通班的孩子就同樣都淪為了陪讀！”
我說：“真的沒想到一個現在還是中小學生的孩子，就要麵臨如此森嚴的等級製度，如此殘酷的社會競爭，又是如此可怕的人為歧視！”
鄭老師馬上說：“真正觸目驚心的還是中國應試教育的‘終端’——高考。
比如數年來一直保持著優異高考成績的河北省衡水中學，現在的應試教育已經被他們發揮到了極致。走在校園裏，你隨處可見‘為夢想浴血奮戰’、‘血戰精神與我同在’和‘今日瘋狂，明日輝煌’的標語；網上曬出的高三學生所做的試卷竟高達兩米的圖片。可以說，這是中國教育缺乏公平所致的極端案例。他們宣揚的是可怕的暴力，激發出的是孩子們非理性的瘋狂。
我在想：這還是陶行知眼裏的學校嗎？它與陶行知倡導的“教育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理念，相去何止十萬八千裏！在這個物性崛起、人性矮化、道德失序的時代，重溫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會使人變得清醒。
我說：“接受這種變味教育的孩子，就是考上了大學，又能怎樣？畢業後就是找到了工作，又能如何？其實，許多會讀書的孩子，也隻是在讀死書，甚至可能隻是‘書蟲’，他們走進社會以後未必就依然優秀，說不定將變得處處不適應。就像一份‘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示，絕大部分高考狀元的職業發展實際情況與社會期待都相差太大，這些曾風光一時的‘高考狀元’，工作以後幾乎沒有幾個人最後成為行業中的‘頂尖人才’；而那些看似不會讀書的孩子，卻可能具備其他方麵的天賦，有很強的動手能力或是有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他們到了社會上往往會如魚得水，甚至成為出類拔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