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一生的光輝業績和卓越思想，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和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大釗的名字是同北京大學相聯係的。他的革命活動是從北大的“紅樓”、北大圖書館開始的。他在北大培育的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主要發祥地之一的光榮革命傳統，已成為北大師生的驕傲，並為之堅守不渝，發揚光大。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楷模，是值得後人永久紀念和學習的。
矢誌於民族解放事業
1889年10月29日（農曆十月初六），李大釗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幼年蒙師為其取名耆年，字壽昌，後改名大釗，字守常。
李大釗幼失怙恃，其父李任榮（1867—1889）在他出生前即因肺病早逝；母親周氏（1865—1891）也因喪夫哀傷過度，在生下他一年多後離開人世。正如他後來在《獄中自述》中所寫的在繈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姐妹，孤苦伶仃，靠垂老之祖父撫養，相依為命。祖父李如珍（1827—1907）早年考取過秀才，後行商，置有房產土地，屬小康之家。李如珍作為一個讀書人，有著強烈的科舉仕途、光耀門楣的傳統觀念，這時他則把這種希望寄托在孫兒身上，既撫愛有加，又嚴加管教。
李大釗自幼聰穎好學，從三歲起就學著認字，四五歲開始讀蒙學課本，七歲入私塾讀四書經史，屢經當地名師指教。所有教過他的老師，都交口稱讚他的勤奮求學精神和取得的優異成績，誇他是嗜讀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品學兼優。近年發現的李大釗九歲時（1898年）書錄亞當·斯密《富國策》部分譯文的墨跡，萬餘字的抄錄均正楷小字，工整端正，運筆熟練。這不僅是李大釗童年刻苦學習的寫照，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戊戌維新運動對這個冀東鄉間的影響。我們可以從這個抄錄的墨跡中看出當時李大釗幼小心靈追求的端倪。
因為家中缺少人手，同時當地也有早婚習俗，李大釗十一歲那年同本村趙紉蘭結婚。趙紉蘭（1882—1933）是一位賢惠熱誠、樸實正直的農村姑娘，比李大釗年長七歲。在李大釗上學期間，她獨自操持家務，典當挪借，供應丈夫求學。李大釗對她十分敬重，彼此感情真摯。在北京共同生活期間，她深明大義，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生涯。李大釗犧牲後，她含辛茹苦擔負起培育六個子女的責任。1933年參加李大釗葬禮後不久，含憤病逝，合葬於李大釗墓。
1905年，李大釗到永平府應試，雖然考中秀才，但因清廷停辦科舉，遂考入永平府中學就讀。在這所新式學校裏，他開始接觸新學，攻讀文史數理和英語，並在課餘廣泛捜尋傳播新思想的書刊，尤喜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時論文章。少年時期欽慕文天祥、洪秀全等英雄人物的朦朧的愛國思想，這時有了比較清晰的憂國痛時的熾熱感情，開始了對救國拯民願望的理性思考。他在這裏結識了熱血青年蔣衛平，倆人誌同道合，引為知己。1910年蔣衛平在東北黑河地區為捍衛祖國領土主權而慘遭沙俄殺害，其時已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李大釗，聞訊悲慟萬分，賦詩哭亡友，同時也抒發了自己憂慮國運的激烈情懷。詩雲：
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靈沈漠北，經年骸骨冷江頭。
遼東化鶴歸來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萬裏招魂竟何處？斷腸風雨上高樓。
1907年，當李大釗所在的班級即將畢業之際，他已不滿足於中學學堂的教育，決計另辟新徑求得深造，以施展自己報國之壯誌。正如他後來所追述的：“感於國勢之每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這年暑期，他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這裏，他從預科到正科度過了六年的學習生活。
在這期間，青年李大釗目睹了辛亥革命由勝利複歸失敗這一偉大的曆史事件，這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他的老師白毓昆因參加灤州起義不幸被捕，就義時立而不跪，昂首怒斥敵人：“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毓昆烈士為共和流血犧牲的革命精神和壯烈事跡，給李大釗以深刻的影響，他一直懷念這位為革命獻身的老師，多年後仍一再在文章中表示他的景仰之情。這時的李大釗已有較多機會了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廣泛地接觸了社會，這使他更加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和人民大眾的苦難，政治思想日趨激進。1912年11月，李大釗與同學見到日本人中島端所著《支那分割之運命》一書，他與同學“休於亡國之痛”，憤而寫出數萬言駁議文字。他們將該書全文譯出並逐章逐句加以批駁，“字字皆薪膽之血淚”，以冀“為國人當頭之棒，警夢之鍾”。此書一出，立即風行全國。同年冬，李大釗為籌辦北洋法政學會的刊物《言治》雜誌來到北京。在京期間，他接觸了中國社會黨，結識社會黨北京部主任陳翼龍（後被袁世凱殺害），並經曹百善介紹加入該黨，後曾任社會黨天津支部幹事。《言治》雜誌於1913年4月創刊，李大釗作為北洋法政學會的編輯部長，成為該刊的主要撰稿人。青年李大釗思想敏銳，文筆流暢，時人稱“其文章渾厚磅礴為全校冠”。他在校期間先後寫的《隱憂篇》和《大哀篇》兩文，對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國造成的政治局麵表示了深切的“隱憂”和“哀痛”，揭露了這種假共和真專製的實質。
1913年6月，李大釗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幾年的學習，如他後來在《獄中自述》中所說：“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誌趣亦日益騰高”。這進一步堅定了他“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913年夏，李大釗來到北京，一度主編《法言報》。此時正值“二次革命”失敗，李大釗對辛亥革命的結局甚為失望，深感為救國仍須作學問上的準備，於是在湯化龍等人的資助下，這年冬東渡日本留學。出國前夕，他借憶念在軍中的友人郭厚庵，寫下了抒發自己無限關注祖國命運的愛國詩章：
班生此去意何雲？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國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說嶽家軍。
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
無限傷心劫後話，連天烽火獨思君。
他後來曾記述了這次去國東渡的情景曩者去國，航海東來，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望三韓故墟，追尋甲午覆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淒淒埋恨於其間者。感時傷世，無限惆悵。至東京，參觀其陳列館，見到虜自中華之寶物，“莫不標名誌由，誇為國榮”，使他“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這一切，都極大地激發了遊子的愛國情懷，砥礪國人“一經創辱，痛自振勵，起未死之人心，挽狂瀾於既倒”。
1914年9月，李大釗未經預科直接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本科學習。他在這裏廣泛地閱讀了中外文的社會科學著作，並開始接觸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
留學日本期間，李大釗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除了勤奮攻讀外，還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組織反日倒袁運動。1914年11月，李大釗在《甲寅》月刊發表了《國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分子，矯稱國情，製造輿論，企圖集權稱帝的陰謀。1915年1月，日本利用袁世凱急於稱帝的野心，向袁世凱提出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作為支持他稱帝的交換條件。消息傳出，舉國憤怒。留曰學生更是情緒激昂，成立留日學生總會，公推李大釗為文牘幹事，起草抗議通電。李大釗慷慨命筆，“泣血陳辭”，六千餘字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痛陳亡國慘禍迫在眉睫，呼籲全國民眾奮起自救，他寫道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於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與國同盡耳。這篇通電，迅速傳遍全國，鼓舞和推動了國內的反日愛國鬥爭。這時，他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
不久，留日學生總會解散，李大釗仍堅持鬥爭。5月9日，權欲熏心的袁世凱，竟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脅迫下，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條”。6月，李大釗編印了《國恥紀念錄》，並發表《國民之薪膽》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在於斷絕根本興複之生機，毀滅國家獨立之體麵，使我永無自存圖強之實力。激勵國人堅持鬥爭到底。這時，袁世凱複辟帝製活動公開化，國內討袁浪潮日益高漲。1916年初，在國內討袁鬥爭的推動下，留日學生恢複了留日學生總會，李大釗被推舉為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並主編機關刊物《民彝》。1月底，李大釗因聯絡討袁事回上海，滯留兩周返回東京後，竟被學校當局以“長期欠席”為由除名。這時離畢業僅幾個月時間，李大釗不計個人得失，傾全力從事討袁鬥爭。他與留日愛國知識分子一道發起組織神州學會，這個團體得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的支持，團結了一批留日學生的骨幹分子。5月間，李大釗在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後，立即啟程回國。經過留學日本兩年多的充實、探索和實際鬥爭，使他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
李大釗在反袁鬥爭中的突出表現，使他在國內思想界成為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回國後不久，他立即投入了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1916年6月，他應湯化龍等的邀請，到北京辦報。他擔任總編輯，並將報紙取名為《晨鍾》。在8月15日出版的《晨鍾報》創刊號上，李大釗發表了《〈晨鍾〉的使命》一文，明確指明：“《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文章對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青年所以貢其精誠於吾之國家若民族者，不在白發中華之保存，而在青春中華之創造”。
與此同時，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二卷一號上，李大釗發表了他在留日時寫就的《青春》一文。這篇文章氣勢磅礴，才氣橫溢，以活躍的辯證法思想，充分論證了“再造青春中華”這一曆史的要求，號召青年“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同前文一樣，它以特有的青春力量，極大地激勵了中國青年為創造“青春中國”而鬥爭。
李大釗以極大的熱情，以《晨鍾》為陣地，大力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猛烈抨擊軍閥政治。而他的這些思想激進、筆鋒犀利的文字，卻引起了實際控製這張報紙的研究係政客的不滿，時加掣肘。李大釗無法忍容這種現象，同時他對這些政客日益暴露出來的依附軍閥的麵目，也十分鄙視。這樣，他在艱辛創刊二十多天後，就於9月5日憤而辭職，毅然離開了他曾經寄予厚望的《晨鍾報》。此後數月，他“天天讀書和研究問題”，並為《憲法公言》、《言治季刊》等撰稿。
1917年1月，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李大釗應邀參加編輯工作。這時正值一班封建遺老遺少掀起尊孔複古逆流，要求定孔教為“國教”，鼓吹以孔孟倫理為立國之精神，而《憲法》草案也公然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因而新文化運動的鬥爭鋒芒便集中指向了維護封建專製的孔子學說。李大釗不顧章士釗的勸告，以《甲寅》日刊為陣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在日刊上發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十分深刻地指明批判孔學的目的，他說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製政治之靈魂也。“把文化思想上的反複古同政治上的反複辟聯係起來，認定”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
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李大釗在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他這時的政治視野也不能不受到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曆史局限；他雖然提出“再造青春中華”這一振聾發聵的主張，但仍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李大釗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他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過：“時至今日，術不能製，力亦弗勝，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勳再演複辟醜劇時，他不得不避走上海，在“淹滯滬濱”期間，他“百感交集”，慨歎十餘年“流離轉徙”，卻還未能看到光明的前景。這種心情正如他在一首贈友人詩中所表露的：“一代華聲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但是，這種看似消沉的心態，卻既反映出五四一代先進分子對過去種種努力仍無積極結果的深刻反省，也蘊含著他們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釗是一位對於理想“期於必達，勿稍怠荒，月異歲新，與時俱進”的人，他仍在痛苦中繼續求索著。早在留日時寫的並發表於1916年5月《民彝》創刊號上的《民彝與政治》一文，在對中國出路問題的思考時，提出“惟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製度為其形質”的設想，雖然仍以西方議會政治製度為模式，但同時又提出這種“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相信若“其不良、其當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製，決非退於專製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這種對西方政治製度的懷疑和對未來社會必定進步的信念，為他接受科學的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礎。1918年5月，李大釗在經過自己深沉的觀察與思考後說：“中國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現象。舉國的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是覺得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階級，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靈性”。
李大釗發出“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的呼聲，這確是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它也將由曆史的發展給予正確的回答。
任職北京大學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引進了陳獨秀等一批新派人物。經過革新，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李大釗把這時的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燈塔”，心向往之。這年11月，經章士釗之薦應聘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章曾對此回憶道時校長為蔡孑民，學長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
李大釗一入北大，就以他的道德文章和在實際鬥爭中的傑出表現，逐漸成為北大以至整個思想界一麵最先進的、最有影響的旗幟。章士釗在回憶中繼續寫道守常先充圖書館主任，而後為教授，還有一段可笑之回憶。蓋守常雖學問優良，其時實至而聲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之鍍金品質，獨守常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誌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初於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緒，了不厝意。由今觀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之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強，其誠摯性之感人深也。這一頗為生動的描述，雖比喻不盡確當，但卻也可以從一個側麵看作是李大釗一生最重要的這個曆史時期的寫照。
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至1922年12月改任校長室秘書止，前後達五年之久。原來北大圖書館藏書少，設備差，製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頓學校時，很重視圖書館的建設；李大釗主事後，製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圖書管理借閱製度，並從國內外購進大量圖書，其中有許多是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書籍和一批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獻。1918年10月，圖書館遷入了沙灘紅樓一層新址，李大釗在這裏開辟了二十一個書庫和六個大閱覽室。李大釗非常重視圖書館的作用，指出古代圖書館不過是藏書的地方，而“現在圖書館是研究室，管理員不僅隻保存書籍，還要使各種書籍發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質”。這就從理論上說明了現代圖書館的性質和作用。經過李大釗的大力整頓，圖書館麵貌煥然一新，成為宣傳新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許多進步學生經常在這裏聚會，向李大釗請教問題，共同商討革命工作。
李大釗進入北大不久，就參加了《新青年》編輯部的工作。《新青年》雜誌原是由陳獨秀一人負責編輯的。1918年1月編輯部改組擴大，李大釗和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魯迅回憶說我最初首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這樣，就以《新青年》編者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勇於革新的新文化陣營。在這期間，李大釗繼續撰寫文章，宣傳新思想，同時對企圖摧殘新文化運動的舊勢力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在五四前夕發生的新舊思潮的激戰中，李大釗著文尖銳揭露和猛烈抨擊了封建衛道士林紓對北大、對新文化運動的惡毒攻擊，他滿懷信心地說：反動勢力斷不能摧殘真正覺醒的青年們的精神，滔滔滾滾的新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擋不住的。
1920年7月8日，北大評議會特別會議決定將“圖書部主任改為教授”，因而學校又聘請李大釗兼任史學、政治、經濟等係教授，同時他還在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兼過課。他先後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史》、《女權運動史》、《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他受聘為教授後，還連續四年當選為評議員，參與作為北大立法機構的評議會工作。
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期間是一位十分活躍的核心人物，他廣泛參加校內外的各種社會活動。1918年6月，蔡元培在北大發起組織了進德會，李大釗加入為甲種會員，並當選為糾察員。進德會是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的，這個組織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上層社會道德墮落、生活腐朽的不滿，對北大部分知識分子個人道德的提高產生過較好的影響。1919年初，李大釗還同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了學餘倶樂部，以求“學餘間藉以聯絡感情交換學識為宗旨”，由會員捐助購置書報，布置古物和美術品展覽，組織詩社、詞社等。其他如發起成立北京大學教職員會、賑災會、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俄國災荒賑濟會，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非宗教大同盟等，李大釗也都列名其間。
1918年6月，李大釗參加發起籌備建立少年中國學會，並被推舉為《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翌年正式成立。北大社團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毛澤東、黃日葵、高尚德、許德珩、朱自清、楊鍾健等，在李大釗邀約下都參加了這個學會。少年中國學會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這個學會成員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分化。
李大釗在北大工作期間，是一位最受學生愛戴和歡迎的導師。他熱忱支持和指導學生的各種進步活動，並曾擔任過北大學生事業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1918年10月以北大學生為骨幹成立的國民社，一開始就邀聘李大釗為導師。它創辦的《國民》雜誌，具有明顯的反帝愛國色彩，積極關心政治。李大釗熱心為它撰稿，他的重要文章《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就發表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上。在李大釗的關心和指導下，它的許多重要成員，如鄧中夏、許德珩、黃日葵、高尚德等，在五四運動中起到了中堅的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同年12月，北大文科一部分學生發起成立了新潮社，李大釗也被聘為顧問。新潮社創辦的《新潮》雜誌在反對封建文化思想、提倡新文學方麵，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新潮社以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為主要骨幹，較多地受到胡適的影響，在政治上傾向改良主義；但它也受到李大釗的積極影響，在五四運動中仍起了較好的作用。而1919年3月由鄧中夏等發起成立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它的主要成員與李大釗的關係更為密切。講演團雖然是以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即“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為宗旨，但在李大釗的影響和指導下，深入郊區農村，這對促進五四時期北大青年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大釗嚴以律己，誠懇待人，無私奉獻，助人為樂，贏得了青年學生的深深敬重。他平常“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每天步行上下班，而他任教每月的薪水一百二十元，卻有一多半被用來接濟貧寒的青年。蔡元培校長對他這種心懷天下寒士、惟獨不顧自己的高尚行為十分感動，為了不使操持家政的夫人為難，特意叮囑會計，發薪時先為李先生代扣下家庭生活費，免得李夫人難為無米之炊。而在事業上，他更是對青年關懷備至。一位同時代人後來回憶李大釗時曾深情地說：“我們把他當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視為道德上的最高典範”。
微言如閃首傳真
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成為我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
這不是偶然的。早在留學日本期間，李大釗就“喜讀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介紹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著作”，對社會主義學說有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嚴酷的現實使李大釗對民主主義政治產生了懷疑，繼續為民族解放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這時，他已開始注意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1917年三、四月間，他曾連續著文介紹歐洲一些國家的革命運動，特別是俄國二月革命發生後，他歡呼俄國羅曼諾夫王朝的倒塌，熱情歌頌高舉赤旗的社會民主工黨。他曾寫道：“今以俄人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製之不可複活，民權之不可複抑，共和之不可複毀，帝政之不可複興。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於今亦可不嚐試。苟嚐試焉，必且攖國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終以激成險烈可怖之變動。”這表明，這時李大釗的政治視野，已開始逐漸轉向了正處在劇烈變動中的東方。
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了李大釗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使他從中看到了中國民族解放以至全人類的新希望，他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1918年7月，李大釗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比較觀》，這篇文章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比較準確地分析了剛發生不久的這一曆史事件的時代意義，指出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敏銳地看到：“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失敗而告終。為慶祝勝利，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行了為期三天的講演大會。校長蔡元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勞工神聖》的演說，提出“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雖然他在這裏所說的“勞工”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科學概念，而且還不恰當地抹煞了資本家和工人的界限。但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一般知識分子對勞動群眾的新認識。所以，“勞工神聖”的口號一經蔡元培喊出後，很快就在北大和整個知識界流傳開來，成為青年學生和很多報刊的時髦用語。在這次講演大會上，包括蔡元培在內的許多人對帝國主義還缺乏認識，把協約國擊敗德國，看作“公理”戰勝了“強權”，幻想依靠英美等國實現戰後的持久和平。而李大釗則在大會上發表了不同凡響的《庶民的勝利》的講演（同時寫成文章），接著又發表了《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在這兩篇著名論文中，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揭示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指明帝國主義製度是戰爭的根源。他明確指出，這次勝利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他把十月革命比作“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一切曆史的殘餘，不論是皇帝、貴族、官僚，還是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將被不可阻擋的群眾運動所摧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這裏，李大釗向中國人民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社會主義必將代替資本主義這一曆史規律，同時也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真誠而熱烈的信念。由上可見，李大釗最初介紹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已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公開擁護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是在中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誌，也是李大釗開始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為共產主義者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