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李大釗返回北京。經過他深入細致的工作，統一了北京區委的同誌對國共合作的正確認識，使北京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同時，他還同在北京的國民黨負責人一起，改組和重建北京的國民黨組織，清除了那些依附軍閥勢力的反動分子，積極吸收優秀青年加入國民黨。到11月，北京的國民黨員總數達千餘名，其中約三分之一為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
1923年12月，孫中山委派李大釗和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並請孫洪伊密電李大釗即赴滬會商國民黨本部的改組事宜。隨後，孫中山在致黨內同誌函中，宣布組成國民黨中央臨時執行委員會，李大釗被委任候補委員。臨時中央全麵負責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項工作。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正式召開。李大釗由孫中山指定為北京的代表出席大會。同時中共中央還決定由李大釗、瞿秋白、譚平山組成黨的指導小組，李大釗任指導小組負責人，負責指導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共黨員。孫中山在開幕會上指派李大釗、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等五人組成主席團，協助孫中山主持大會。大會設立五個工作委員會，李大釗擔任其中的宣言審查、宣傳問題審查和章程審查三個委員會委員，成為大會領導成員中兼職最多的一個。大會在討論黨員問題時，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竭力反對共產黨員跨黨，提出要在黨章中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並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一種“陰謀”。對此，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表了義正詞嚴的聲明，嚴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他還明確表示：對於黨內這種“猜疑防製，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李大釗的發言贏得大多數代表的同情和支持，挫敗了右派分子企圖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的重要作用，正如何香凝所回憶的那時候，李大釗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藹與誠懇的態度，以及他的透徹而偉大的言論，一見便使人折服。他對孫中山先生的改組國民黨與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發揮了極其偉大的理論。現在想起來，那些話是非常正確的。在國民黨一大，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次大會標誌著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掀起北方革命運動高潮
1924年2月底，李大釗即以全副精力投入領導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在他的大力推動下，4月間組建了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並任執行部組織部長，成為執行部的實際主持人。原來國民黨在北方的組織基礎十分薄弱，除少數黨員外，沒有什麼黨部組織和活動。經過李大釗的努力，先是在北京建立了特別市黨部，隨後又委派一批共產黨員到各地，先後建立了直隸、天津、熱河、綏遠、察哈爾、內蒙、陝西、大連、哈爾濱等省市黨部。各地國民黨黨部的主要負責人都有共產黨人。李大釗通過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工作，使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逐步發展起來。當時國民黨中央曾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和四川等地設立地方執行部，結果，“其成績較著，而存在最久者，唯北京執行部一處”。
5月，由於張國燾被捕後的叛賣行為，李大釗被北洋軍閥政府明令通緝，李大釗被迫避居昌黎五峰山。反動軍警不但到他在北京的住處搜捕，並且到他的樂亭老家抓人。李大釗臨難毫不畏懼，繼續工作和寫作，並斷然拒絕家人要他向白堅武托情說項。他在給夫人的信中說明了他與白已站在了敵對的兩邊，“就是親兄胞弟，站在敵對戰線上也是常有的，何況我與白堅武？”他輕蔑地說那張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緝令，沒有什麼可怕，這種無恥的迫害是嚇不倒我的。他勉勵夫人說現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後再沒有時間來照顧家庭了。你應當堅強起來，千萬不要為我的生活顛沛流離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來撫養和教育子女。最後，他以一個共產黨人無比堅定的信念寫道：目前統治者的這種猖狂行為，隻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
6月，中共中央決定由李大釗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後，他繼續留在蘇聯參觀訪問。這年初冬，他懷著“我又要回到戰場上去了”的激情，不顧反動政府的通緝，秘密回到北京，迎接正在興起的北方革命運動。
10月間，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稱國民軍，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大計。李大釗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積極開展聯合馮玉祥及其國民軍工作的同時，立即著手恢複和發展“二七”慘案後被破壞的工會組織，營救被捕的工人領袖，使北方工人運動重新發展起來。
11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並在北上宣言中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是中國共產黨在1923年8月發表的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中就提出的，這時為孫中山所接受，因而在國共兩黨共同推動下，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國民會議運動，北京成為這次運動的中心。但當孫中山北上時，北方的政局已發生了變化，段棋瑞利用直奉戰爭控製了北京政府。他為討好帝國主義，竟提出“外崇國信”，反對取消不平等條約，並要以召開所謂善後會議來對抗國民會議。為抵製和反對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堅決支持孫中山，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善後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的群眾性鬥爭，同時加緊籌備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由軍閥、官僚和政客把持的善後會議於1925年2月1日開張，全國人民擁護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則於3月1日隆重開幕。兩軍對壘，陣線分明。重病中的孫中山，對國民會議促成會代表大會的召開，極感欣慰。這次體現人民意誌的大會，在李大釗全力指導下，開得認真而熱烈，取得了積極的結果。大會雖然不可能實現召集國民會議建立人民政權的目的，但極大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性，顯示了人民群眾巨大的組織力量，有力地促進了革命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在會議進行期間，孫中山於3月12日病逝。孫中山在京病重時，曾特加委李大釗等為政治委員會委員，參加國民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孫中山逝世後，李大釗是治喪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之一。在李大釗的領導下，發動了一次以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為內容的悼念活動。李大釗懷著對孫中山無限崇敬和深厚友誼的悲痛心情，撰寫了《挽孫中山》的214字的長聯，稱頌孫中山“砥柱於革命中流，啟後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餘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表示要依靠工農群眾，“遵依犧牲奮鬥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這次悼念活動，形成了一次廣泛的、強大的政治宣傳運動。
孫中山逝世後不久，上海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在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的領導下，發動了強大的聲援鬥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北方地區大革命高潮。6月間，在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心——北京，連續三次舉行了每次人數達二三十萬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不僅有學生、工人和市民，而且還有從郊區趕來的農民。同時組織了由四百八十多個群眾團體聯合發起的“北京各界對英日帝國主義慘殺同胞雪恥大會”，作為發動聲援鬥爭的公開性的聯合團體。李大釗為擴大反帝運動，還派趙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發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
在中國人民掀起的五卅革命風暴的打擊下，帝國主義改變策略，提出要在中國召開關稅會議，企圖用微小的讓步來欺騙中國人民，借以平息反帝的怒潮。中國共產黨及時揭穿了帝國主義的陰謀，領導人民堅決抵製關稅會議，主張關稅自主，收回中國主權。於是在全國發動了關稅自主運動，北京地區的鬥爭則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戰場。從10月中旬開始，在李大釗主持的國共兩黨組織的發動下，北京連續多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反動軍警如臨大敵，流血事件時有發生。隨著革命群眾運動的迅猛發展，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認為建立民眾政權的時機逐漸成熟，開始考慮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嚐試。11月18日，李大釗在《政治生活》周刊發表了《民眾勢力發展中的國內戰局》，具體分析了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和當前形勢，認為目前已出現以“民眾勢力作最後勝利以結束國內戰爭的朕兆”。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也確有了變化，正在進行的反奉戰爭削弱了奉係軍閥的勢力，特別是奉係重要將領郭鬆齡在李大釗、馮玉祥等的策動下，倒戈反奉，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並揮師逼近奉係的老巢沈陽。同時馮玉祥的國民軍也控製了京、津及直隸全境。這就為發動首都革命奪取政權創造了有利時機。
李大釗主持的中共北方區委會議，決定利用當前有利的時機，在關稅自主運動的基礎上，發動一場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政權的鬥爭。這就是當時所稱作的“首都革命”。為此，一方麵，充分發動和組織群眾，造成強大的革命聲勢，逼迫段祺瑞下野，組織國民委員會；另一方麵，爭取國民軍的支持，配合群眾奪取政權。為了加強對這次鬥爭的領導，北方區委決定成立由趙世炎、陳喬年、陳為人、鄧鶴皋、鄧潔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11月28日，北京革命群眾開始了一次奪取政權的英勇嚐試。這天上午，學生敢死隊和工人保衛隊開始活動，全城紅旗飄場，傳單飛舞。下午，示威群眾齊集神武門前，“人山人海，旌旗蔽天”。組織嚴密、規模浩大的示威群眾，包圍執政府，占領警察局和國會，隨後又直抵段棋瑞私宅，嚇得安福係的中堅人物紛紛逃匿。原準備捉住段棋瑞之後，宣布罪狀，逼其辭職，還政於民。但由於右派的告密，段棋瑞已早有準備；而這時國民軍的將領又臨陣動搖，違背原先的約定，不但沒有配合行動，反而采取了保護段政府的措施。這次首都革命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鍛煉了黨和群眾，積累了經驗，推動了北伐戰爭的到來。
李大釗在領導北方革命運動中，十分注意做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依靠和發揮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廣泛團結中派，同時對右派的破壞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國共合作後，右派勢力在北京的活動十分猖獗，他們組織各種右派團體，唱對台戲，抵消和破壞革命鬥爭。特別是孫中山逝世後，西山會議派麇集北京，舉行非法的中央全會，通過反共議案，並成立偽中央。對國民黨右派的分裂和破壞活動，李大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25與10月，中共北方區委和青年團北方區委聯合發表了《致中國國民黨員書》，指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須特別的團結而共同工作”，說明帝國主義和軍閥正是致力於“使國民黨分裂，破壞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合作”，因而作為革命者，“我們必要使他們的目的不能實現”。公開信強調，如果“受了帝國主義者奸細的影響，而致於破壞革命聯合戰線”，那將是革命者的奇恥大辱。李大釗在實際鬥爭中，既堅決反對右派的分裂活動，又注意分化右派隊伍，爭取受右派影響的群眾，使右派日益孤立。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對參加西山會議派的老右派進行了處分。大會肯定了北京執行部的工作，對李大釗等人“絕對的反對”西山會議派的鬥爭尤為讚賞。李大釗沒有出席這次大會，但仍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這時，北方地區反日、英，反張（作霖）、吳（佩孚）的鬥爭繼續高漲。1925年末至1926年1月，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領導北京人民連續三次舉行反日討張的國民示威大會。2月27日，又一次在天安門舉行數萬群眾參加的反英討吳大會，瞿秋白在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在中國革命高漲的形勢下，英日帝國主義及軍閥企圖聯合起來絞殺革命，並首先在北方圍攻國民軍。3月12日，防守大沽口的國民軍對意在掩護奉軍登陸的日本軍艦發出警告，日艦竟置之不理，炮擊大沽炮台，國民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奮起反擊，隨後並采取了必要的防務措施。日本竟為此糾合英、美、法、德等八國公使，以《辛醜條約》為名，於16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無理要求撤除大沽口的防務措施，限48小時答複。這一嚴重挑釁事件，李大釗主持的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得悉最早”，並議決於18日舉行大示威。中共北京地委也於16日下午召開緊急會議，李大釗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嚴肅指出這是第二個“八國聯軍”，要求立即行動起來，發動群眾堅決給予反擊。會後，進行了緊急的準備工作。17日下午，在李大釗領導下，各團體在北大三院舉行聯席會議，議決駁複最後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出京、18日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等事項。會後，派出代表赴國務院和外交部請願。
3月18日，北京十餘萬群眾同仇敵愾，集會天安門，抗議八國最後通牒。李大釗被列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當天，中共北方區委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劉伯莊等在開完區委會後同群眾一道赴執政府請願。這次和平的請願行動，竟遭到段祺瑞政府預謀的大屠殺。在這場持續半小時之久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共死難47人，傷者200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時，李大釗不顧個人安危，掩護群眾退卻，自己頭部受傷，並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機警得以脫險。
慘案發生的當晚，李大釗立即主持召開了黨團北方區委聯席會議，布置了善後工作，並決定繼續領導群眾堅持鬥爭。隨後又成立了由陳毅等負責的“北京慘案善後委員會”。
慘案發生後，段棋瑞政府為了掩人耳目，開脫罪責，在18日夜召開閣員特別會議，策劃了一個顛倒黑白的對李大釗等人的通緝令。李大釗被迫轉入地下，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繼續領導北方革命鬥爭。
大節凜不辱浩氣貫長虹
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釗於1926年3月下旬將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兵營內，利用使館區從事秘密工作。這年秋，當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中共中央要他前往武漢，許多同誌也勸他離京南下。李大釗考慮到北方革命工作的需要，特別是策應北伐戰爭的工作，所以毅然決定留下堅持鬥爭。
李大釗很早就很重視軍事鬥爭。還在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前後，李大釗就主動接觸馮玉祥，爭取他傾向革命。馮玉祥後來回顧這一段交往時，曾深情地說教授一夕談，勝讀十年書。當馮玉祥受到段祺瑞政府排擠後，李大釗積極幫助他溝通與蘇聯的聯係，使蘇聯軍援源源不斷地支援馮部。李大釗還派共產黨員到國民軍幫助建立革命政治工作。當北伐戰爭順利進展的時候，李大釗就通過多方麵工作敦促這時還在蘇聯考察的馮玉祥回國響應北伐。9月馮玉祥回國，17日在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宣布全軍正式加入廣東國民革命政府，響應北伐。李大釗積極幫助馮玉祥整頓國民軍，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著名共產黨人劉誌堅、鄧小平、陳延年、劉誌丹、王若飛、王一飛等，都由黨中央和北方區委派往國民軍工作。李大釗還對國民軍製定正確的作戰方針起了重要作用，馮玉祥曾寫道究應由南口攻北京抑應猛攻陝西而後出潼關？李大釗先生派人送給我密件，建議我出長安會師鄭州，我們加以研究，乃決定采用李先生的計劃，當定為‘固甘援陝，聯晉圖豫’八個字。國民軍的出擊，對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李大釗在隱蔽期間，除做了大量策應北伐戰爭的工作外，還積極通過各種渠道繼續指導北方各地黨的工作和革命群眾鬥爭。楚圖南同誌曾回憶當時他代表東北地下黨組織向李大釗彙報工作時的情景，他寫道：“由於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但兩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細地聽取了我的彙報後，讓我趕快回東北，轉告吳麗實：隨著大革命、北伐形勢的發展黨的活動還要發展擴大，東北也將成立新的機構。”這個時期，盡管革命力量受到嚴重的迫害，北方黨的組織依然發展很快。自“三·一八”之後一年間，僅北京一地，共產黨員的數目就由三百人發展到一千多人，國民黨員也由二千人增至四千三百多人。其他如山西的共產黨員也發展到近千人。各地工農組織也有較大的發展。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嚴重動搖了帝國主義在華的權益。帝國主義列強桿然以聯合行動幹涉中國革命。1927年3月24日的炮轟南京事件，就是帝國主義武裝幹涉中國革命的信號。與此同時，帝國主義還加緊在中國革命陣營內部尋找新的代理人，原來隱藏在革命統一戰線內部的蔣介石，充當了這一可恥的角色。這時蔣介石在南方加速了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步伐，而在北方，奉係軍閥張作霖也向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揮起了屠刀。奉係軍閥張作霖當時控製了北京政府，為了摧毀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逮捕“赤黨禍根”李大釗，不擇手段地施展各種鬼蜮伎倆。他們不但派特務在蘇聯使館周圍窺探盯梢，而且還派暗探化裝成聽差、車夫打入內部，“在黨部服務經過三月，所有黨中一舉一動，無不知之”。奉係軍閥在掌握了確鑿的情報之後，便立即求助英、美、日、荷蘭等國公使，要求準許他們進入使館區捕人。時任公使團團長的荷蘭公使歐登科立即召集秘密會議商議。原來帝國主義一直依仗《辛醜條約》，視使館區為絕對禁區，不許中國人隨便出入，這時竟表示這是“中國內部之事，應由中國自行處理，使團方麵概不過問”。完全默許和慫恿奉係軍閥這一蓄謀已久的罪惡行動。
4月6日清晨，奉係軍閥出動數百名軍警、特務包圍蘇聯使館，衝入舊俄兵營內，搜查了東交民巷內的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逮捕了李大釗等六十餘人。
李大釗被捕後，在敵人的威逼、利誘、酷刑麵前，始終無所畏懼，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的革命氣節和無限忠誠的革命精神。當時報紙報道李大釗受審問時，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他“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李無確供。李大釗在獄中受盡種種酷刑，遍體鱗傷，但他仍不倦地宣傳革命真理，鼓舞大家的鬥誌，贏得了全監難友的尊敬。他的夫人和兩個女兒與他同時被捕，但他在獄二十餘日，絕不提家事。他在獄中所寫的自述中，回顧了自己獻身於民族解放事業的一生，表達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偉大抱負；為了保護同案人員，他最後聲明：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光明磊落，光照天地，表現了在危難中舍己為人的高尚品德。
李大釗等人的被捕，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廣大學生、工人和學者，紛紛進行各種營救活動。被捕當日，北京國立九校校長開會，商議營救辦法，公推北大代理校長餘文燦，師大校長張貽惠為代表，向張學良陳述營救理由。隨後，北京二十五所大學校長又召集會議，進一步研究營救辦法。各界愛國人士紛紛上書反對黨獄，要求依法辦理。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也專門發表宣言，向張作霖發出嚴重警告李大釗等數十同誌之生命，即本軍三十萬將士全體之生命，誓心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北方鐵路工人得知李大釗被捕消息後，無比憤慨，立即組織了劫獄隊，決心不惜任何代價營救李大釗。當這個計劃通過組織傳到獄中後，李大釗堅決阻止了這個可能導致無謂犧牲的劫獄計劃。
但是，奉係軍閥竟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在帝國主義和其他軍閥的慫恿下，與在南方叛變革命的蔣介石相呼應，終於4月28日上午，將李大釗等20人絞殺。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刑架，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臨刑前的遺照，態度安詳，神色自若，堅定的目光表現了對敵人的無限輕蔑，對革命的前途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令人肅然起敬，無限景仰。犧牲時年僅38歲。與李大釗一起就義的有：範鴻劼、謝伯俞、譚祖堯、楊景山、鄧文輝、姚彥、路友於、張挹蘭（女）、李昆、莫同榮、張伯華、李銀連、謝承常、英華、閻振三、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等革命者。
李大釗的英勇犧牲，舉國震驚，人們憤怒地控訴奉係軍閥的反革命暴行。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發表悼念文章，稱李大釗是“最勇敢的戰士”，他的名字將為中國人民“牢記不忘”。國共兩黨在武漢召開萬人追悼大會，張太雷代表中共湖北省委致悼詞，何香凝後來回憶道在武漢開會，聽張太雷先生報告李大釗先生殉難的經過，我們都不能遏製地流下眼淚來。李大釗犧牲後，他的靈柩一直停放在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內。
李大釗犧牲六年後，即1933年4月，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由北大師生、生前友好及遺屬出麵發起，舉行公葬。22日，在妙光閣浙寺舉行公葬儀式。23日，舉行靈柩出殯儀式。沿途送葬者人山人海，設路祭，送花圈挽聯，不絕於路，悲憤氣氛籠罩全城。他的生前友好王烈、何基鴻、沈尹默等十三位北京大學的教授，為這次公葬募資立碑。劉半農受托撰寫的碑文，稱李大釗“理致謹嚴，思度宏遠，見者稱道”；“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遊日眾，名滿城中”。北京青年送的一副挽聯寫道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送葬隊伍行進中屢遭反動軍警攔阻襲擊，但靈柩仍被安全地送到了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地下黨送來的刻著鐮刀斧頭的墓碑，和李大釗的棺木一起長眠地下。這次送葬活動，成為一次強大的革命示威。
1983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萬安公墓辟地建造了“李大釗烈士陵園”，移葬的李大釗和夫人趙紉蘭的墓地，靜謐地掩映在青鬆翠柏之間。中共中央為李大釗撰寫的碑文，鐫刻在紀念碑的背麵，碑的正麵鐫刻著鄧小平同誌書寫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陵園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前來瞻仰的人們。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七七級、七八級畢業生發起建造的李大釗銅像，也巍然矗立在景色如畫的未名湖畔，成為這個最高學府繼承革命傳統的一個象征。在新的曆史時期，李大釗的革命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陳毅為李大釗殉難30周年紀念揮筆寫的詩文，是李大釗的壯烈一生的生動寫照。詩文為：
革命思想早，行動守紀律。
就義從容甚，大節凜不辱。
計公揮筆陣，前後十三年。
先驅好肝膽，鬆柏耐歲寒。
自學渾不倦，誨人何其勤。
沒有宗派氣，內外從如雲。
鬥爭結盟友，殉難慷慨同。
人民柴市節，浩氣貫長虹。
屈指捐軀日，迄今三十年。
人民大統一，告慰更向前。
（《北大英烈》第1輯，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