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高擎“民主”與“科學”兩麵大旗，以前所未有的戰鬥姿態，向封建主義的綱常倫理與吃人禮教、專製與愚昧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形成了至今仍為人們所樂道的五四精神。這一精神，不僅直接影響著近現代中國青年運動，而且也表示了整個國家與民族的新導向，其意義之深遠是十分顯然的。
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是既包括1919年發生的愛國政治運動，又包括源起1915年9月《新青年》雜誌創刊直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這期間，正是我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曆史時期。五四愛國運動成為這一新舊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因而作為五四精神，也就不能不表現出這一曆史轉換時期的特點，它的內涵和表現形式也不能不發生深刻的變化。
“五四”時期湧現出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癉精瘁力”的先進分子。李大釗正是這一精英群體的一個傑出代表。他是我國最早實現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動中所表現的特有的戰鬥性和深刻性，對許多先進分子的發展方向發生了明顯的作用。李大釗的思想和活動的軌跡，無疑對五四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
在近代中國，民主和科學思潮的出現，並非偶然。從根本上說，它們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產物，是適應民主革命發展的需要。
鴉片戰爭失敗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麵對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在愛國拯民情懷的激勵下，開始了對曆史的思考。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要求掙脫封建傳統思想強力的束縛，窺探西方世界國富兵強的奧秘。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19世紀後半期的初步發展，也為接受西方新思潮準備了必要的社會條件。
曆史似乎在開玩笑。西方國家的大炮轟塌了古老中國的圍牆，隨之而來的是殘殺、掠奪和無窮的災難，但同時又輸入了諸如進化論、天賦人權說一類的新思想。一些聰明的中國人逐漸學會了把西方這一文明與強盜的兩麵人加以區別對待，企求從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興中國的養料，用以遏製西方強盜的入侵。於是，一批代表資產階級傾向的知識分子，熱心於傳播西方的“新學”。應該說，發生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的變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運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宣傳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然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主和科學思想，在中國民主主義的實際運動中，卻不能取得與西方國家同樣的成效。
民主和科學作為鮮明的綱領性口號提出，則是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這次運動，是在辛亥革命成果喪失、封建軍閥勢力竊國弄權，民族的和社會的矛盾空前尖銳；同時民族資本主義又獲得暫時發展的機遇，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有一定的增強，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展開的。1915年9月，陳獨秀在他獨力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首先揭櫫民主和科學兩麵旗幟，聲稱“科學”與“人權”（即民主），“若舟車之有兩輪”，“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新文化運動的戰士以義無反顧的精神，用民主和科學作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衡量一切的標準，批判與它們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這場以傳播民主和科學為特點的思想啟蒙運動，就其深度和廣度來說，無疑都超出了鼓吹者的前輩。
李大釗是在辛亥革命之後開始步入政治論壇的。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卓越戰士和主將之一，積極投身於這場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鬥爭。李大釗在“五四”前期發表的一係列政論文章中，反映了他從一個愛國者到革命民主主義者並逐步成熟的過程。可以說，在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中，已經顯露了他兼有思想家的銳敏深邃和戰士的勇猛無畏這樣兩種品格。他的思想文章以其深刻的和獨到的見解，以及氣勢恢宏的風格，為這一時期的民主和科學口號增添了戰鬥性很強的內容和新鮮的氣息。
誠然，李大釗早期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思想，與同時代的革命民主派相比較，存在著某些共同的不徹底性，然就其主要的方麵與一般新文化運動參加者相比較，又確有其自己突出的特點。這主要是：（一）注重政治上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辛亥革命後不久，他就以敏銳的洞察力，最早揭露了袁世凱竊奪革命成果後出現的“假共和、真專製”，憤怒地指出令人扼腕浩歎的現狀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當袁世凱的複辟麵目暴露之後，他立即投入維護共和的實際鬥爭。他深刻分析了封建專製是中國長期停滯落後的根源，發出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再造青春之國家的戰鬥號召。他尖銳指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製不並存”。明確表示今猶有敢播專製之餘燼，起君主之篝火者，不問其為籌安之徒與複辟之輩，一律認為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而誅其人，火其書，殄滅其醜類，摧拉其根株，無所姑息，不稍優容，永絕其萌，勿使滋蔓，而後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圖，中華維新之運命始有成功之望也“》。堅定地表達了要求根除封建專製、建立民主製度的政治信念。（二）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他積極參加救亡圖存的實際鬥爭，並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作了一定深度的分析。當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他痛切剖析日本企圖獨占中國的一貫國策，”大欲難填，野心不死“二十一條”就是使我“斷絕根本興複之生機”的明證。他在深入揭露日本亡我野心及其既凶殘又陰險手法的同時，還縷析了帝國主義各國分割中國的態勢，特別指出，列強之於中國，都如同“虎狼”撲食，如若圖一時的牽製，取“引狼拒虎”的政策，喪權辱國的痛史“勢又緣茲以起，且至不可收拾”。這是對近代中國一個重要曆史教訓的深刻說明。（三）唯民主義的觀點。他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他曾說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他把反侵略鬥爭的希望寄托在國民的奮起自救，“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於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以前。”他相信光明緝熙之運，唯待吾民之意誌造之，唯賴吾民之實力辟之。表現了對群眾力量和奮鬥必勝的信心。（四）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因素。他在探求真理和參加實際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初步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他認為，宇宙是客觀存在的，是不斷發展和變化著的，“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而舊的毀滅”和“新的再生”是客觀世界運動發展的法則。基於這樣的觀點，他堅信“青春中華”必將代替白首中華，青年應奮其回春再造之努力。正是這種閃爍著唯物辯證法光輝的思想，指引並鼓舞了青年走向積極的、進取的革命人生道路。
上舉數端，表明李大釗早期思想所達到的深度，無疑是超越了同時代的進步思想家，反映了這一時期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傳播所達到的新高度。誠然，李大釗這時所熱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說，是“唯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製度為其形質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代議政治為特征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而他的唯民主義主張的主體，則是“由中流社會之有恒產者自進而造成新中心勢力，以為國本之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資產階級身上。如果說，李大釗早期思想上的積極因素大大超出了他的前輩，那麼，他的政治主張則沒有增加多少新的東西。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還是比較空泛、粗糙的，它的實際內容也仍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應當承認，任何思想家都隻能依據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進行活動，在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之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惟一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出路。問題在於，曆史已經判明，近代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方案的機緣，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流產就是有力的證明。
很顯然，在“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釗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戰士傳播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它雖然在當時反封建文化思想鬥爭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並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李大釗的政治視野當然不能不受到這種曆史的局限，例如，他從民族獨立的強烈願望出發，具有鮮明的反帝愛國思想，但對帝國主義的本質仍缺乏清醒的認識，他曾認為像日本這樣的“官僚政治”國家具有對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則不會向外侵略，他讚揚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還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和平、公理、正義等口號，讚為“平和的曙光”等；又如，他猛烈抨擊了辛亥革命後出現的假共和、真專製，但對“民權旁落”的原因還主要看作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而對封建軍閥統治的階級本質缺乏深刻認識，因而他曾把袁世凱的死看作“青春中華之創造，實已肇基於此甚至把袁死後諸如元宵開禁之類的動作，也視為”共和複活之所賜“；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華“的積極主張，但找不到實現的正確途徑，他雖然向往革命的變革，但又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從教育入手實現民權，認為”從事於國民教育，十年而後，其效可觀。民力既厚，權自歸焉，等等。
正如恩格斯在評論法國啟蒙運動時所說的：“1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製”。這種時代的局限，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思想家身上則表現得更明顯不過了。李大釗在政治上對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觀。他在1914年就曾無限感慨地說時至今日，術不能製，力亦弗能，謀遏洪濤，昌學而已。而當1917年張勳再演複辟醜劇時，他更為自己的“理想王國”夢幻的破滅而慨歎，一代聲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
這種情形並非李大釗一人所獨有。魯迅後來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這確是道出了這時一般先進知識分子的心態。這種“失望”和“頹唐”，既反映了他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這場革命結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現了他們經過對民主和科學的呼喚之後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
當然，在這種失望和苦悶之中，還蘊含著對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釗通過自己深沉的觀察與思考後說：“中國今日的現象全是矛盾現象，舉國的人都在矛盾現象中討生活，當然覺得不安，當然覺得不快，既是覺得不安不快，當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階段，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寄頓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靈性”。
“另外創造一種新生活”，這反映了曆史的要求，它也將由曆史的發展給予正確的回答。
二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振奮了中國進步思想界，李大釗首先把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馬克思主義在這時傳入中國並逐漸為中國人民所接受，這決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國工人階級正在日趨覺醒這一重要的社會條件外，還應該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以極端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舉世滔天之禍，全歐陸沉之憂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製度發生了極大的懷疑；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在中國接連破滅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噩夢”，陷入彷徨無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不能不開始新的探索；正是在這種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新的典範。本來，社會主義對中國先進分子來說，還隻是一種書本上的東西，陳獨秀在1917年初還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複雜，唯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現在社會主義在東方的一個大國成為現實，這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人類曆史和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啟迪了他們對指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於是，他們開始學習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積極的、活躍的因素，和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初步接觸，為他迅速而堅定地向馬克思主義轉變奠定了基礎。特別是他反封建專製的不妥協的、徹底的戰鬥精神，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見解，使他勇於追求真理，不保守自己已有的認識。他曾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表示了一定的懷疑和保留。他進而認為，如果代議政治難以實行，“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製，決非退於專製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焉”。可見他對政治製度的選擇，是著眼於有利社會的進步。因而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一傳入中國，他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代的信息，並給予了熱烈的歡迎和真誠的理解。誠然，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先進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轉變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都經曆了對舊的思想不斷揚棄和對新學說的逐步理解，以及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深化和自我改造的過程。因而在李大釗最初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中，仍然夾雜著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也就是合乎思想發展邏輯的現象。但必須肯定，這時李大釗在他的傳播活動中，主要的和突出的方麵，是第一個向中國人民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時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倡導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學風。正因為這樣，他的傳播工作給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口號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發生了合乎新的時代要求的變化。原來企求以民主和科學為武器造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現在則變為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釗所說的庶民的民主、勞工的民主，並把爭取民主同社會主義聯結起來。
李大釗首先集中論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劃時代意義，並初步把中國革命同這個新的世界革命聯係起來，從而賦予民主政治以新的時代內容。我們知道，當一個曆史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人們要準確把握它的本質是不容易的。何況，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已成為全世界反動勢力竭力攻擊的目標，迷漫全球的是對革命俄國的歇斯底裏般的詛咒聲。這種反動宣傳曾使許多人對十月革命產生懷疑和恐懼。而李大釗則透過反動派欺騙宣傳的迷霧，看到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曆史意義。他在1918年7月同時發表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和《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兩篇文章，運用曆史比較的方法，透徹地說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質、意義和人類曆史的新希望。先是，他從東西兩大文明體係的比較中，看到代表封建主義的東方文明和代表資本主義的西方文明都麵臨無法解脫的危機，從而把希望的目光轉向十月革命顯示的新文明上。他說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這裏所說的俄羅斯文明，是指十月革命形成的曆史新潮流、新文化，李大釗把它作為挽救世界危機的新文明的泉源。繼之，他把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作了比較，指出：“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於國家主義，後者傾於世界主義（按：指國際主義）；前者恒為戰爭之泉源，後者足為和平之曙光。”明確判定了處在不同曆史時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質，“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認為正是這一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時代，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他強調對於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們的態度“惟有翹首以迎”，“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雖然文章還有一些唯心主義的表述，但對十月革命的洞察和認識的深度，在當時曆史條件下確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種同類文章在當時世界各國也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