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後，李大釗又陸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和《新紀元》等論述十月革命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不僅更加堅定、更加熱烈地繼續謳歌十月革命，而且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十月革命這一曆史事件作了較深層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指明俄國革命所展示的基本內容。這主要是：（一）指出指導這個革命的是布爾什維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二）指出這個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製度打破”。“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三）指明這個革命是依靠群眾運動的力量，認為這種20世紀的群眾運動必將戰勝一切反動勢力而取得勝利。李大釗從上述認識出發，把十月革命喻為“驚秋之桐葉”，“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他並從這個新的革命時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國的一線曙光。他說，十月革命對於中國，“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著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為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工作”在李大釗以後的論述中，則更加明確地把中國革命看作是“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
由此可知，這時的民主主義已不再是法國革命時代的舊民主主義，而是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相聯係的新的民主主義。雖然早期共產主義者還不能科學地區分中國革命發展的兩個步驟，往往把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爭取的目標，但是對曆史時代發展的正確說明，卻確是使原來民主的口號發生了質的變化。
其次，深刻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聯合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從而把爭取民主自由、民族獨立同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緊密結合起來。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這是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然而這卻是包括新文化運動參加者在內的中國先進分子長期沒能正確認識的問題。近代中國革命慘痛的曆史教訓都同這個帶根本性的缺陷相聯係著。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由感性進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這個工作，也首先是在李大釗的著述中開始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於所謂“公理戰勝強權”，慶祝英美等協約國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揭露了這次大戰的真正原因，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從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上開始對帝國主義的本質有了明確的認識。1919年1月1日，他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第一次準確地表述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實質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他並明確提出了“我們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並的都該解放即實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自決的鬥爭任務。在五四運動期間，他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正確指出當時正在發展的愛國運動，不能隻限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要求撤換幾個親日派官僚，因為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的分贓活動，已經徹底撕去了它們所謂的人道、正義、和平的虛偽麵紗，證明”現在的世界，還是強盜世界，我們若是沒有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也還是沒有效果。引導人們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整個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從而把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聯結起來。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東交民巷裏有我們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軍閥統治者之間的主與奴的關係。
對於應當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問題，李大釗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深刻總結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經驗，闡明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思想。這就是：一方麵，不畏懼帝國主義，不輕視“民眾勢力”。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象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築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麵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於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產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他搏戰，信他必可摧拉；另一方麵，要認清“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強調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從前‘以夷製夷’的覆轍”。這裏所揭示的兩個思想，是隻有在透徹了解帝國主義的本質的基礎上才可能提出的，這反映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無疑地，李大釗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揭露並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鬥爭聯結起來，正確回答了中國人民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為近代中國先進分子熱烈向往的民主科學指出了實現的正確道路。這個事實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再其次，闡明以人民群眾為革命主體的思想，從而把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為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十月革命後，李大釗開始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考察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作用。他熱情歌頌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高潮中表現出來的群眾運動的偉大力量，認為這是滔滔滾滾的曆史潮流，是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別指出今後人類發展的前景必將是“勞工的世界”，並在1919年紀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預測了中國工人運動必然會發展起來。這時他已拋棄了要以中產階級為中心勢力的舊觀點，斷定“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他闡發了人民群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觀點，他說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麵’，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他還提出人民群眾要依靠聯合的力量，去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曆史。由於李大釗這時已把人民群眾看作曆史的主體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開始用平民主義或平民政治代替資產階級的代議政治的提法。這就是說，他要求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製度。李大釗後來在論述平民政治時，就尖銳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明確指出：真實的平民政治非打破這虛偽的議會製度必不能實現。這表明，李大釗這時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經是與資產階級民主相對立的，而與社會主義相聯係的民主政治。
這樣，“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潮，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改造，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就是由原來的舊民主主義開始向新民主主義的變化。這一變化，適應了新的時代要求和中國曆史發展的需要，從而也把民主的精神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也正因為這樣，民主已不再是一個空泛的“理想王國”的口號，而成為引導中國人民直接進行政治鬥爭的戰鬥旗幟。這種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說明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雖然還是很初步的，但已經開始顯示了這一新理論的特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從而不斷擴大它自身的影響。許多先進分子正是從這裏開始認識和接受這一學說的，走上了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例如這時的魯迅雖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但他從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先驅者的事業中看到了未來的希望，使他終於由沉默而呐喊而戰鬥，並為了“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有意識地“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由此可見李大釗的傳播工作所發生的深刻影響。
三
李大釗不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賦予民主以新的時代內容，使民主這麵旗幟發生了質的變化，而且還在科學領域，除了原來的自然科學而外，初步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真正的社會科學，並使之成為指導革命鬥爭和社會進步的銳利武器。
民主和科學是相互聯係的，正如專製和迷信也是互相依賴著的一樣。在“五四”前期民主和科學思潮中所講的科學，還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這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傳播並運用西方自然科學領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發的唯物論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條和宗教唯心主義作鬥爭。他們在這方麵的工作雖然還有缺點，但應該肯定是有重要建樹的。這正如陳獨秀1919年為《新青年》寫的《本誌宣言》中所說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但是，如果說，這時的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科學方麵，大體上是擁護唯物論的，那麼在社會曆史觀方麵，則仍然停留在進化論、唯心論的認識水平上。中國先進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解釋社會曆史，把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生物競爭說看作是適於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自從19世紀末，嚴複把赫胥黎的《天演論》（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翻譯介紹到中國後，正在尋求民族自強的中國進步思想界就把它視為“經典”，成為鼓舞國人奮發圖存、自重自強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認，進化論的觀點，對於破除“曆史循環”論、“道德複舊”說等等陳腐說教，破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觀念，起過積極的作用；它使人們相信社會製度、倫理道德都要適於社會環境變化的需要而變化，相信新舊嬗替、青春戰勝白首的一般法則。但是，進化論的觀點並不能提供對社會曆史的科學認識，更不能正確回答中國的出路問題。相反，那種“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庸俗進化論觀點，還往往掩蓋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甚至成為為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工具。陳獨秀就是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認為中國落後的原因是在於自己的不長進，而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在1914年由於激憤於國內政治的黑暗，竟至提出歡迎外國的幹涉，這純是十足的昏話。在近代中國，天演一說確是振奮了進步思想界，但同時又成為先進分子認識進一步發展的羈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新文化運動的前期，而早期的李大釗亦不能免。李大釗早期思想有雖不完備、卻頗活躍的唯物辯證法觀點，但他的哲學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進化論、唯心論，而後者的束縛作用也是明顯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對德意誌帝國的錯誤讚揚，便是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一例。應該看到，庸俗進化論思想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是中國先進分子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能正確理解“自強”與反帝、漸進與革命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認識論上的根源。
這種情形，直到中國少數先進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李大釗是在我國傳播並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先驅，這在他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1918年以後，發表了一係列論述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文章，並先後在北大、女高師、師大、中國、朝陽等多所大學開設相關課程，發生了很大影響。他運用唯物史觀廓清思想界濃重存在的唯心史觀迷霧，並運用這一新的曆史觀、方法論重新解釋中國曆史的變革，考察中國的社會問題，是隨著他自身認識的不斷提高和深化而日臻成熟的。他對唯物史觀的宣傳和運用——這在我國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李大釗在宣傳和論述曆史唯物主義方麵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社會曆史領域內，以唯物史觀取代了唯心史觀，以階級論取代了進化論，奠定了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的基礎。他相當準確、深刻地把握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作了原則的區別。他指出：“舊曆史的方法與新曆史的方法絕對相反”，舊的曆史觀，即唯心史觀，是“尋社會情狀的原因於心的勢力”；而新的曆史觀，即唯物史觀，則是“於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他對社會曆史變動的原因作了深層的分析，認為“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民群眾“生產衣食方法的進步與變動”是社會曆史發展的關鍵力量。因而離開了“物的勢力”，便不能理解曆史變動的真正原因，那種用“心的變動”解釋曆史的進化，是因果倒置，是對曆史發展的唯心的解釋這就在紛繁複雜的曆史現象中，指明了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同時，他又認為社會的進步不是等待“經濟生活”的自然變動，而是肯定“一切進步隻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認為階級鬥爭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階級社會裏各種政治活動，“其根本原因都在殊異經濟階級間的競爭”，因而在當代的解放運動中，隻有用這一學說發動工人運動，人民群眾的曆史主動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發揮，經濟製度的變革才有可能實現。根據上述觀點，李大釗號召人們摒棄神權的、精神的、個人的、退落的或循環的舊曆史觀，樹立人生的、物質的、社會的、進步的新曆史觀。他指出，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外力的作用，隻能“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把人當作一隻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棄舟，漂流於茫茫無涯的荒海中”。而把曆史變動歸結於“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動，這種曆史觀完全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進而，他明確提出曆史研究的任務在於：“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即把曆史科學作為“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於其中發見曆史的必然的法則”。這表明，李大釗在我國第一次使曆史學成為研究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成為指導和促進曆史進步的科學。
李大釗在論及曆史學時曾說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曆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而他在中國傳播和確立唯物史觀，也同樣具有這樣的意義。
李大釗傳播唯物史觀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他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曆史和社會問題，初步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導了革命的實踐鬥爭。他根據曆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麵構造。表麵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這就正確地論證了一定社會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等上層建築，是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而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它的上層建築也必然引起相應的變化。他運用這一原理，具體分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與上層建築，並第一次對“五四”時期正在展開的思想文化戰線的鬥爭作了科學的論證。他認為中國封建的政治製度、倫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基礎結構”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真理，配作中國人的萬世師表而是因為”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這是孔門教條得以沿襲的深刻根源。他認為，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重大變動，近代的思想潮流也發生了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方麵，為封建經濟基礎和專製製度服務的孔門倫理，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另一方麵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在這種解放運動的潮流麵前，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築些孔教堂，到處傳播‘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威靈了。他特別指出，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勞工階級的覺醒，發生了”勞工神聖的新倫理、新觀念，並預示了工人階級必將通過對社會的根本變革實現自己的曆史使命。他的這些精到的見解，從根本上批判了封建複古主義的種種謬論，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個曆史法則：在近代中國，封建倫理道德的根本動搖和新思潮的興起，都是不可逆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