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李大釗對孔子學說的批判並不限於思想批判本身，而是深入剖析它的根源和本質，這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在輸入西方新思潮、“打倒孔家店”的戰鬥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偏頗，這就是當時的先進分子較普遍地誤認為，依靠這種思想的力量就能夠促使新的社會製度的誕生；又由於這種誇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因而在對待文化思想上又容易出現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義弊病。而李大釗的上述見解告訴人們：第一，孔子隻是一代哲人，並不是“萬世師表”，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為封建經濟基礎服務的封建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第二，既然是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那麼，“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這個科學的論斷，引導人們認識隻有經過社會革命才有可能實現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的根本變革。
李大釗在考察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時，對於根本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製度作了更加明確的論證和表述。還在“五四”前夕，他在《廢娼問題》一文中，就提出了“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主張，他說根本解決的辦法，還是非把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逼著一部分婦女不去賣淫不能生活的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不可。稍後，在他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篇論文中，又在理論上進一步論證了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見解。這一正確的主張，遭到了實用主義者胡適的非難，竟把它稱為“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以後展開的李大釗與胡適派的爭論，即問題與主義之爭，實質上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一次大論戰。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堅持了中國社會問題應當”根本解決“的革命主張。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科學地論證了隻有根本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建立新的社會製度之後，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才能隨之解決，並強調階級鬥爭是實現”經濟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過這次論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當時先進分子所關注的中國社會改造問題指出了一條惟一正確的道路。
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論述還涉及其他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由於本文不是專門討論他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思想，因而不再贅述。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唯物史觀的傳播，不僅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產生了巨大影響，更重要的是，它使先進分子開始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出路。李大釗曾描述說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裏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這反映了上述兩方麵的情形。
同樣需要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它傳播的初期，也隻是作為“五四”時期眾多新思潮中的一個流派出現的。真理是通過實踐和比較才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五四”以後，改造社會的呼聲迅速高漲，出現了百家競起、眾說爭鳴的局麵。在名目繁多的改造社會的設想和方案中，具有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工讀主義試驗，曾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發生過較廣泛的影響。例如青年毛澤東在改造社會的探索中，也在這時草擬過準備實踐工讀主義的建設新村計劃。北京等地“工讀互助團”的出現及其迅速失敗，使廣大進步青年從親身實踐中體驗到改良主義的舛誤。這種“創造新社會”幻想的破滅，促使他們轉向科學社會主義，選擇對社會問題根本解決的革命道路。
綜上可知，“五四”以後的科學思潮，已經是包括自然科學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科學這樣兩方麵的內容。誠然，李大釗同樣是十分重視自然科學的，他曾專門著文提出中國人民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思想，主張“竭力鏟除種族根性之偏執，啟發科學的精神以索真理，奮其勇氣以從事於動性之技藝與產業”。但他懂得單靠自然科學是改變不了舊中國的現狀的，而它自身也得不到充分發展。因此可見，李大釗對科學內涵的重要發展，不僅以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為科學精神奠立了牢靠的基礎，而且其社會革命學說的實行也為科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四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分子運動；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也還主要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輕視人民群眾的力量，不敢或不屑發動和依靠群眾，曾是中國先進分子的一個致命弱點。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雖然懷抱為民眾爭民主的目的，開始意識到啟迪民智對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並為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但對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仍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也依然同廣大群眾相脫離，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運動沒能發展成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當李大釗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他就深切體察到“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的社會苦難並對人民群眾的力量有相當的了解和信賴；而當他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後，更是迅速提高了對人民群眾的認識。他在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曆史作用的同時，還號召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深入到工農中去，努力在他們中間工作，共同創造新的曆史。他在五四運動前夕就說過：“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裏麵，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並具體提出了“到農村去”的主張。李大釗在這裏所說的“現代的新文明”，就包含經過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賦予新的內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也是指他認定的十月革命所展示的新思想潮流。李大釗的這個著名思想，應該說是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這一重要命題的最早的、然而也是明確的表述。
應當著重指出，李大釗這時能夠提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的思想，是同他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寄希望於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這一新認識緊密聯係著的。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以極大的熱情注視中國工農階級苦難的現狀，努力喚起人們對工農大眾解放事業的重視。他在《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一文中，以無限的同情描述了中國工人遭受的非人待遇，指出那裏的工人“無晝無夜的象牛馬一般勞動”，他們的處境簡直如同地獄一般；他還對工人的自覺鬥爭寄予厚望，並在實際上指出組織工人團體的必要性。他在談到中國農民的生活時說：“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認為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這裏明確地提出了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指明教育和發動農民的重要意義。而他在論述婦女解放的問題時，也明確指出婦女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相聯係，婦女的真正解放隻有在工農大眾的解放中得到實現。李大釗特別強調現在的時代是解放的時代，現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這包括工人對於資本家要求解放，農夫對於地主要求解放，女子對於男子要求解放等等，現代政治或社會裏邊所起的運動，都是解放的運動。
李大釗還十分重視推動工農實際運動的開展，強調決不能把工農的解放僅僅停留在紙麵上。1919年5月1日，在他的直接幫助下，北京《晨報》副刊出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介紹國際勞動節的由來，揭露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合理性，鼓吹工人階級的“直接行動”。到了1920年的五一勞動節，在李大釗的影響和領導下，北京大學的工人、學生五百多人舉行了紀念大會。這一天，北大的先進分子和工讀互助團的團員們，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示威遊行，沿途散發了幾萬張《北京勞工宣言》，號召大家起來，把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資本家驅逐淨盡，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收歸自己管理。為紀念這一年勞動節，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五一運動史》專文，詳盡介紹各國工人階級的鬥爭曆史，號召中國的勞動者，要把“今年的五一紀念日作一個覺醒的日期”；同時他殷切希望：五一運動，不要“隻是三五文人的運動”隻是紙麵上的筆墨運動，而要成為勞工階級的運動，街市上的群眾運動。李大釗正是基於上述的認識，要求知識分子深入工農群眾中去，先進分子同工人運動相結合。
李大釗這時提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的號召，是包含著這樣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思想。一方麵，知識分子要深入工農群眾中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創造新的革命力量。李大釗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啟蒙教育作用，他曾說知識是引導人生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知識階級要作民眾的先驅，去“開發他們”，教育他們懂得“要求解放，陳說苦痛，脫去愚暗”的道理這種宣傳教育工作，就是要“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裏麵”，即把社會主義的原理，勞動人民解放的學理，灌輸到工農群眾中去。他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一文中，痛切地教導青年說：現在社會大多數勞動的人都被少數不勞動的人掠奪一空，因而最苦痛最悲慘的人就是這些勞動的人所以我們要打起精神來，尋著那苦痛悲慘的聲音走。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麼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麼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麼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麼方法“？然後”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苦痛的原因。這是對青年的戰鬥號召，它在實際上指明了要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實際的革命鬥爭。另一方麵，知識分子在深入工農群眾的過程中，要努力改造自己。他號召知識青年回到農村，到最艱苦、最黑暗的地方去奮鬥。在工農群眾中，要采取“尊勞主義一鋤一犁的作那辛苦農民的伴侶，和工農群眾溶為一體吸煙休息的時間，田間籬下的場所，都有我們開發他們，慰安他們的機會”。他指出：“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他認為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應該是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而“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這就是說，革命知識分子必須是忠於人民，獻身於人民群眾的解放事業的。
誠然，李大釗提出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思想還是初步的，他在論證知識青年應當“到農村去”的主張時，也還表現出受到諸如民粹主義和新村主義一類思想影響的痕跡。這種對十月革命曆史的某種誤解，民主主義思想的殘留，在早期共產主義者的言論中並不是個別的現象。應當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初期所不可避免的暫時性的現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大釗畢竟是真誠地從十月革命中尋求中國的出路，努力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因而他論述的方向及其基本精神，是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革命鬥爭發展的需要，指引並鼓舞了一代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例如，1919年3月，北京大學由鄧康即鄧中夏等發起組織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原來是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響下，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主要向市民進行宣傳活動。五四運動以後，在李大釗的影響和指導下，他們開始深入到豐台、長辛店等地農村工廠活動，同工農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在原來講演團活動的基礎上，又派鄧中夏等到長辛店成立了工人勞動補習學校。隨後，在他們的具體幫助下，成立了工會組織性質的“長辛店工人倶樂部”。他們的工作，代表了十月革命之後中國先進分子活動的方向。
“五四”時期的曆史表明，中國先進分子從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實現這種本質的改造和飛躍，主要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並在參加革命實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這正是以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走過的共同道路。
曆史是一麵鏡子。在“五四”時期，談論社會主義曾經是一種時髦。像羅家倫、戴季陶這樣的人也稱頌過十月革命，然而，他們卻是站在工農群眾對立的方麵，不過是一時趨新學舌，或幹脆是為了遏製科學社會主義潮流在中國發生。羅家倫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一麵談論“社會革命”，一麵又說中國的普通人民一點智識沒有，若學習十月革命，中國將變為“生番的世界。戴季陶則公開承認他之所以談論社會主義，就是為了”用溫和的社會思想來指導社會上的多數人，避免他們將來紛紛的趨向到不合理不合時的一方麵去。即防止工農革命的發生。他們後來所走的道路，正是這種敵視工農群眾的必然結果。
陳獨秀則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典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籌建時期，南陳與北李齊名，而他在這一時期的重要作用是勿須懷疑的。然而，陳獨秀在表示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人民群眾的態度，甚至繼續蔑視人民群眾。他在這時仍認為：“群眾心理都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群眾，便失了理性”。當然，陳獨秀後期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而對待人民群眾的錯誤態度，不能不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陳獨秀道路的悲劇性，值得後人長而思之。
最後還有必要指出，那種形式主義地理解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想，甚至提出所謂“再教育”、“再改造”之類的口號，把它變成一種強製性、懲罰性的手段，是“左”的歪曲，是完全不足取的。但是，當我們徹底摒棄了這種“左”的幼稚病之後，應當肯定，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這一正確結論，確是代表了“五四”時期一代先進知識分子所開創、所走過的革命道路，確是從一個重要方麵體現了五四精神。這一精神的實質，正如李大釗所說的，知識分子應當成為“忠於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無疑地，這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並發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傳統。
五四精神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文僅從李大釗思想的發展及其影響這一角度，論述了“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思潮內涵的變化，表明這一時期提倡民主，提倡科學，已經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結合起來，而進步知識分子也開始走出狹小的天地，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結合起來。無可否認，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在這方麵的工作，確是代表了“五四”時期洶湧澎湃的新思想的主流，反映了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要求。我們所應當繼承和發揚的五四精神，正是這一曆史必然的集中體現。當然，我們在如實地反映這一曆史性變化的同時，也絕不能低估“五四”前期以民主科學為旗幟批判封建舊文化舊思想的積極意義；何況，它在今天也仍然是我們繼續麵臨的一個重要任務。應當肯定，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為民主和科學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舊中國所不能比擬的。但也毋庸諱言，由於我們黨在一個長時期內，對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清除封建主義的遺毒認識不足，特別是對封建意識形態在黨內，包括在黨的領導幹部中的影響認識不足，而片麵地把資產階級思想誇大成包羅萬象的東西，否認批判地吸取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的必要性。這種形而上學的猖獗，不能不嚴重阻礙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科學事業的發展。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的發展；沒有科學的進步，民主也難以鞏固。十年內亂這一曆史性的懲罰，使我們對中國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學的問題有了清醒的認識。我們深信：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將更好地發揚五四精神，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通過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化的建設和科學事業的發展。
（《高校社會科學》，1989〈4〉；收入《李大釗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